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位》是一个偷来的小说。
2015年秋天，我意外地第二次进了鲁院。依然是高研班的序列，照旧是四个月的学制，但学员全来自往届高研班。据说院方曾为称谓伤透了脑筋，好不容易想出个“深造班”以示区别，民间立马有了更便当的叫法——“回炉班”，自然，我们都成了“炉渣”。这些被归并到一起的“渣”，原产自1至15号不等的“炉”。开学伊始，局面大体可以想象，自然还是原渣归原炉地玩。我们鲁十五阵容算是强大的，来了7位同学，其中就有北京的凯凯和山西的遥遥。凯凯因为儿子瓦力尚小，基本是上完课就回家，然后再在有课的前一晚坐末班地铁返校。往往尚在地铁上，凯凯便开始吆喝我和遥遥，大致那会我俩也正好外面干完一局。过不了太久，凯凯便会兴冲冲出现在我509室的门口，一手拎一袋罐装啤酒，另一手是一袋乱七八糟的零嘴。啤酒只是水，主要还是聊天。我墙上那只拉屎或者下金蛋的鸟可以作证，跟四个月里无数场天翻地覆的酒局不同，那些个晚上，三个老男人清汤寡水地在509还真聊了不少句文学。当然也不止于文学，我记得凯凯说了许多部队基层好玩的事，而遥遥经历丰富，故事跨度更大，其中几个大学校园故事让我印象尤为深刻。每一次，当小方桌上只剩下空罐头、撕破的包装袋和满缸烟蒂时，时间往往已不知不觉滑过了子夜。
四个月后回到绍兴，一切照旧。有一天整理文件夹，在未成稿的目录中，看到一个“湖面结冰后鱼儿去了哪里”的文档，有点好奇，点进去里面却就这么孤零零一句。当时想记下的是什么啊？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冒出来的这一句呢？根本想不起来了！再查文档日期，是在鲁院期间。于是依稀记起来，应该跟鲁院那个池塘有关。课间十分钟，大伙都会出来透透气，抽两根烟。池塘里有一群红鲤，冬天湖面结冰后就看不见了。也就只是记了一句话而已，并没有什么故事和想法。这会儿再打开，脑里忽然滑过一个场景，一男一女走过，女的看着那湖问了男的一句。接着，遥遥某晚在509说的几个校园故事跟了出来。也就是打了个转。对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这样的碎念每天都有很多。我是个懒虫，一向少有拿本本记的习惯。而且我总是固执地认为，一个好的念头如果真值得你写，它自然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光顾。
不可思议的是，这之后的一个多月里，它开始频频现身了。事实上，在此之前，我的大脑里打转着好几个小说，所谓的尚不够成熟，只是拖延症患者的借口罢了。忘了是谁说的，人都有惰性，在写与不写之间，我们总是会选择不写，而在选择写什么时，我们又总会选择那个相对容易的。
捱到6月，我不得不直面这个不断朝前挤搡的家伙。把两个主要事件贯穿起来，大框架差不多就有了。但是，还得找到那个让自己感兴趣的核。还有人物架构和人物关系的设置，还有空间和落到实处的场景，还有时间轴和关键结点。我写小说挺慢。在我的理解中，一个短篇某种意义上跟一个长篇并无区别。读者看到的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几个人物在一个很短的时间轴里的交汇。但对作者来说可不是的，谁的一生写出来不是一个长篇啊？作者必须得弄明白个中人物的人生脉络，了然他的来路，预感他的去处。否则，你根本不可能有叙述的自信。
动笔后，小说写得挺顺。在写的过程中我才意识到，背后不断推搡它的那股力其实就是记忆。键盘起落间，属于我自己的二十多年前的校园记忆扑面而来，他们就像一群暴徒，被冰封在大脑皮层的旮旯间，现在忽然就被一个故事激活。但故事对记忆的要求是苛刻的，“安静安静！”我不得不板起冷酷无情的面孔，更多的记忆只好潮水般悻悻而退。
事实上，高中毕业后我考入的是一家财税类中专学校，但是没关系，在它的边上——只隔了一个村庄的一条街——就有一所规模可观的师范大学，而我凑巧又有一辆小说中写到的“老乡传承的”旧自行车（忘记自己毕业后把破自行车禅让给了谁，那个给我车的老乡后来倒是有着令人唏嘘的人生经历）。在这条我无数次穿越的小街上，有一家破败的曼哈顿咖啡馆，老板兼服务生叫阿香，记得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了诗人俞心焦。还有一家新开张的打印店，我们的社刊《青麦田》就是在此油印的，说起来我们的副社长阿才可真是有一套，在他的花言巧语下，那个刚刚开始创业的苹果脸蛋的打印姑娘居然答应了先垫本付印，而阿才计划中资金回笼的主要渠道是去女生宿舍兜售。师大差不多就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我混迹其间的理由之一是文学。师大有诸多的文学社、诗社，我跟他们玩得很嗨。中文系文学社的社长周是个“蔫蔫的小个子”，认识不久就退学流浪去了。在我临毕业那学期，他忽然又蔫蔫的出现在我的宿舍。借宿一晚，拿了我一点零化，换上我的干净袜子，他就又“充了电的吉他似的”走了。除了人与事，师大校园也是我熟悉的。在图书馆的草坪上我写过一首叫“纸牌十四行”的诗，在商业街的那家旧书店里我曾经买过一本叫《梦见苹果和鱼的安》的诗集，“学兄学姐们留下的诸多放浪的地名”中最有名的一处叫情人坡，上面有一座美术系学生用坟砖铸成的狮身人面像，不远处是音乐系的琴房。令人遗憾的是，好多年前推土机已经把它变成了一幢新的教学楼。并不都是诗情画意，也有青春残酷物语。同班有个来自海岛的女同学，临放假了刚刚食堂排队时还拉扯过行程什么的，没几天却传来她的死讯，说是晚上跟男朋友压马路时被卡车撞死了。她母亲在殡仪馆边打滚边嚎啕，父亲则立一旁不出声地哭。第二天早自习，生活委员在讲台上分信，喊着喊着突然愣在那里——打住，打住。这都是与本小说无关的私人话题了。
有时候想想，小说家真是一种奇怪的生物。一方面，他们总是在努力地探究和呈现，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暗暗地躲避和隐藏。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读者信以为真，但又矢口否认读者的对号入座。他们寄希望于以文字对抗遗忘，又庆幸于以写作隐身自我。在这种悖论游戏中，他们活得既痛苦又欢乐。
初稿完成后，我邀功似的第一时间发给了遥遥及见证者凯凯。并且无耻地留言说，我偷了遥遥一个小说。遥遥回复说：挺好挺好。凯凯则给了个不怀好意的“窃笑”：这就叫先下手为强。我以小人之腹揣度：遥遥不好意思生气，可估计是后悔了。但是哈哈，木已成舟，后悔又有什么用呢？
放上一段时间后，我就把稿子给了《收获》的王继军。2009年第一次在《收获》发小说，我的责编就是王继军老师。那个《今夜无人入眠》，是一个给我带来改变的小说，此后，发表好像变得不再是问题。但与此同时，写小说于我却变得更难了——反正我写得更少了——这实在是一件让朋友们费解也让我自己纳闷的事。
对认可后的作品进行修改打磨，是《收获》的惯例。关于人物，关于结尾，关于题目。就我所知，至少有四位编辑先后审读过这个小说，并给出了意见。除了责编的N次沟通，程永新老师还专门给我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他后来在微信里说：我们不想让发在《收获》的小说留下遗憾。
如此劳师动众，如此不厌其烦。
我再一次确信，写作不是一件轻描淡写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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