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就是生活”，这个曾经由罗伯特·潘·沃伦说出的句子模仿定义样式，也许的确可以是诗歌的一个定义。而在我随手拿到的一本词典里，“生活”被定义为“人类生存过程中各项活动的总和”，并且补充强调：“尤指谋求幸福的各项活动的总和。”这让我想到另一位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在其论诗随想录里写下的一句话：“地球上的最高追求是对幸福的追求。”那么，“诗歌就是生活”定义了这样的诗歌活动：去追求最高级的、可以名之为幸福的那种人类生存状况。
在这里，诗歌既总体性地泛指人类的诗性想象和创造、人类文明和文化判断中的诗情和诗意，也具体地去确认那种用语言（用非比寻常的思维语言和表述语言）对诗性想象和创造、诗情和诗意的呈现。诗性、诗情和诗意之于人类生活，从来就是无可替代的关键词，在我看来，它们如果不是因语言而成立的人的出发点，也会是人的目的所在。“诗歌就是生活”，说得如此精炼，并且精确地回答了诗人何为的问题—一代一代人的存在和发展、对名之为幸福的最高追求，有赖于处身于各自时代的诗人去发现和发明、去寻找和修复、去重新发现和发明诗性、诗情和诗意。这是语言的发现和发明、寻找和修复、重新发现和发明，更是人类生活的发现和发明、寻找和修复、重新发现和发明。
在此意义上，我愿意把那种“最高虚构”（是否“最高追求”的同义词呢？）的诗歌写作比作纯数学，它几乎是不为绝大多数人所理喻的神秘和神圣，并且仿佛不可能立即直接地为这个世界的事务所用。在时代生活里，看上去，精英化的诗歌总是被冷落、被边缘化，但是，须知，作为一种普遍人性的诗歌之应用，就像每个人都需要的算术，就像物理、化学、经济学里的运算，总也离不开纯数学原理；人们的写作，文学的、非文学的，人们的各种艺术行为，乃至建筑、装修、设计、广告、展览、时装、化妆、旅游等诸多方面，实则统摄于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想象和创造所提供的诗性、诗情和诗意原则。“诗歌就是生活”既为前提，诗人就相应地为这个世界而工作。
二
我想起去年深秋在丽江，我曾被要求就“我们的写作—世界之内还是世界之外”这个话题说上几句。那时候我刚写好一首《宇航诗》，就说宇航这件事情，好像很方便地就显现了世界之内和世界之外这样两个空间。我们可以把地球大气层以内当作我们的世界之内，地球大气层以外当作我们的世界之外。世界之内是一般人能够触及的现实世界，世界之外则是推测、想象的世界，是超现实的世界。
宇航，则正可比作我们的写作。我有时候愿意把航天局看成一个骗局，心想也许他们说的一切都是虚构。的确好像有人说美国人登上月球并没有真的发生过，登月直播只是在电视台里的真人秀。这就比较好玩，譬如说如果那些专家一会儿说冥王星是行星，一会儿又说不是，说火星上有水，说多少光年以外有一颗跟地球几乎一模一样的星球，但是我们的寿命不支持我们航行到那儿去，等等，不过是编造出来让大家开心或不开心的，我们就可以把这帮专家视为非常有想象力的诗人。当然这样想是为了更让我觉得它跟写作的相像。写作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从世界之内去想象世界之外，去发现世界之外，把世界之外纳入世界之内，扩展我们的世界之内，然后又从新的世界之内再次出发，投身进新的世界之外。
以前，当专家告诉我们说太阳是围绕地球转的时候，世界之内和世界之外是一个样子；专家后来说其实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时候，世界之内和世界之外的格局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认为写作要做的也应该是这样的事情。写作的航天器从世界之内发射出去，到世界之外，带回世界之外的消息，无论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会丰富和扩展我们的世界之内。朝向世界之外的写作也是为了说出我们的世界之内，这就跟有的航天器把我们地球上的声音、音乐、语言、文字、物质、元素带往太空，期待被有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收到和看明白，并终于找到我们一样。我们的写作既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各种各样可能的未来。我们的写作，可能是在世界之内和世界之外间的穿梭往还。在这种穿梭往还里，写作一方面改变着世界之内和世界之外的边界，一方面也改变着写作本身。而这些改变既是生活的内容，又是对生活的纠正，它仍然要说出—“诗歌就是生活”。
三
