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作家王安忆应台湾“余光中人文讲座”邀请，在高雄中山大学进行了三场文学讲座。从“小说”这一文体开始，作家将关于小说形式、小说逻辑、主题构架的种种观点娓娓道来。正如王安忆所言，她这一代的作家，也许在中国历史上处于最安定的一个写作阶段，而当被激情推动的写作慢慢退潮，呈现出日常状态时，写作者又该如何应对？
1 走上写作道路的时代背景
最早时候我们写作真的是完全凭热情，刚才张老师说过，我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写作，那时候刚结束一场大动荡，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初，我们这些50年代出生的人，被迫中断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当然谈不上了。我们过早经历生活，走进我们那个年龄没有准备走入的社会，开始成年的人生。年轻的时候好谈人生，以为自己很懂得人生，等到了现在的年纪，发现那时候人生只是刚刚开头，将来的日子有那么多、那么多，有那么多的人和事等着我们去经验，直至今天，也还有许多许多的未知。但在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是放大、强化，因为没有世故，所以单纯敏感，不妥协，不变通，其实就是生机勃勃。
最初的写作，就是有满腹的话要说。小说的容量特别适合倾诉，很容易被想说话的我们选择，说话的冲动使我们顾不上考虑小说是怎么样的形式，什么是小说能做的，什么又是小说不能做的，难免泥沙俱下。但是，这种经验和感情的冲击力是相当强烈的，是新时期文学最可宝贵的价值。同时期走上写作道路的同伴们，有很多后来都不写作了，我觉得可能是抒发的欲望释放了，感情得到满足，并平息下来。方才说过，50年代出生的这批青年，往往没有得到正统的文学教育，同时呢，我们其实过着一种文学的生活——经验、体验、走入人间社会，都是文学的必要条件。将人生文学化，可说是青春的美学，虽然学校教育停止了，但是阅读的活动并没有放弃，甚至更加自由与活跃。而写作这件事情呢，几乎不需要成本，每一个粗通文字的人都可以尝试，一旦尝试，事情就算开了头。“文革”结束，思想领域开放，至少是三代人，在同一时间里都拿起笔来，开始写作。我觉得小说是最适合当时人们表达需求的一个文类，它特别能够满足人，尤其是年轻人对现实的想象，因此有权利虚拟故事，化自身经验和内心愿景为实现。小说在外形上和现实非常接近，虚构又给予变形的许可，于是，梦想成真。
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有那么多的小说，我以为和我们写作者经历过丰富的社会生活有关系，和当时的气氛也有关系。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对小说是非常欢迎的，大家都期待在小说这个非常具象的形式里面，找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命运的投影。小说真的是应运而生。
今天在大陆，小说依然是文学的主流，虽然上世纪80年代共同走入写作生活的人在减少，许多人退出了，我以为他们具有的才华很可能不止这一项，生活的丰富性提供更多的机会，人们有更多的出路和方式展现才华，实现理想价值。但是，我以为也许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把写作者给筛选过滤掉了，那就是职业化写作。当一个凭热情走上文学道路的人，走到职业写作这一关，需要面临各种没有预期的挑战。近代中国人的天命不太幸运，一百年里就没有安定过，一会儿是外战，一会儿是内战，非常动荡，作家不能持续地写作超过二十年。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一直到今天，回头望，我觉得可能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作处于最安定的一个阶段，有三十多年的长度，那么长的时间可以供写作人安安静静地写作。于是挑战也来了，就是职业化写作，最初被激情推动的写作慢慢退潮，呈现出日常的工作状态，我们如何应对？
我个人觉得那一年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个重要事件。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条件是持续性地写作，持续写作就是对一个职业作家的要求，莫言之所以能够被诺贝尔奖所接受，等于是承认内地有职业写作者，在此之前你很难找出职业写作者。写作时断时续中，小说的美学也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在一个需持续写作的写作者面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当你的情绪宣泄完了，当你的那种激动的生活告一段落，进入生活的常态里面，连写作也成为常态的一部分，这时候你该用什么来支持你的写作呢？为什么要写作的问题经常困扰我，我相信每个写作人、艺术者都会受此困扰，就好比生存着的人会困惑，人为什么而生存？我一边走一边试图了解自己的困境，作为一个已经写作二三十年的人，可能有资格总结一点经验。
2 小说的形式：以类型小说为例
