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文学与本土经验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0:11:03 《中国文学批评》 蒋述卓 参加讨论
一 在全球化、网络化的语境下，21世纪的海外华文文学已悄然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是细微的而非显著的，是缓慢的而非突变的，正如古人所写梅花之气：“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需要我们仔细去体味。这种变化就是将本土的文化记忆和个人经验上升到普遍性的文学世界之中，在拥抱本土的同时又力求超越，寻找进入世界文学的机遇与途径。 与20年前的状况相比，海外华文文学的作家已不再作一种简单的边缘呐喊与异域中个人奋斗的抒写，也不再仅仅从事被视为“文学异类”的纪实报道，而是瞄准纯文学的至高标准进行努力。越来越多的海外华文作家摆脱了过去那种自传体式的哀怨宣泄，或是依靠“某人在某地”式的异域想象在生存的夹缝中书写，而是站在一种更广阔、更多元也更加审美化的视角回望故土的历史与人物，也站在一种更加包容与开放的立场去书 写自己所在的居住国的人物、历史与文化。边缘、异域、离散的特征在慢慢退化，文学的杂合性、多元性、审美性逐渐上升。他们的作品不仅在海外华人文化圈中得到认同，也获得了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读者的认可，有的还打入中国大陆文学排行榜，或在各种华文文学奖评选中获奖。有的作家采用双语写作，或者将自己的中文作品翻译成居住国的语言，以寻求世界读者的认同。 在网络化的环境中，地理意义上的边缘与中心的界限逐渐消失，异域不一定就吸引读者眼球。尽管在作家的心中，边缘地位与寻求身份认同的状况依然会存在，但异域会转化成一种写作的视角。为谁创作的困惑以及身份的焦虑正在逐渐消退，在解决了长久居留的问题或者不再将长久居留作为定居的目的之后，来往自由的“世界公民”标识使得他们的创作进入了更加自由的领域。这时，回归本土并以本土经验为基础杂合起异域视角和异域经验，成为不少海外华文作家创作的新坐标。 陈河有着在阿尔巴尼亚的冒险经历，他一度曾将自己的眼光锁定在异域，如中篇小说《被绑架者说》《无花果树下的欲望》《去斯可比之路》，写的都是他在阿尔巴尼亚的故事与遇到的人物，在一个尚处于动乱的国家谋求财富，一切都显得很新奇；他写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欧洲，《黑白电影里的城市》曾获得过国内的“郁达夫小说奖”；他写二战时期的东南亚， 《沙捞越战事》给他带来了声誉。在“讲好中国故事”的驱动下，他的《甲骨时光》重回1928年的中国，记叙当时震动世界的甲骨文被发现的事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并获得了第三届“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的金奖。 从张翎的早期作品如“江南三部曲”(《望月》《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来看，她的眼光总是在东西方交错的空间穿梭中进行扫描，且伴之以相应的繁复叙事来支 撑起她笔下的人物与故事，而自《余震》与《金山》之后，她更多地意识到回望本土、回归历史的重要性，从而开始挖掘本土文化矿藏、加入异域视角，将个人经验的地方性融入到普遍的文学世界性之中。到了2017年出版的《劳燕》，她已经将故乡温州的月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联系。虽然书中重点塑造的依然是她所钟情的具有无比坚忍性格的中国女性，但作者却通过描写将东西方人物串连在一起，开启了另一种具有世界性的人性透视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书写，从而使得她的作品越来越具有世界文学的品相。张翎的本土经验潜藏着丰富的创作资源，她的许多作品都带有家乡温州的泥土芳香，正如沈从文的创作总离不开湘西边城的影子、莫言的创作里总有高密的意象一样，温州总会顽强地在张翎的创作中表现出来。