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汉语方言学科研究（上）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4:11:27 中国社会科学网 方言研究室 参加讨论
2019年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取得了新进展，主要成果依然是方言语音和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实验语音学、地理语言学、语言类型学、语法化、语言接触等理论方法在方言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运用。 一、汉语方言语音调查研究 1.《方言》杂志发表了一批新的方言同音字汇，提供了一批新鲜的方言语料，以及新的调查语料。代表性论文有：陈卫强的《广东南海西樵方言同音字汇》（《方言》第1期）、史秀菊的《山西沁水端氏方言同音字汇》（《方言》第2期）、徐睿渊的《湖南嘉禾珠泉土话同音字汇》（《方言》第3期）、李康澄的《湖南绥宁河口湘语方言音系》（《方言》第4期）。 2.声调和连读变调研究。 代表性论文是邢向东、马梦玲的《论西北官话的词调及其与单字调、连读调的关系》（《中国语文》第1期）。文章对“词调”进行定义，即西北方言中双音节以上的词语中那些不能从单字调的连读音变推导出来的调子。与词调密切相关的是单字调和连读调，其中单字调、连读调属于语音层面，词调属于词汇、语法层面。词调具有以下5个特点：有限性，模式化，声调高/低与音节的长/短、轻/重相协调，首音节统摄，层次早于单字调和连读调。在调查研究实践中，可以采用正向确认法和反向确认法区分词调与连读调。面对单字调简化、连调复杂、词调发达的情况，建议对西北方言的调查步骤作适当调整。 其他论文有：陈凌的《江西湖口武山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第1期），李欢的《山西黎城方言的异调分韵》（《方言》第1期），翟占国、张维佳的《西北官话中的两声调方言》（《民族语文》第2期）。 3.实验语音学与方言语音研究。代表性论文有： 袁丹的《皖南吴语铜泾片送气擦音sh-/  的来源及其音变——以新博方言为例》（《中国语文》第1期）用实验分析结果证明新博方言中来自中古“从邪澄崇禅船群匣”的特殊声母实质是送气擦音sh-/ 。该方言的送气擦音来源于*z-＞sh-的音变，通过与上海方言浊擦音的比较，得出新博方言中送气擦音的送气段应来自于元音气化段的清化。侯超、陈忠敏的《宣州吴语浊音声母的声学实验研究——以苏皖交界地区方言为例》（《中国语文》第6期）考察宣州吴语太高小片“清音浊流”型的浊音声母，认为铜泾小片的古全浊塞音、塞擦音今读为强气流型的闪音、塞音和擦音，这类特殊辅音的实际音质是清送气音，且均有明显弱化现象，跟普通的清辅音在声波图、宽带语图上有别。 4.儿化和儿缀。 代表性论文是沈明的《晋语里残存的“儿［n］”缀》（《方言》第2期），它考察了晋语的“儿”缀，认为不论是自成音节还是儿化韵，大都和北方的其他方言一样，或者说卷舌的［  ］(如太原、大同)，或者是平舌的［ai］（如清徐）、［ ］（如神木）。但在少数常用的、老的土词里，还残存着“儿［n］”缀，与前字合音成一个音节。其他论文还有：桑宇红的《河北晋语鹿泉黄壁庄方言的儿化》（《语文研究》第3期）、邵燕梅、石清洋的《山东沂水方言儿化的语音形式》（《方言》第4期）。 5.语音演变、语言接触与历史层次。 代表性论文是秋谷裕幸、野原将挥的《上古唇化元音假说与闽语》（《中国语文》第1期），文章介绍了Jaxontov（1960）所提出的唇化元音假说（the rounded-vowel hypothesis）是上古音六元音体系的基础之一。现代闽语方言还保留着非唇化元音和唇化元音之间的对立。文章以“泉”“反/飯”“發/髪”和“過/裹、禾”等字为例揭示这个现象。文章支持唇化元音假说，同时也说明闽语最早的音韵层次能够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 其他论文有：秋谷裕幸的《原始闽北区方言里的“  ”》（《语言暨语言学》第3期），陈忠敏的《从邪床禅母读音与古江东方言》（《语言暨语言学》第3期），辛永芬、庄会彬的《汉语方言Z变音的类型分布及历史流变》（《中国语文》第5期），夏俐萍的《结构变迁与音值变异——湖南韶山方言声母的演变》（《方言》第2期），尹凯的《从古全浊声母的读音层次看湘南土话的性质》（《方言》第1期），瞿建慧的《凤凰(沱江)方言古入声文白读的层次》（《方言》第2期），曾南逸的《闽语匣云二母 /h-两读的关系》（《中国语文》第2期），戴黎刚的《龙岩话曾、梗摄in/it音类的产生机制》（《语言研究》第3期）。6.韵书与现代方言。 