由于小说的形式是语言叙述，语言是普遍运用的日常工具，于是，小说会给人错觉，好像凡是识字的人，都可以写小说，是没有什么限制的。这么一个似乎看起来没有什么限制的东西，要怎么规定它的形式呢？某种程度上，限制就是形式，否则无法解释艺术的边缘。我曾听一个编舞的老师说，舞剧是不可以开口说话的。当然，现代艺术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事情，然而，所有的“可以”其实都是从“不可以”的对抗中来的；追溯到源头，还是不可以，我们今天就从“不可以”讲起。方才说，由于语言的日常性，它们很容易被掌握和操作，现在有了博客，每个人都可以写作。原先的写作至少在公布和传播上还需要人的实际操作，不那么容易被认可。比如要由编辑决定有没有价值刻成铅字，印刷成书。编辑在一定程度上对小说的规则做出仲裁，保证小说在限制里生成。当然，编辑的思想还是要受约于文学思潮，在此，我只是将编辑作为一个象征，象征着文学的限制。而网络写作已经大大削减形式的规定性，将其释放。但是你能够说这些所有的文字都是文学吗？似乎又不能。如果所有的写作都是文学，不就是没有文学了？如果我们还承认有文学的存在，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小说？在所有的“不可以”都解禁为“可以”，小说的安身立命就需要重新考虑了。
最近一段时间我比较注意类型小说，我觉得类型小说把写作的技术部分显性化了。美国最多创意写作的工作坊，全世界一百家里面有九十九家是在美国——美国人是个后天再造的民族国家，他们相信“人工开物”，他们将写作量化条件，使事情变得可以操作。而中国的当代小说，我说过，不时中断的写作，使我们没有时间总结经验，我们都是以经验与情感来写作，无一定之规可循。内地当代文学好也是好在这里。就因为如此，80年代、90年代涌现出大量的优质小说，无可模仿，不可重复，连自己都不能重复，也许一生就写出一篇好小说，以极个别的感受而推成。这些小说我以为将在中国甚至世界文学史上留下重要的记录，可它确实难以持续，因为太个别了。个别应该是小说的特质，但对于职业化却是挑战。或许我们只能持妥协态度，退到相对的普遍性里，寻找一些可举一反三的规则，也许类型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提供范例。我们常常看见西方人在旅途或者休闲的时候捧一本书，通常是厚厚的砖头样的一本，花里胡哨的封面，十有八九就是一本类型小说。小说多半有着基本格式，一开始一定要发生事情，形成悬念，不断派生出枝节，延宕解决的过程，在过程中，展露社会问题、历史政治、人性心理，有时候，也会启动相当严肃的命题。
3 小说的逻辑
在类型小说里，我以为确实具有一个有效的逻辑，根据现实生活的逻辑而来，所以可在现实生活里得到检验，这种检验很可靠，因为生活形成的常情常理已经被证实了合理性。可是类型小说把这些因果关系整理得太整齐了。而更胜一筹的小说采纳了生活里面微妙的隐性原则，它的逻辑也许是含混的，有的时候可能一加一等于负数，有的时候是反过来，递减到最后突然间得到一个大数，在加和减的过程中其实加入进来许多变量，仿佛是在现实的一般逻辑之外，却又是在一个更大的逻辑之中，生活中有着多少个别性和偶然性，好的小说家可以采纳生活当中所潜藏的模糊逻辑，这些模糊逻辑可能包含巨大能量，可产生推动力，像火箭突破大气层进入太空那样，推出我们平凡的生活。这些都是属于不可教的东西，而我们只能从可教的东西着手。
20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艾丽丝·门罗，早在爆得大名之前，台湾出过她的一本短篇小说集《逃离》，我非常喜欢。短篇小说是一种走在刀刃上的艺术，它非常危险，非常容易格式化，对写了这么多短篇小说的人来说，不格式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她会不断跳进自己设定的窠臼里去。但是门罗很奇怪，她的小说总是能绕过窠臼，超出规定好的逻辑，最终抵达意外之境界。我觉得这大约是女性作家的特质，女性作家比男性作家更专注于内心生活，男性恐怕因为比较早地走上社会的中心舞台，需要关心外部的世界，外部世界往往是概念化的世界，而从内心出发的生活，那种微妙的逻辑，往往是在女性作家注意里，更确切地说，就是在女性作家本身。
小说集《逃离》中有一篇名叫《法力》，特别地迷惑我。——被小说所迷惑的状态是很难得的，好的小说真的就是有魅力的，它会引诱你进到一个奇异的空间。故事说的是，一个有超能的女性邂逅一个梦想创造奇迹的男性，他们很合拍，这个男性希望能够在这个有法力的女性身上，实践他的科学大发现。不幸的是，法力在许多取证的实验中，渐渐减弱，甚至消失，爱情和生活都变得不堪，男性为摆脱女性，将她送进一所精神病院。最后的部分颇有意味，是以法力女性的闺密的视角呈现，仿佛她被传染到法力，也有了超时空的视觉，她看见法力女友被丈夫送去精神病院的场景。这男友在未告知女友送她去精神病院之前，已经签署好了文件，就放在他的上衣口袋里。女友看见临去医院时两人拥抱的场景，男友心想如果她还有法力，她应该能够看见隔着衣袋的文件——她隔空看物的能力常常用来帮助人寻找失物，他俩初次认识的时候，她就说出他衣袋里放着钱包，以及钱包里的东西——如果她能看见他口袋里的文件，那么就取消计划，不送她到精神病院，继续生活，继续研究，等待奇迹来临。结果女友没有表示抗拒，听从他编的疗养什么的瞎话，进了精神病院。那么，在闺密还原的情景中，就出现一个悬疑：难道她的法力真的消失了？假如法力还在，她怎么能够如此顺从男友的安排——她曾经去医院看望过女友，她平静从容地生活在囚禁中，这又像是具有法力，如果法力尚存，能够看见男友衣袋里的文件，识破圈套，她难道还会顺从吗？无论她知还是不知男友对她残酷的安排，事实上她都是接受命运，也许解释就是一个字：爱。当他要她的时候就去，不要的时候，她就离开。于是，爱变成了永不消逝的法力。
其实生活有着许多未知的合理性，每一个写作者和生活之间各有通道，一个秘密通道，这个秘密通道进入生活的部分各不相同，可能这就决定了我们各是什么样的写作者。当我谈到小说逻辑的时候，常常处在矛盾的情形当中：我一方面想告诉大家要认识逻辑，另外一方面又觉得生活另有不可捉摸的逻辑，它很模糊，很暧昧，不知道藏在哪里，我们很可能会错过它。这是小说很具挑战性的地方，令人欣喜又令人折磨。或者这就是小说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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