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写作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一个人在书房里，或者在任何地方，在那里思想，在那里构思，在那里焦虑不安，在那里反复折腾，然后成文，这整个过程完全是个人化的事情。但是，这个个人化却又是相对的，因为如果没有写作资源，纯粹的个人化是进行不下去的。所以，所谓的个人化是有必要前提的。
这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写作的资源。你的个性化、你的思想从哪儿来，你对生活的判断从哪儿来？无疑都是从资源当中来。
资源本身，有多种不同情况，比如有些属于间接的资源。间接资源可能更多的是通过书本，通过信息，通过其他各种途径了解，但不是写作者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直接了解到的。而直接的资源则更多是作家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当然，关于资源与写作的关系，在每个作家那儿，情况也不完全相同。作家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比如我就非常崇拜有天赋的作家，生活在当代，却能够把历史的一些东西、过往的一些东西写得那么活灵活现，那么让人佩服，那么让人相信，那么让人觉得是那么回事。这一类的作家我觉得他们通常是极有天赋的，并且非常自信，想象的虚构能力非常强。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作家，我写过往年代的小说是不太多的，我的小说绝大部分跟自己的经历有关，当然不一定直接写我个人的经历，但是跟我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有关系，所以在个人写作的资源上，我更注重当代性，或者叫当下性。如果说每一个作家的写作资源都相当于一个仓库，那么库存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库存的内容、库存的数量，都能决定作家的作品品质以及写作的时间长度。如果库存是固定的，作家长期坐在书斋里面写作，长期使用他的库存，那他的库存就会日益减少。这就需要不断地补充库存，以及更新库存。尤其是以现实题材为主的作家，应该时时处处注意补充和更新自己的库存，让自己的资源能够源源不断。而要想时时处处积累和获取资源，就要对现实生活保持特别的敏感，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东西别人会不太在意，但是在我们这儿，很可能就成为非常好的资源。如果我们把现在这个社会比喻为一列高速前进的快速列车，那么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那种剧变的感受是极其强烈的，和年轻一代有所不同，年轻一代出生时就在这个快车上了，成长的二三十年一直就是在这个车上快速地前进。但是我们这一代完全不一样，我们过去是在一辆牛车(慢车)上长大的，这形成了我们的世界观，形成了我们的价值观，形成了我们所有的对问题的看法。但是突然有一天，我们从牛车爬上了快速的火车，而且这列火车越来越快。随着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大，坐这列太快的火车就会眩晕，就会接受不了，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作家在当下写作的时候碰到的一些困惑。
困惑是什么？困惑就是最好的资源。我们对于今天社会和昨天社会的认识，就是反差特别大，这种大反差对作家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同时又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因为我们成长中形成的许多观念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挑战是什么？挑战就是最好的资源。从我个人创作的情况来看，我的资源就是我们的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我写作的灵感和出发点。比如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高科技，技术的高度发展，给人们带来无比方便、快捷、舒适的生活，但同时，又让人们时时处于被动状态。我们被技术主义所束缚，却又离不开技术主义，痛并快乐着。
有一天一位评论家突然问我，你是不是写了一个关于手机的小说，我说是的。他说你好像还写了一个关于名片的小说，我说也是的。他说你还写了一个关于邮箱的小说，电脑发邮件的。他问了这三个问题，我发现一个问题了，他在研究我最近小说的走向。他说我看到你的小说就想到欧洲工业革命时期，就是18世纪30年代开始发生的欧洲工业革命，用大机器的生产取代了过去手工业的生产。一个社会从农业进入到工业在慢慢发展，但是一旦进入了机器化以后就开始快速发展，那个时代的作家也曾经面临过无所适从的时代，他们成长的时候是工业革命爆发之前，而在他们写作的时候工业革命爆发了，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和我们现在的处境十分相似。
就说一个最普通、最普遍的例子吧——手机。
