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人的怕与爱。我们这一代也并不例外。恐惧和爱常常是一个人身上最真实迫切的感觉，是身体移动时候的内在轴心。它们沉默而静谧，不被察觉，暗暗潜伏，充满力量，却往往在关键的时候推我们走向自己都不能预料的方向。
前辈常常对我们这代人摇头叹息，感觉和我们隔绝甚远，追求与关注皆很不相同。从某种角度说，这是事实，我们这代人怕的、爱的往往并不是上一代人怕的、爱的东西。但如果从更内在的核心去理解，那么这表象上的差异却并不代表真正的分歧。两代人的差异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大，两代人的血液里，有一种亲缘紧密相连。
每个人作为单独的个体，从睁开眼睛的那一瞬间就开始面对世界，一个庞大、看上去复杂、环绕在周遭每个角落的作为整体的世界。一个人，面对一个世界。生活的张力来源于此，怕与爱也来源于此。每个人都从这孤独的一点出发，却最终走向不同的落脚，因所见不同，彼岸便不同。如果说上一代人的恐惧是面对洪水滔天不知道哪里才是安定落脚，那么我们这一代人的恐惧就是面对船只井然害怕被塞进已有的航道。他们怕的是看不到终点的旅行，而我们怕的是看得到终点的旅行。两种恐惧都是内心深处本能的抗争，来自对命运的微弱挣扎，不愿被动地被抛撒，不愿失去个体作为个体的最后的真实。这原本是相同的生命本能，却带来截然不同的行为显象。前辈希望我们在乎的，我们不在乎，前辈试图紧紧抓住的，我们试图抛开。目力所及，常常是纷争四起，隔绝丛生，叹息连连，交流空缺。
2002年春天，我得到第四届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之后顺利考入大学，很长时间没有写作。
客观地说，我从小就不是一个拥有讲故事天赋的孩子。我从来没有过像萨特那样，在童年的臆想空间中策马平川，仗剑天下。我不善于讲故事给别人听，不会应用语言的奇诡，也不懂得即兴演绎，即便是复述刚听来的小趣事，也往往讲得平铺直叙，兴味索然。我从小喜欢看书，看很多童话、侦探小说，也看《红楼梦》，但那与其说是对故事感兴趣，倒不如说是对新奇的世界感兴趣。阅读给我带来的不是表达，而是行动的乐趣。我看书很快，充满好奇，领悟力强，遗忘得也迅速无比。我喜欢在同龄人当中懂得最多的感觉，我懂得世间有很多穷苦善良的人，懂得女孩要温柔善良才有人喜欢。我笃行实践，却很少书写。我的小学作文是中规中矩的好人好事，分数很高，却疲于应付。我不喜欢写日记，不写信，身边时刻环绕着大群小朋友，伴小姐丫环、游击队和强盗团，我们听故事，上演故事，但从不书写。
这些是我十岁以前最真实的生活。我对这段日子一直缺少回忆，像不擅长讲述一样不擅长反思。我停留在事件与情节的表象，缺少根本的理解与见解。我以为那一段时光没有什么特殊事件，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特殊性。我知道那一段日子是满满的，但却不知道有哪件事可称得上重要。
现在想来，我在大学的不写就是来源于童年的不写。我对写作的理解与误解都埋藏在童年，儿时的思想决定态度。有很多年我都在受内在冲动的驱策，时而激动时而困惑，却很少想到，所有的倾向内在的源头。
在我的童年，生活热闹、顺畅且平凡。我的家庭不富也不穷，家教平和宽松，学校竞争不强烈，小伙伴都住在同一个大院，每天吃饭、玩耍、上学、放学。和一些孩子要好，和另外一些孩子耍心眼闹脾气。收到过情书，也给男孩子送过礼物。总之是不缺少任何行动的可能，也就从未获得过倾诉的欲望。
以为书写就是一种倾诉，这是我对书写的误解之一。有很多著名的作家曾描述幼年孤独而封闭的成长，描述内心的无穷幻想和细微的敏感，我知道他们因此而提笔，将写作当作生活与自我的出路。我羡慕他们的情感丰富，但我不是这样。我有什么好倾诉的呢，我不知道，我的生活都是些寻常的事情，而那些寻常没有促使我倾诉。
与此相关的，是对书写的第二重误解。我知道困窘能够催生情怀，便以为所有的情怀都需要从困窘中催生。我在潜意识里把书写和生活里的事件分开，以为书写就是对生活里一些故事的描述，因此我并非不想书写，而是暗自期待自己的生活能够生出些生离死别，以便让我也有描述的机会。我希望自己有动荡坎坷的身世与成长，像故事里的主人公一样，能够含着眼泪回忆感人的背景。我渴望故事，但不是渴望去创作，而是渴望它发生，然后我叹息。我不觉得编造一些不相干的人和事对我的生活有什么重要，我想要的是经历。这种倾向在我懵懂的童年和迅速变化的大学一直贯穿，让我每每拿起笔又放下，长时间徘徊，我想要写一些虚幻的事出来，但又觉得生活本身还正在展开，让我不能转开目光，心驰神往。
直到很久之后，我才开始明白书写本身的真实性。我终于发现，任何事件的反应与描述都不唯一，确定这种描述——而不是事件本身——才是书写的真正任务。那种认为发生某种状况必然伴生某种情绪的假想，只是来源于对状况和对情绪都了解太少。书写并不依赖于生存状态，因为书写本身就是一种生存状态。
这些是我重新提笔的理由，只是它们来得有些晚，当我大四回到写作中来，距离新概念获奖已经几年过去了。
（节选自郝景芳博文《书写穿透时间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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