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剑的小说风景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0:11:12 渤海大学学报 刘恩波 参加讨论
摘要：曾剑的小说创作，具有浓郁的军旅文学气息和深厚的乡土情怀味道。其作品是两者水到渠成的兼容与再造。充满心灵折光和精神画面感的设计与勾勒，让其小说涌动着诗意的笔致还有风情画一般的气质和本色。 关键词：诗意；可塑性；创造。 一个从湖北红安偏僻农村成长起来的小说家，他的根茎在泥土深处，在劳作的精神耕耘之中。当我走进曾剑的作品，内心最大的感受就是他写小说那么笃实厚重动人，即使有时候他用力过猛，甚至造成了艺术质量上的断裂乃至不足，但是，我不忍心说，他错了。是的，那像农人收割庄稼一般的将汗水和心血灌注到精神成果的不倦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本身就是一种值得我们尊重的修为。我觉得曾剑的一步步前行，一次次碰撞小说母体的大胆追求和尝试，都印证了文学生命的价值来自于虔诚，敬畏，还有献祭般的心灵焦灼与饥渴。读过他的一系列小说，从最早的《今夜有雪》到晚近的《净身》，从对军旅兵营题材的孜孜以求的书写到对乡土人生、故旧恩情还有其他社会问题的深度打捞和回眸，从“接地气”到内心的写意，每每震动于这位在小说营地上安营扎寨，愿意把肺腑和良心抵押给小说艺术的探索者的灵魂蜕变之艰巨，创作耐力之勤恳，而为我们呈现出的小说境界又是何等出类拔萃！ 在我眼里，曾剑的小说其实构成了人生的气象和艺术的风景，那不是单一轮转的模式化创作，而是一步一个脚印践踏出来的灵魂折光和风格叠印的画卷。 好的小说要有超越社会学范畴的审美学内核。汪曾祺先生当年曾说，“一个小说家第一应该有生活，第二是敢写生活，第三是会写生活”。[1] 曾剑长期生活在军营，对部队生活多有深度的观察，多有丰富的储备，加之艺术修养上的不断打磨和历练，因此，他写起军旅题材的小说，应该说得心应手，恰如其分。 看得出来，曾剑的创作首先是在场的，与生活湍流紧密呼应，许多时候是生命经历的赐予。他的作品明显带有个体自传的成分。不在现场，军旅小说就是虚张声势的。当然小说要有想象，但是军旅题材，最好是投入沉浸后的拔出，继而是创造，打磨，融汇， 读一读《冰排上的哨所》，还有《今夜有雪》，我们会看到曾剑的小说其肝胆魂魄，都与生活的质感体验，心灵的短兵相接无法割断血脉亲缘，从而铸成了那艺术上的感人肺腑的创化与再造。 批评大师哈罗德·布鲁姆曾在论述托尼·莫里森的小说艺术时，用充满狡黠和睿智的口吻写道，“请相信故事，而不是讲故事的人。”[2] 而我想说，对于有些创作，我们宁可首先相信讲故事的人，其次才是欣赏和看好他的小说。军旅题材创作，如果没有心灵的血与火的洗礼，身体和体能上的磨砺与较量，如果没有精神上的撕咬、颤抖和跨越，那么充其量就是苍白失血的无病呻吟。想一想《骑兵军》里的一些佳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若干章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那样的经典，谁会说故事的动人不是呕心沥血浇筑出来的生命佳酿！ 同样走进曾剑的小说，我们能感受到一种质朴深沉的自然力量和气息的贯通与畅达。 这首先来自人物形象的亲和力与可塑性，来自人物满身心激发和辐射的人性光泽。在《今夜有雪》中，体现的是营长李明辉的看似刻薄凶狠的一个决定。整个故事的脉络十分清晰，就围绕着李明辉部下为了更好地把掩体的效果做到最棒，而砍伐了老百姓的树木，这让李明辉在心理上过不去那个坎儿，于是喝令拆除掩体，把那些树木就地掩埋。在小说的尾声，作者用很简练的笔墨道出来年开春，李明辉带着他的队伍提前为老百姓义务植树的补偿之举。“迎春花开遍旷野时，细心的老百姓发现，他们的防护林加宽了，几千株幼苗，像部队集合的兵，虽在风中，却一个个站得那么直，那么立整。”[3] 《今夜有雪》明写军官暗写兵，他们构成了人物生命场的两极效应。