温州的本土经验巧妙地与世界性的眼光融合在一起，使她的创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戴小华的纪实文学《忽如归》将一个家族的历史与整个国家的历史、将一个人的命运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描述，道出了一个国家的伤痛和民族的伤痛。作者写将其母亲遗体从台湾运回家乡河北沧州，按穆斯林的传统进行洗、穿、站、埋的丧礼细节，还有其与母亲去绿岛探望被国民党关押着的大弟戴华光的情状，只有在亲历之后才会有如此真实并感人的体验性书写。戴小华是立足于对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与未来的思考，来进行对个人以及家庭经验的书写的，从而使其作品具有丰富的历史穿透性。 本土经验的重要性在于它基于个人经验，这种个人经验是浸泡在作家的文化记忆之中的积淀物。对于海外华文作家而言，这种个人经验经过在异域的不断翻卷与反思，加之有距离感的 “他者”观照，形成了一种世界性视角，构成独特的具有异质性经验的创作特色。 张翎在谈到她创作《金山》的体会时说：“放下《金山》书稿的那天，我突然意识到，上帝把我放置在这块安静到几乎寂寞的土地上，也许另有目的。他让我在回望历史和故土的时候，有一个合宜的距离。这个距离给了我一种新的站姿和视角，让我看见了一些我原先不曾发觉的东西，我的世界因此而丰富。”[1] 张翎的“距离”说实际上是一种“他 者”的视角，经由这种视角，她获得了一种更为丰富的差异性感觉。她创作《金山》的想法来自1986年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城外所见的华工墓地，2003年回国采风，她去了广东的侨乡开平，写作的冲动再次浮现。后又酝酿了两年，在收集到大量资料并经过反复思考之后，才在一张戴眼镜的华埠青年的历史照片的触动下，引发了想象，动手创作这部后来享有盛誉的《金山》，这是她的文化记忆与他者视角相互交合的产物。 作家张翎 严歌苓写《金陵十三钗》，选择的故事与书写的视角都是独特的，里面有一种 “他者”的视角 (如写妓女的人性光辉、牧师的良知等)。 《寄居者》依然如此，故事中的人物是与异国密不可分的，但故事的背景依然要放置在她能把握的上海，这便是本土经验在发生着作用。待写作 《芳华》时，她更是调动起早年的个人经验，以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过来人”的眼光，再度审视其中的故事，就有了别样的体验，同时又是充满着反思性的。从林丁丁的 “他怎么可以爱我”的话语里，读者会觉出时代的荒唐。 与此类似的还有陈河，他的《外苏河之战》选择了少有人涉足的援越抗美的历史，他到越南去亲自观察与感受，写出了一个与《芳华》相类似但又非常有独特性的战争与爱情故事，也写出了一种政治与人性的冲突。赵淮海与库小媛的恋爱刚刚开始，就被极 “左”的政工组长甄闻达破坏。从北京徒步到越南参加革命的赵淮海牺牲在战场上，库小媛则选择了自杀。甄闻达出于内疚，决定到第一线部队去任职，最后殉职于战场，他的妻子江雪霖活在永远的等待之中。陈河不仅是在写一个荒诞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写出了那种严酷环境中在人格 “面具”下复杂多层次而又闪光的人性。 借助本土经验，又要超越本土经验，力图站在一种跨越东西方的视角，从人类的普遍性经验出发去思考更为宏阔的精神世界的问题，这是海外华文作家的另一优势。 旅荷华人作家林湄的两部长篇小说《天望》与《天外》，叩问的就是超越家族、家庭、东西界限的精神世界的安放问题。《天望》涉及欧洲混血儿弗来得跨国婚姻的冲突，《天外》则 以移居欧洲大陆的一对华人夫妇的婚姻危机为线索，牵涉出欧洲社会在物欲诱惑中如何实现灵魂的超越与自救问题。作者巧妙地在作品中安置了一个浮士德雕像，让其成为主人公郝忻的参照物，并让其发生超验性的精神对话，以构成一种世界性文学的普遍追问：人生的“小我”何以成为具有超越性的“大我”? 如何才能摆脱灵与肉的冲突、实现精神与理想的真正自 由? 这是自歌德以来的文学就不断探索的课题，也是林湄带有世界性的追问，这决定了她的创作具有一种灵性的精神。即使是在这样的创作中，她的本土经验依然是其创作的基础与源泉，如《天望》中的弗来得，祖上三代人分别具有西班牙、英国和印尼血统，但他娶的妻子还是中国姑娘。《天外》则讲述华人移民的物质欲望与精神、肉与灵的双重冲突。 