2013年，《南方周末》的朱又可先生说：你在写作版开个专栏吧，写点“故事性”文字。我说：好啊，那来一组人物素描吧。这样写起了《浮生》。最初，我想过参考《米格尔大街》、《都柏林人》、《小城畸人》，很快意识到，《浮生》是完全不同的。报纸版面把每篇局限在了两千字，使它无法像真正的小说那样铺展开来。除了鲁莽而自讨苦吃的我，几人会用小说的方式写专栏呢。
答应下来了，总要试一试。第一篇《浮生》花掉我整整三十天。写了一个中年男人，如何有惊无险地度过半辈子政治风浪。这是最为流水账的人生，芜杂琐碎，一地鸡毛。我的第一项工作，是从中找出叙述支点——这个男人的懦弱。他和寡母的冲突，他隐忍的处世态度，他被妻儿忽略的情感，皆源于他的懦弱。我据此挑选和拼接细节，又藉用细节抹去构思意图。毕竟，文字最终呈现人性的逻辑，而非作者的逻辑。
我继而意识到，这个中年人随波逐流的秉性，是很“中国”的。于是又定下整个系列挑选人物的宗旨：有个人风貌，又具备普遍性。这与我构思小说不同。在小说中，对于人的书写是第一目的。人性需要通过情境碰撞和一次次自由选择来呈现。写到一个人内心最幽深的地方，才可能触及普遍性。但《浮生》没有迂回空间。在两千字的人生里，我不得不剔除非常态和戏剧化。我让人物从最初开始，就粘连在社会历史的图景里。而在挑选整个系列的二十六名人物时，我让他们的年龄、出生、经历，尽可能参差。其意图是完成一场关于历史的微观叙述。就像用一枚枚浮子，标志出旋涡的方向；或用一个个有色彩的点，拼出关于历史的印象派绘画。因此，也可以借用一种略为庸俗的表述：《浮生》书写大时代中的小人物。这种意图使它拥有了“非虚构写作”般的气质。
初篇完成后，读者和编辑部的反响都不错。我拾掇勇气继续。写到七八篇时，停了下来。原因之一，是感觉把构思统统裁成两千字，未免太过浪费，也太过让人疲惫了。我调转笔头，将一篇《浮生》重写成小说。这个工作现已完成。它是一部跨度从1921年到1995年的长篇，将近四十万字，用掉我两年半时间。
在长篇的中途，我又逐渐重拾《浮生》。有了“大部头”的比照，我反过来发现，两千字“螺丝壳”里能做的“道场”，远比想象的多。譬如，它可以是文字实验场。我之前对语言的自我要求，唯简洁准确而已。续写《浮生》后，开始揉入文言和沪语。我想用古朴的语言制造年代疏离感，也试图让人物更具地域特色。
我从来有个习惯：只有看到人物在头脑里走动起来了，才敢动笔。最早学习写作时，人物都是一副“英译中”嘴脸。渐而随和下来，仍是满口落字成文的普通话。现在，我把上海话放进来，把做旧了的语言放进来，头脑里的人物突然有了不一样的鲜活度。我甚至能感受到他们噼里啪啦说话时，带有口腔气息的唾沫向我溅射而来。
和很多中国当代作家一样，我是被西方译著诱向写作的。经过十多年的跋涉，我试图回到明清笔记小说的语言传统里去。好在繁复的欧式长句早已被消化干净。我此刻需要做的，是逐字打磨，反复调试语感。词性的转变，虚词的取舍，节奏的口语化，句子的长短松紧。如何把字词平衡在生硬与烂熟之间，使它们产生不失流畅的新鲜感。尤其注意动词。名词决定了描述的丰富，动词则决定了生动。古典语言里的动词，往往有以一当十的风采，这是翻译体所欠缺的。比如《水浒传》中，好汉让店小二多拿些吃的，店小二便“铺”下一盘牛肉来。简单一个“铺”字，让人即刻想象画面：盘子大得豪放，几欲盖住桌面，牛肉在上头满当当摆开着。
沪语的融入又是另一回事。我几年前曾经思考过。当时的结论是：在普通话语境下，南方方言是吃亏的，因为北方读者看不懂。后来慢慢意识到，在地域背景明确的小说中，方言可以并且应该被运用，这对人物和叙述有着双重增益。至于能否让所有汉语读者看懂，那是对写作技术的考验。方言作为一种手段，写作者有权决定它出现的疏密度，决定它和上下文的关系。
此外还有个变化：我不再像最早的《浮生》那样标注具体年代了，而是用细节进行暗示。百来年的时局动荡，牵动了普通人家的方方面面。服饰、发型、风物、语言、精神面貌、起居细节，每种都隐藏着一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变迁史。随手举例，为什么会有爱国布。旗袍何时开始为节省布料而降低领口。刘胡兰头、柯湘头、红卫兵头怎样交替流行。布拉吉这种裙装的盛衰，如何跟中苏关系的亲疏程度相对应。“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后，故意用肥皂水洗白了的帆布工作服颜色，怎样一跃成为与国防绿海沧蓝相抗衡的流行色……我希望借助最细微处的描写，向小人物背后的大历史做出召唤。这同时也顺应了《浮生》起初的宗旨：有个人风貌，又具备普遍性。
（文章来源：任晓雯新浪博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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