有一天我坐火车，和接站的人约好下车后打电话，他在接到我电话后，再将车子开过来接我。结果我下车的时候，发现手机死机了，完全手足无措，只能傻等。其实手机在给我们带来极大方便的同时，时时都隐藏着某种危机。后来我写了一篇小说，写某个人坐飞机去外地开会，下飞机后发现手机死机了，不仅是接站的人联系不上，连开会所在的宾馆和会议的内容等，都在手机的短信里，一旦死机了，就完全没有办法了。于是他想方设法找电话，向别人借用手机，可人们警惕性高，不肯借；想打磁卡电话，因为时间太晚，买不到磁卡，最后干脆打了车进城再说。他不知道会议的地址，只好先随便找个宾馆，因为宾馆里肯定会有电话，但是宾馆总台的电话是内线，只有住宿到房间并开通长途才能打电话。于是他又只好先住下，并交了开通长途的押金，好不容易进了房间，看到电话，拿起来，拨了外线，电话通了，却不知道该打给谁，因为大脑里没有一个记得住的电话号码，现在的电话号码在手机通讯录里都变成了人名，人们早已经不需要费心记住任何的电话号码了，于是麻烦大了，谁的号码也想不起来⋯⋯好一番折腾，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开会的宾馆，已经是第二天下午，赶过去的时候，会议已经结束，接待方已经在送站了，搞会务的人也不知道他是刚到的，就把他一起送到了飞机场，于是，他又坐飞机回家了。
我写完这篇小说的时候，恰好和一个在国外工作生活的喜欢搞文学翻译的老师通电邮，她告诉我一件事情：今年暑假，她带儿子回国，因为孩子平时触“电”太多，她决定过一个无“电”暑假，所以手机、电脑、平板等一概没带。结果一下飞机，就出问题了，接站的那个人根本没在约定那地方等他们，她又没带手机，无法打电话。磁卡要五十元一张，打一个电话花五十元太浪费。再去找投币电话，但投币电话非常少，找了半天总算找到了，投币进去却没反应，旁边的清洁工告诉她，投币电话坏了。总之是在机场折腾了老半天，最后才在另一个地方找到了接站的人。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的国内生活也是如此，去医院看病，护士说，你留个手机号，说没有；留个家里的固定电话，也没有；那就留单位电话，没有。护士像看怪物似的看着她，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人怎么会没有电话。到银行办网银，要有手机，没有手机办不成。她整理家里旧物，收旧货的大哥拿着手机说，您留个手机号给我，以后我再来您家收⋯⋯
我们都知道，手机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方便，节省了多少时间，减少了多少麻烦。我们同样知道，手机给我们带来多少麻烦，手机让我们出了多少洋相，手机把我们束缚捆绑住了。
于是，我们一边抱怨手机的麻烦，一边享受着手机的方便，乐此不疲。
这就是我们的时代。
二
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原创力，原创是一部作品的灵魂。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少作品，每年都有大量的新作问世，不管是传统媒介还是新兴载体，海量的作品充斥市场，从数量和规模上看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我们缺佳作缺力作，缺精品缺大作品，很关键的原因就是创新创优不够、文学原创力严重匮乏。一个没有节制的复制的时代，似曾相识的、人云亦云的、一般化的、表面化的东西很多，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有创新意识的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能尽如人意。前一阵子有个朋友问我，你在苏州几十年，生活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写作在这里，家人在这里，朋友在这里，社会关系在这里，几乎一切的一切都在这里，你写的小说，也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可你现在跑到南京去了，你去“上班”了，你去体会另一个地方和另一种生活了，你人生的风格会不会变，你作品的风格会不会变？会不会有一天写出南京味儿来了？
一个“变”字，引发了我的思考，也让我觉得有话可说了。我回答他说，南京味儿应该是不会有的，但风格的变化又是必然的。过去的三十年，我一直在苏州写作，给人印象就是苏州作家的特色，写的都是以小桥、流水、人家这种风格为主的小说，好像早已经定位了。这一类小说的故事不追求大起大落、惊心动魄，只讲究一种气场，讲究一种情状，讲究一点韵味，这可能比较符合苏州城市的风格。苏州城市的风格是由它的文化底蕴决定的，苏州人肯干事能干事，但不张扬不外露，风格上比较儒雅。我从小在苏州长大，受苏州文化影响感染较大，我创作的文学形象、营造的文学氛围肯定是苏州化的，这种风格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希望能够达到淡而有味、小中见大的境界，而不仅仅是精致精细。但是这种追求带来了问题，许多人能够感觉到你的淡，却感觉不出其中的味，于是就成了淡而无味了，就像有些北方人喝碧螺春的感觉，这是由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决定的。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的小说看似平平淡淡，但内含的是人性的东西，是内在的精神冲突，自己津津有味，但别人不一定认同。
主观上，自己也反省，什么样的作品能让人提起精神、感觉振奋。从客观上讲，我们身处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二十年前，苏州的小街小巷还在，街巷里的老头老太、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乡村妇女还在，就鲜活地在你眼前，但是后来慢慢地消失了，没有了。好像主客观条件都不让你再像原来那样写了，这时候变化就是身不由己的了。