林湄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在一种全球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流离”、“边缘”已不再是坏事，反而会“对作家的文学创作起着重大的影响，为创作‘世界文学’提供有益的‘土壤’”。当然，她还主张文学要有哲学的思考，“那么创作‘世界文学’的作家，不仅心志要高、眼光要宽远，还需要博学广见，不计当下得失，使跨民族、跨学科、跨时空、跨地域的创作书写，能被东西方文化背景的人所认同所接受”。[2]林湄从一个华人的角度去思考人类生存与命运中的精神安放和超越问题，体现了她在异域的一种理性思考。主张“灵性写作”的旅美华文作家施玮也强调创作要关注灵魂的纵向度，“因为小说关乎灵魂，是对生命的解读”。她认为，文学不仅仅是记录，“如何让人看到生活记录背后的灵魂呼喊、生命挣扎，日常生活中表象上没有，却在夜晚的枕上深刻地感受到的，才是文学存在的意义。‘文学’这副眼镜应该是显微镜、潜水镜、凸透镜与凹透镜，超越了生命的单纯与物质的沉重，给人以想象的空间、思想的翅膀，揭示生命的多元，让人不被世界捆绑，而可以做灵性的飞翔，这才是重要的”。[3] 她的小说《纸爱人》《放逐伊甸》等都具有存在主义意义上的生命追问。 在《放逐伊甸》中，戴航一出场就是一种灵肉分离的“悬浮”状态：“那与肉体牢牢粘合的灵魂随着风中飘散的头发，向上腾飞”，“灵魂重新回到她肉体中时，她的肉体正浮游在污浊、混沌的空气里。”[4]李亚从作家走向书商，精神的转变成了一种很自然的过程。他原以为在商场只是 “以商养诗”，将来“出海”时他仍是诗人，但他却低估了“商海”的“染 缸”作用，他的价值观很快被在暗夜里数钱的快感冲垮了。同样，旅美华文作家陈谦的《爱在无爱的硅谷》也直接书写了女主人公苏菊对“一种灵性的生活”的追求与叩问。《望断南飞雁》中的女主人公南雁则更为直接地喊出“人不是随机地给挂到基因链上的一环，活着更不只是传递基因! 而是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5] 当海外华文作家调动起他们的本土经验与文化记忆，用他们身在海外的独有的文学 眼光去解释生活、探索生活与世界的真相时，他们离世界文学不是越走越远，而是越走越 近了。德国学者马蒂亚斯·弗莱泽 (MathiasFreise) 在讨论文学的普遍性与地方性关系时指出： “一般来说，所谓普世性，只要不仅是抽象，只能存在于地方性之中。情节和语义关系需要一个地点，导入普世性并使其显现出来。”他还举了帕维奇 (MiloradPavic)的《哈扎尔辞典》作为例子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一个系统的角度去理解世界文学时，《哈扎尔辞典》 “将冲突转化为象征，从而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发挥整合作用。”[6] 同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印裔英国作家V S奈保尔 (VSNaipaul)的创作为据。奈保尔的多部作品如《大河湾》《重返加勒比》等，都涉及身份焦虑和心灵飘零的问题，也涉及文明的边缘与中心以及地方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问题，但他既在多种文明之内又站在多种文明之上进行写作，用独特的文学眼光发现了生活和世界的真相。他说：“我的主题既不是我的敏感性，也不是我内心的发展变化，而是我的内心世界以及我生活的这个世界。我的主题就是对我自己所不知道的世界做出的解释。”[7]奈保尔将个人的经验、地方的经验与对世界真相的探索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他独有的又具有世界性的文学世界，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诠释这种文学的地方性与普遍性的关系。 二 当我们谈论海外华文文学的本土经验的时候，我们还不得不注意到，本土经验其实还可以包含另一层涵义，那就是海外华文作家的在地经验 (居住国的经验)。如果说祖籍国的故乡经验属于记忆与回望的话，那么居住国的在地经验则是海外华文作家创作的现实催发力和形成其创作风格与个性的重要成因，也是他们在异域创作的重要起跳板。 