熊燕的《官话方言曾梗合口字读音去向的文献考察——从梁宋“肱为公”、三楚“永为允”说起》（《中国语文》第3期）是代表性论文。文章考察了元明清30余种音韵文献，发现庚青韵合口字、一二等唇音字至迟在元代以《中原音韵》为代表的北系官话已然归入东钟韵，但该组字在以《洪武正韵》为代表的南系官话则显示仍与东钟韵有别，要到17世纪《西儒耳目资》庚青韵合口字才与东钟韵合流，但唇音字仍对立；而今长江沿岸及大别山以西的“永允”同音现象则可以上溯至16世纪。 其他论文有：柯妍的《福州方言［h］声母的来源——以〈戚林八音〉和〈广韵〉对比研究为证》（《方言》第2期），李焱、孟繁杰的《二百多年前澳门话的语音特点——基于马士曼〈孔子著作〉的研究》（《方言》第3期），孙伯君的《汉语北方话的“番式”变读》（《方言》第2期）。 7.区域性比较研究与地理语言学研究。代表性论文有： 顾黔的《江淮官话古全浊声母演变研究》（《汉语学报》第4期）考察了江淮官话洪巢片、通泰片、黄孝片古全浊声母的今读类型，并分析其分布特点及成因。文章发现在江淮官话与吴语交界地区的江苏通州和溧水，清音浊流、清音送气带浊流、清音送气、平送仄不送四种语音类型并存，推导出了官话方言浊声母的演变链，据此探讨了浊音清化的演变条件和机制，指出浊气流为浊音清化送气提供了介质，是演变的前提条件。 熊燕在《官话方言屋沃烛韵的音变》（《方言》第1期）中考察官话方言屋沃烛韵与其他音类的分合关系，区分出10个读音类型。其中，扬州等江苏境内江淮官话屋韵组未与没韵组合流，有别于其他官话；南京等其他官话普遍发生了屋韵组与没韵组的合流，开封等地合流后的屋没韵组再与模韵组合流，时间可上溯至辽宋；武汉等地屋没模韵组洪音的舌齿音字又进一步裂化并与侯韵组合流了，时间可能不晚于明中叶。不过，北京、武汉、重庆诸型三等屋烛韵的演变不与一等屋沃韵同步，如北京型三等屋烛韵字与侯韵组合流，时间可上溯至辽。 8.方言研究专著。主要有：游汝杰的《吴语方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李如龙的《汉语特征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乔全生、王为民的《晋方言语音百年来的演变》（中华书局），刘艳的《山西文水及边界地区的方言地理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周及徐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字汇之一》（四川大学出版社），黄婷婷的《客家与客家方言》（暨南大学出版社），贡贵训的《豫皖两省境内沿淮方言语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汪高文的《彭泽方言研究》（商务印书馆），陈丽、刘祥柏的《安徽芜湖六郎方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二、汉语方言词汇调查研究 1.考本字。 代表性论文是钱曾怡的《扬雄“蝇，东齐谓之羊”古今考》（《中国语文》第4期）。作者认为在现代山东中部一些方言中，双音词“苍蝇”读为［  ］，说明西汉时期“蝇”为“羊”的读音至今仍然保存。文章用地图显示其分布地区，并从古代文献和今山东方言两方面进行考察说明：历代文献并没有单字“蝇”作“羊”的记载；从现代山东方言的情况推断，东齐谓之“羊”的“蝇”字，当是在双音节“苍蝇”这个词中，后字的韵母受前字韵母同化的结果。其他论文有：麦耘的《广州话的排泄物量词［tok］小考》（《方言》第1期）、李康澄的《〈长沙方言考〉本字商榷》（《汉语学报》第2期）。 2.四字格与构式研究。 代表性论文是邢向东的《以构式为视角论晋语方言四字格》（《方言》第2期）。文章以构式语法理论为背景，对晋语方言的口语成语——四字格进行考察。文章认为方言四字格是一种特殊的构式，其核心意义是“描绘人、物、场景的形貌、声音、行为、心理、环境等”，因此具有描绘性、述谓性，围绕核心义还有多种意义。 3.词义与地理语言学研究。 秋谷裕幸的《闽东区方言的“脖子”义词语》（《语言研究》第3期）以正在编纂的《闽东区方言比较词典—身体部位部分》为基础，考察了闽东区方言表示“脖子”义的词语的分布。 刘丹丹的《汉语方言“屁股”义的词形分布》（《方言》第3期），余跃龙的《从晋方言常用词看山西中西部交界方言的归属》（《汉语学报》第1期），冯良珍、赵雪伶的《用GIS考察方言过渡区词汇的传播路径》（《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也是此类研究的代表论文。 4.词汇研究专著。主要著作有：朱炳玉的《客家方言词语考释》（广东人民出版社）和肖九根的《赣方言古语词探源与论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