我的目光投射的群体发生变化了。在后来的一个写作阶段中，我写了大量农民工的生活。其实不能说是我主动将目光投向他们的，而是这个群体扑上门来了，它急切而全面地扑上来了，它轰轰烈烈地扑上来了，你想躲也躲不开，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法跟他们分开了。他们帮你装修房子，他们给你送纯净水，他们将你无法处理的旧货垃圾拖走，他们日日夜夜站在你家小区门口，守护着你的平安日子。你到饭店吃饭，给你端盘子送菜的，几乎清一色是外来打工者；你走在街头，会看到一溜排开的工棚，如果你伸头进去看看，你就知道他们的生活处境是怎么样的。他们的大量出现和存在，甚至使得我们每一个城市的方言都渐渐地淡去了，就是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顽强地走进了我们的视线。只要不是有意闭上眼睛，你的目光就无法离开他们了。
有一天一个年轻的记者忽然问我，你写了许多关于民工生活的小说，但是你了解和关心过“80后”“90后”的农民工吗？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我所了解的和我作品中的农民工，大多数是“80后”“90后”的父兄辈农民工，他们在城市艰辛生活，省吃俭用，积攒下每一分钱，然后带回家去造房子，给儿子讨媳妇，再抚养孙儿孙女。所以，他们除了一天三顿填饱肚子，几乎没有其他消费，天一黑就在工棚里睡着了，听不见风声雨声，甚至连梦也不做，因为他们太累太困了。从这一点上讲，他们虽然人在城市，但并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现在，他们的子孙辈也进城来了，“80后”“90后”的农民工，他们比父兄有文化，一般都初中毕业，甚至读过高中，他们不可能像他们的父兄一样，早起打工，天黑上床，除了生存渴求外，他们的精神生活会是怎么样的呢？我开始关注“80后”“90后”农民工的状况，这是一群从物质到精神都想要融入城市的新农民工，他们恐怕也不会像父兄那样在城里干几年后再回老家了。我开始有意地关注他们，有一次和一位公司老总聊天时，他告诉我，他们公司数十位安保人员，无一不是外来的民工，他们住在公司提供的统一住房内，每个月的上半月，晚上在住处是见不到他们人影子的，一发工资，他们就出去消费了，下馆子，进网吧，看电影，去KTV，城里年轻人去的地方，他们都想去。于是，到了下半月，钱花完了，甚至连手机上网费都耗尽了，无处可去，蜗居在住处，无聊地熬着漫长的夜晚。他们没有积蓄，对收入基本没有计划，这样的日子，他们打算过几年呢？除了网吧和馆子，他们的精神追求又该在哪里着落呢？我们应该如何给予他们关注和帮助呢？对这样的一个群体，我想，我的目光，会更多地投向他们。
然后，我的目光又渐渐地从年轻一代的农民工身上，扩展到在城市打拼的更多的年轻人身上。他们多半来自农村、乡镇或比较偏远的小城市，是所谓的“外地人”，又多半有或高或低的学历，或者掌握了一门技术，他们的日子也许会比农民工稍稍优越一点，但是在城市，他们同样是最底层的、最艰辛的。尤其是上过大学、有学历的年轻人，不仅自己有梦想，想从物质到精神都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人，就连同他们的家人亲朋，都指望在他们身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的压力，比起农民工来，也许是更重更大的。在城市严酷的现实面前，他们如何面对生存压力，如何生活，如何实现梦想，等等，都激发了我写作的激情。我渴望了解他们，熟悉他们，写出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于是，家电安装工、网络维修工、公司蓝领、房屋中介公司的中介人员、年轻的机关工作人员，甚至快递员、邮递员，等等，纷至沓来，来到我的笔下，来到我的作品中。我打心底深处关心和关注着这群人，我希望他们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就这样，我的写作一直在变化。有一位批评家曾经说过，想不到“一直被认为温文尔雅、姿态柔软的范小青内里竟蕴藏着如此强烈的求变欲望”。确实，就我几十年的创作而言，变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正如这位批评家所说：“不同材料，不同对象和不同的内容都会导致手法、视角的变化。重要的是创作的变化往往是生活所逼。”
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大地，就是我们鲜活真实的社会生活，就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资源。就目前整体的文学创作来看，比起新鲜丰富、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我们的作品还远不到位，远不生动，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去探索、去实践的问题。作家们要在感情上跟各阶层的人们沟通，触碰他们的痛苦和欢乐，所以，作家无论人在何处、家在何处、工作岗位在何处，心一定要在下面。下面是群众，是百姓，是大地，是我们坚不可破的基础。只要大地还在，我们的根就不会动摇；只要大地一直在发生变化，我们的作品就能不断地创新创优。
(选自《名作欣赏》2015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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