张翎的“江南三部曲”就体现了这种在地经验，不论是写那些不断挣扎在打工与求学困惑中的新移民如涓涓、薛东、卷帘、望月、羊羊、刘晰等，还是描写与他们关系密切的那些人物，如安德鲁牧师、多伦多的荔枝阁餐厅的黑人女招待塔米等，都引人入胜，如果作者没有在异域的时空里深深地浸泡过、体察过，是无法写得这样出神入化的。 加拿大华文作家曾晓文的短篇小说《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也是这种在地经验的成功呈现。如果说她早期的小说创作多是限于对她个人经历的书写的话，到这个短篇的出现，则迈出了书写在地经验的重要一步。那个具有伤感气息却又难以摆脱旧爱的加拿大水手肖恩，出现在海外华文文学的人物序列中，是一个短暂但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曾晓文在谈创作体会时说： “我作为一个生活在非中文环境中的写作者，或许也是被内心的渴望所驱使，努力在中西文化之间、不同族裔的人物之间展开平等对话。在早期的文学创作中，我的写作多以‘经验’即亲身经历和释放内心的情感为主。随着阅历的积累、个人心智的成长成熟，视野变得宽广，心态变得淡定，我转向了‘体验’，即感悟生命。”[8]这种寻求中西文化、不同族裔间对话的意图，如果缺乏对在地经验的体验，是难以抵达的。尽管在这篇小说中，蕾与肖恩从心底 “伸出手指”渴望触摸对方而没有成功，但这种渴望却充满着温情和绽放的人性。 与此相媲美的还有美国华文作家施雨的小说《你不合我的口味》，华人女性茉莉与来自法国的男友亚当斯在美国的社会环境中相遇和碰撞，他们“口味”的冲突就体现着一种文化的冲突。作者重点写了这种冲突，但他们最后却还是以爱情的力量超越了各自的“口味”走向了灵与肉的交融。施雨小说的结局与曾晓文小说的结局虽然不一样，但同样体现出了她对在地经验的深度书写。 这种在地经验的呈现还体现在海外华文作家以华人的视角对居住国当地文化与历史的深入了解并在其创作中加以融化。以华人的眼光向居住国的历史与文明深处开掘，成为海外华文作家深潜东西方历史与文明之后的又一创作通道。张翎的《金山》就带有这种鲜明的印记，《金山》所写华工在北美的历史和当时的唐人街社会状况，如果没有相当的资料累积和对当地社会历史与文明的亲身体验，是很难抵达历史深处的文化再现的。 在《金山》一书的 “序”里，张翎一再地感谢那些为她了解唐人街及华人历史提供了帮助的教授、医生和朋友们。 旅居比利时的华文作家谢凌洁的中篇小说 《一枚长满海苔的怀表》和长篇小说《双桅船》，都是难得的海洋文学，在华文文学领域别开生面，它所涉及的欧洲历史尤其是欧洲文明中某些贵族的历史、宗教的历史以及二战历史，对于读者来说都是熟悉而又陌生的阅读体验。德国华文作家穆紫荆的长篇小说 《活在纳粹之后》描写了二战时期犹太人与德国人、中国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书写了一个 “跨区域 (欧洲、亚洲和北美洲)、跨文化 (基督教、犹太文化、儒家文化)、跨语言 (德文、中文、英文)、跨历史 (二战前、二战后)的文学世界”。[9]在这个文学世界里，历史与战争是人物之间构成复杂关系的经线，而爱情则是超越战争、超越国度的纬线。这当中，有二战时德国排犹的历史，有犹太人进入中国的天津、上海经商并产生爱情的故事，也有战后德国士兵在法国做俘虏与当地女人发生情爱关系的文学再现。小说中场景与人物性格的展开铺就在一种广阔的历史视野之中。 东南亚华文作家的本土经验并不局限在祖籍国的经验，从较早的时候起，他们就开始关注世居的热带雨林与赤道国家的风土人情，他们对本土的表达与书写则呈现出另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早在20世纪50年代，泰国华文文学就提倡以 “此时此地”为写作的对象，一大批土生土长的文学生力军成为泰国华文文坛的主力。如庄严的小说主要描写泰国山芭农村的乡野生活，钟情的是巴塞河畔的社会现实。他的《巴塞河畔》《归宿》《路与车子》《不祥的牛》《绝望》等系列小说，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泰国贫困山城与乡村生活的历史再现。 菲律宾华文作家庄子明的小说《卖身契》写出了当地华人面临归化现实所产生的复杂心理。主人公阿丁具有浓烈的华族感情，但迫于生存的需要不得不改变不愿意加入菲籍的决定。亚蓝的《那属于海的》写出了菲律宾中下层华人老蔡一家三代经营海鲜业的艰辛。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吴岸的诗歌既具有中国诗的风韵，又具有鲜明的马来西亚乡土特征。