它还让我去焦虑我们眼前那个重大的生存困境—这会是更急迫的“诗歌就是生活”的难题。杜甫有一句诗：“国破山河在”，我们现在的生态状况，说极端点，大概却已经“国在山河破”了。我认为真就有这么糟糕—北京的雾霾，蔓延得到处都是的雾霾，正是这“山河破”的一个最突出的表征和最严重的状况。说得更沉痛一些，雾霾让我们像是活在一个空前巨大的毒气室里。这带给我一种新的绝望。我在上海出生，在上海这个被称之为“魔都”的大城市里活了五十几年，然而说实话我不喜欢都市生活，一直寄希望于乡村生活，寄希望于风景、山水。我写过很多有风景和山水的诗，那些诗在很大程度上跟我的生活现实形成反差，说它们是一种对抗也并不过分。后来我试着移居到离风景和山水比较近的地方，我把我的书房搬到常熟虞山脚下，正对着四季葱翠的山色，还很得意地把我在常熟的书房命名为“见山书斋”。它在我的生活历程里有一种象征意义，让我觉得“魔都”也许是可以逃离的。显然，“魔都”之所指，已经并非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或以上海为某种典型的生存和生活形态，而是它背后某些被追寻、乃至被追寻过度的价值和诗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代表时代进化和进步的价值和诗意促成了生活、生态和生存之恶。我们面对这样的现实：雾霾来了，风景不再，山水可以说完全给败坏了。对我来说，“见山书斋”变得没啥意思了，雾霾把大好河山全都变成了“魔都”……但其实还要可怕得多，我前面说了，毒气室！—我这么说的确因为联想到了奥斯维辛的毒气室，进而想起那句咒语般的提示：“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阿多诺用这句话表达了他深刻的绝望。
当雾霾把我们的生态变成空前巨大的毒气室的时候，我也能体会到相仿佛的绝望。就像奥斯维辛的野蛮不能不说是文明之恶的果实，雾霾这种野蛮，也不妨说是我们一向在追寻乃至追寻过度的价值和诗意的一个恶果。如果诗人对奥斯维辛的野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不想举埃兹拉·庞德那样的例子，我说的还不仅是在那种意义上的诗人有其罪责），那么，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让人窒息的生态里，诗人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无论如何，诗人有责任为他所处的时代描绘生活、生态和生存的蓝图，我们现在的处境如此，一定跟诗人描绘的那份蓝图在什么地方出错有关。
我还想提一下我写于去年的《宇航诗》。20世纪80年代的我时候也写过《宇航员》这样的诗，涉及宇航员在宇宙星际间的孤独和万古愁，折射人类生存的处境、人类生存的未来等主题。不过那首《宇航员》是以人类向往宇宙和到宇宙去追寻为基调的，我去年写的那首《宇航诗》，却是以人类的逃离为基调。我想象人们向外太空的发展将会是一种迫不得已，因为照目前这种态势，地球的生态很可能早晚再也不允许我们生活和生存。而很久以来，逃离的确不是主流诗歌意识形态所赞同的价值和诗意。当初陶渊明唱出“归去来兮”，他写下的那些田园诗有逃离的基调；谢灵运发明的山水诗，其动机和基调也是逃离，这些山水田园诗都曾被埋没过。杜甫则得到更多的赞赏，他以《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这样的诗句描绘的理想蓝图，更合乎时代进步的价值和诗意。如今房地产那么兴盛，广厦千万间已不在话下，可是正是在建成千万间广厦的进程里，生态遭到极大的破坏，雾霾让人都不知道怎么呼吸了，有千万间广厦可住好像也没什么意思了，天下寒士都住进了被裹于重重雾霾的广厦，想来也很难“尽欢颜”了。当初陶渊明和谢灵运还是有地方可以逃离的，他们逃向田园诗和山水诗，其实正是为了处理他们所面对的生活，包括诸多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和现实问题。在他们那里，逃离成了一条进取之路。我们现在碰到的局面，在许多方面实在比他们更加糟糕。我们甚至没办法逃到田园和山水里去了。在雾霾时代，诗人并不能简单地去描绘一个关于生活、生态和生存的田园山水诗的蓝图。可我们大概也反对不了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这样的蓝图，那仍然是一个值得去追寻的诗意理想。很可能，诗人要学会用逃离的方式追寻……
许多年前，读奥登《论读书与批评》这一束随笔的时候，我对其中题为《伊甸园》的一组不妨称之为散文诗的文字迷恋又迷惑。它描绘的生活、生态和生存环境的蓝图有点儿古怪，它的意义也以古怪的方式被我体会着。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奥登要把《伊甸园》置于他的论说文章里了—它差不多也可以是一篇“诗歌就是生活”的诗论，全文如下：
风景
像奔宁山脉那样的石灰岩高地加上一个至少有一座死火山的火成岩小地区。一条陡峭的锯齿状海岸。
气候
英国式的。
居民的种族来源
像美国那样形形色色，但北欧日耳曼族略占优势。
语言
其来源混杂如英语，但有高度的曲折变化。
重量单位及计量单位
不规则和复杂的。没有十进制。
宗教
有点散漫的地中海式罗马天主教。有很多本地圣徒。
首都的规模
柏拉图的理想数字，约摸5004。
政府的形式
绝对的君主制，经抽签选出，终身制。
自然动力的资源
风、水、泥炭块、煤。没有石油。
经济活动
铅矿、煤矿、化学工厂、纸厂、牧羊、种菜、温室园艺。
交通工具
马和马车、窄轨铁路、运河驳船、气球。没有汽车或飞机。
建筑
国家：巴罗克风格。教会：罗马风格或拜占庭风格。家庭：十八世纪英国或美国殖民地时期。
室内家具和设备
维多利亚时代的，但厨房和浴室尽可能布满现代装置。
正式服装
1830和40年代巴黎时装。
公共资讯来源
闲话。科技及学术期刊，但没有报纸。
公共场所雕像
仅限已故的著名厨师们。
公共娱乐
宗教游行队行赞美诗、铜管乐队、歌剧、古典芭蕾舞。没有电影、收音机或电视。
本文刊发于《创作评谭》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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