曾剑在这短篇里笔墨精当，删繁就简，别有匠心，写出人物之间的对立冲突还有随之而来的沟通和解（来自价值观的一致），完全用动作和语言来展开描绘和勾勒。尤其是李明辉的神态，表情，口吻，行动，几乎像人物线条画一样很立体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显示了作家娴熟运用写实主义笔法的通透和自觉。 小说《冰排上的哨所》大概是曾剑自己看重的作品，——当他的短篇结集出版时，用的就是这个篇名。《冰排上的哨所》当然写得更结实厚重，在严峻的题材中充满了生命的柔情，有着唯美的气息和诗意的笔触。 这是兵味儿的小说，但实际上写的是人，人性，人的价值。其实，题材不过是提供作家心灵驰骋的跑马场。说曾剑是军旅作家，是就身份感而言，并不具备文学创作的实质意义。好的小说家理所应当是超越题材的限制，而用笔墨为人类的激情，命运和力量绘制艺术的精彩画卷的。就像约瑟夫·海勒二战期间曾任空军中尉，可他根据自己军旅生涯写出的传世之作《第二十二条军规》，你很难说就是军旅文学。换而言之，即便是军旅文学，本身也要通往普遍的心灵探索和艺术写照。这样的作品才能具有文学的强大的人生意义和深刻的人类学价值。 兴凯湖，小木屋，冰排上的哨所，在曾剑笔下，联结起来的是“我”和边防哨兵的浓浓的深情，是砥砺关切之中酝酿累积起来的人和人的道义，信赖和无声的帮衬。这篇小说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小说中的“我”是以军营作家的身份进入边防哨所，是来采风，体验边哨生活的。但是赶上冬天，哨所又处于那么一个恶劣的自然环境，冷风，冰裂，积雪，枯燥单调的日子，不是童话的世界，而是磨练人生命力和意志力的场所。作者落笔苍茫雄浑，而一些细节的线条，又带着人性的温度，有一种抱团取暖度过艰难的美好情愫蕴含在其间。 小说的细节之美，情感之美，意蕴之美，构成了《冰排上的哨所》的浓墨重彩的风格。在这篇作品里，曾剑的力道，曾剑的笔法还有艺术感受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展示与发挥。 “移步换景”，“移步换情”，将笔下人物贴近周围自然环境，贴近人与恶劣气候和生态的对峙和抗衡，贴近“我”与哨所卫士同呼吸共命运的张力场。严寒的天气，面对着冰裂的困境，人是需要一点精神劲头儿的，曾剑用散发着热气的笔触，抓住了几个人物的精神劲头儿。如司机李宝石的沉稳老练，胡指导的热情周到，大蒙古用身体充当暖水袋的助人为乐……很生活化，具象化，但性格和做派里面无不透视着人的情感和温度，人的气魄和筋骨。 为了渲染和升华作品的审美格调，彰显这沉闷枯燥寂寥边哨生活的动人之处，作者特意写了走出小木屋看日出的壮丽之景，写了他们巡逻回来后吹笛子吹口琴的情形，尤其是写了苍凉，感伤，而又不乏依依惜别之情的告别场面。作者善于在微妙之处落墨，铺垫，善于在克制里透露人生的信心与战士的豪情与柔情。他刻画“我”与胡指导的分手，就用“够着他宽厚的肩膀，使劲捏了捏”这样简短的字句，没有虚张声势，却字字入骨入心。 曾剑的创作，从题材的使用方面而言，其实并不局限军营生活，他的驾驭题材的能力是多角度多侧面的。如果一个人只会写工厂，只会写兵营，只会写农村，好像也能写出好东西来，但换了领域，就不会写了，不会转了，肯定也将注定受到许多局限。小说说到底，还是虚构的艺术。生活真实，到最后还得跨越到艺术真实的层面上。 《像白云一样飘荡》，就是曾剑从主旋律小说模式中挣脱而出的一次变奏，某种程度也是他想象力和心灵感觉的一次诗意飞翔。我说这是诗小说。他抓住了一个乡村小男孩在寒冬腊月里的一场春梦，写得灵动鲜活，感觉是曾剑写了最不像自己作品总体风格的作品，那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和出新。 这篇小说有十足的魔幻色彩，将乡间娶亲闹洞房等若干仪式幻化成了精神和肉体的交响诗一般的回旋与律动。形形色色，虚虚实实，亦幻亦真。情节高度意象化，细节有超现实主义的梦境光泽。那个取名黑鱼的乡野少年，孟浪真率，对男女之事似通非通，似懂非懂，但充满了神秘的好奇与大胆的想象和憧憬。 这篇小说应了汪曾祺先生的话，敢写，也会写。虽然不乏败笔。 先说败笔，就是无端多出来的那个后记。一上来就写道，“那个黑鱼就是我”，这等于前功尽弃的画蛇添足啊。这等于把一场绮丽的梦境，从虚幻之处一下子拉到板上钉钉的现实生活场景。僵硬，老实，妥帖，但已经不是诗意了。 说心里话，《像白云一样飘荡》这篇小说如果就是正文，不附加后记，真是非常精彩的作品了，是上品。然而，作者在现实主义惯性跑道上的一次重叠，又让他丰美无边的想象力滞缓了下来倒退到了起点，这是最可惜的无奈和遗憾。 也许，追求厚重，和同样追求灵动，总是难以浑然天成融为一体，这构成了曾剑创作上的软肋所在。当曾剑写得最棒的时候，他的灵动也是厚重。当他差了一个节气，那厚重就只是厚重，飞不起来了。 但是，无论如何，我真心喜欢《像白云一样飘荡》这样充满非凡想象力和民间精神火花闪耀的创作，虽然它在曾剑的全部作品里属于灵光一闪，微乎其微。归结起来，这样的小说的确是写到了勾魂摄魄的人生瑰丽变幻的奇异存在，原生态，原真，超越了道德礼法的束缚与羁绊，让人物内心的自由和原始的生命力尽意舒展跳荡。是的，黑鱼，“脱光衣服，把它们夹在树丫上。他低头，看了看清冷冷的水面，飞身一跃。”如此矫健而腾挪的笔触，于电光石火的惊人瞬间，就记录了人的天真，质朴和野性的斑斓。 写一个小男孩向往着闹洞房，看新郎新娘子的作态和情状，再以民俗之事加以渲染，加以烘托，——乡民会趁着新婚夜男女双方睡熟之际，会偷走他们的被子，第二天卡在湾里的神树上，让新郎新娘拜天地拜树神。多么美丽的故事诱因和起伏跌宕的生命场景，曾剑鬼使神差地抓住了这样充满天地人神共相欢会的稀罕画面，进而捕捉勾勒出其间动人的生态和情态，完成了一篇创意不同寻常的异类佳构。 在我眼里，曾剑的创作大体上呈现出“扎根”和递进式写作的样态。也就是说，他一方面以军旅题材的优势守望着自己的这一片乐园和乐土，以深耕细作的求实态度和求取之心，不断打捞，开掘，勾画着兵之子的精神画卷。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心故步自封，固守田园，有时候又会以出走和逃离的脚步，去另一片天地索幽探险。 于是我们会碰见另一个曾剑，那是一个失落世界的记录者，一个消失社会的保存者，一个心灵隐秘和神秘的窥测者。 如果翻开他近年的一些成功之作，我们会发现，前后两个曾剑在奇异地交织着，变形地磨合着，艺术化地组接着。《长跪大别山》和《净身》大概构成了作家创作版图的两条取向，两个支点。 《长跪大别山》依然写兵营和战争，但属于副线，主线是写一个乡村老奶奶（“我奶奶”）作为革命老人将自己的几个孩子都奉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故事里面显然加入了革命历史文化的触角，将奶奶作为核心人物，卷入了“我”“干爹”等其他人物的情感和命运的流程和漩涡之中。这篇小说显然不是亲身经历的体验状态下的产物，是将听来的历史事件加入了作者主观的想象和琢磨，因此读它，感觉到有一点有待消化的硬度。当然应该承认，《长跪大别山》毕竟还是写出了人性和人情的复杂因缘，很到位地处理了带有悬念的人物关系，譬如我的“干爹”实际上是亲爹，是为了补偿“我奶奶”的情感缺失而人为搭设的亲情。不过，就小说的艺术性成就来说，跟同样写过继题材的《净身》相比，还是显得多少有些失色。 不必讳言，发表在《当代》2018年第3期上的《净身》，是我读到的曾剑的最好的一篇作品。能够看出，作者在驾驭整个故事的构思和着笔之际，充满了艺术灵性的感召，激发和赐予。夏志清先生在堪称经典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曾经提到过，“一本小说的优劣，当然不能以主题的深浅来评价，最要紧的关键是这个主题是否得到适当的处理。”[4]其实，《净身》的主题就道德评判和主旋律价值来说可能不及《长跪大别山》更带有积极浪漫主义的色彩和光环，但是，作家在处理这个相对显得薄弱的主题立意时，却是整个情感的在场与拥抱，是艺术细胞的全部激活，大概那里面发酵着他过往人生的具体经验，感受和思维意识，这就保证了《净身》超越了主题内涵的相对狭窄，而走向艺术风景的纵深地带。 喜欢《净身》，看到标题，就有了向往。缘何净身，为谁净身，这是故事的总体悬念所在。作品从一场雪，一个电话写起，写到一个叫聋二的人临终咽不下最后一口气，等着“我”到现场才能瞑目。小说的整个过程干净利落，情节不枝不蔓，环环相扣，将“我”和干爹聋二的超越血缘的骨肉亲情刻画得传神，入心，如诗如戏，如画如谜。随着聋二身世，经历，心境，命运等等故事环节的具体交代，展开与勾描，加上“我”在家里的不堪境遇，造成聋二与“我”结为干亲的因缘，——进而小说用了最多的笔墨透视了聋二和“我”之间的生命故事。这里有乡情，民俗，鬼气，人的起伏跌宕的性格塑造，也有几多无奈，酸涩，孤苦的心魂写照。聋二是作者用煞费苦心的精气神耐心打磨出来的典型化人物，在他身上，有乡土中国和乡土人生的魂魄所在。可以说，曾剑抓住了人物之根，一个小人物命运的命门，他像苦菜一样随地而生，随时而长，命途不济，却给“我”送去了寒冬里的炭火，带去了情感的真挚守护。作者善于用细节的线条，传递主人公个性深处滋生的生命脉动，写了他的几次不同场合下的落泪，他的体态，手势，话语，都构成了相当动人的动感的画面。 好的小说是风情画，是精神的诗，是现实与梦境的交互生成。我读《净身》，仿佛看到曾剑的浓墨重彩之下的流汗的脸，酿造着人生血泪的肝胆文字里传递的美丽心愿。尤其是儿子给临死的慈父用水洗身，擦身的情境书写，一静一动，一招一式之间所负载的信息量，是小说的高潮，强烈地震撼着我们读者的心弦。《净身》从整体上看，宛如乡土的人生画卷，也像一首美丽而苍凉的民间歌谣。曾剑在这里打通了无情岁月和人之深情的障壁，接通了诗意和现实主义文学缔结交织起来的生命场，浓缩了故土乡音的流淌的余韵乃至现代化潮流下人们依旧恪守着古老亲情的返本归真的灵性冲动。 《净身》称得上曾剑的焦点时刻的写作。是对他这么多年痴迷守望文学领地的一次难得的回馈和报偿。小说无论从整体还是就细部，从主题立意到情节铺陈，从语言使用到形式感的营造，都取得了十足的收获和进展。应该说，《净身》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聚焦着各式各样的人物生活和性格的剖面图。立体鲜活的聋二的身边，竟然还矗立着同样生动具象的其他人物群像。他们都是高度性格化的精神化的。像父亲，母亲，麻团，银山媳妇，葵花，等等，有的是重头戏，有的就是几个动作过场，但都活灵活现，逮住了人物的魂儿，抓住了人物形象的根脉。写到此等境地，我们才能切身体会到前面批评大师哈罗德·布鲁姆讲过的话，“请相信故事，别相信讲故事的人。” 这个好故事，即使不是曾剑写的，也是好故事。 因为世世代代流传的故事，我们喜欢听的，并不在乎谁是作者。 我想以此跟曾剑开个玩笑，——我知道《净身》的稿费和影响都属于他。 当然，曾剑的缺失也所在皆有。最明显的，他有几个小说从开端都是从接到一个死者或者濒死者的口信展开叙述的。这就成了问题，雷同，而且小说具体的情节展开和推进上也有趋同性。我真心希望越写越好的曾剑在往后的创作之路上能够有意避开自己一不小心就踩上的雷区。 汪曾祺先生曾经认为一个成熟的作家不能老是一个风格，只有一种风格。最难的是文备众体，又自成一家。 就是说怎么写跟写什么一样重要而且必要。 平心而论，曾剑的小说形式上的探索意味还存在一定欠缺。太多的传统的写实手段，有时候过于拘泥作者自叙传成分的精神认同，反而束缚了文学的想象力和审美的创造力。要解决好虚构和真实的比例关系，处理好思想内涵与形式技巧的各自比重，从而让它们水乳交融合二为一，大概也是一个好作家不断前行的实践标识。 参考文献： [1] 汪曾祺 .汪曾祺文集·文论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144. [2] 哈罗德·布鲁姆.小说家与小说[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559. [3] 曾剑 冰排上的哨所[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231. [4] 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