诗人吴天才的诗虽然也描写双重的乡愁，但他 “知道自己的根 在于赤道边上的热土”。[10] 马来西亚华裔作家李永平的创作始终围绕着的他出生的婆罗洲 (今加里曼丹岛)展开，《婆罗洲之子》《雨 雪霏霏：婆罗洲童年记事》让人惊艳，《大河尽头》使他获得极高的文学声誉。在这部宏大的小说中，少年“永”与他的荷兰籍的洋姑妈克丝婷沿着大河逃逸与寻找，那层层丛林、荒莽大河、阳光下的岸上风光以及穿插在叙述中的原住民的历史和故事，都是极富神秘性的在地经验。小说通过华人少年“永”的眼睛将丰富的婆罗洲风俗层层剥开，展现出一幅幅堪称水墨画的东南亚乡村图景。那暴雨浇灌下的大河咏叹调，怪状丛生，里面翻滚着的是各种各样的动物尸体与活体，还有上游被冲刷下来的房屋家具，等等，只有真正见过山洪暴发时的泛滥景观才可以描写出来。沿着大河去寻找圣山朝拜，帮助少年“永”完成了一次神圣的成人礼，这在海外华文文学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在地性表达。 三 对本土经验的认识，最终应该是一种文学观念和文学态度，而不仅仅是一种书写技巧。在讨论到文学的本土性时，评论家贺仲明指出：“本土性思想最基本的前提关系到对文学本质的基本认识。也就是说，它认为文学应该立足于本土社会和文化环境，其基本意义也在于此。一方面，只有立足于深邃而广袤的本土生活，文学才可能具有真正的创新意识和深度意识；另一方面，与之相应，文学的基本功能在于为本土社会服务。”[11]贺仲明所论虽然是就中国大陆的本土文学的本土思想而言，但它同样是符合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的，自然也适用于海外华文文学。 对于海外华文文学作家来说，创作最大的困惑起初都是为了回答“我是谁”、“为谁写作”以及主流还是边缘等问题。出国移居，一出一入，双重的人生经历必然导致身份的分裂，跨文化的冲突凝结于心，总想找到一种情绪宣泄的渠道。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海外华文文学，在展示海外华人的生存挣扎和精神困惑、表现身份焦虑和情感归宿方面都是很丰富的。有的作品着眼于海外华人个人奋斗史的书写，甚至有些夸大和偏激，如旅美华文作家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和旅居新加坡的华文作家九丹的《乌鸦》。如何将居住国经验和祖籍国经验融合起来，如何将双重人生经历转化为人生的双重思考和体验，如何在中外文化的冲突中实现文化的杂糅与重组，这就需要作家站在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上去思考。而作家对文学本质的最完美抵达莫过于对人性与人生的探索，当“海外作家努力让自己的作品进入人性深处，表现灵魂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并上升到悲悯情怀的高度”[12]时，其文学创作就得到一种境界的升华。 然而，超越身份、超越主流与边缘之后的移民文学创作，并非抛弃个人的文化记忆，而是在保持特有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记忆的同时，对东西方文化与文明做融合性的理解与重组，并由此突出个人的创作标记。如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在移居西方、有了西方的文化体验之后，其作品既具有古老东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又有对西方文化的深度理解与融合。他的作品极有代表性地体现了当代移民作家能够很好地处理“本土性”和“世界性”的关系以及东西方文化关系。 在海外华文作家中，严歌苓比较早地具有了这种意识。她在谈创作体会时说：“为什么老是说移民文学是边缘文学呢? 文学是人学，这是句cliche。任何能让文学家了解文学的环境、事件、生命形态都应被平等地看待，而不分主流、边缘。文学从不歧视它生存的地方，文学也从不选择它生根繁盛的土壤。有人的地方，有人之痛苦的地方，就是产生文学正宗的地方。有中国人的地方，就应该生发正宗的、主流的中国文学。”[13]正因为如此，严歌苓的创作成就与影响力是比较大的。 从这一点来看，海外华文作家中能有意识地将本土性书写上升到对文学本质认识的并不是太多，很多人还只是把本土性书写当作故事的叙述技巧，或者用以增加异域色彩，所以故事叙事中总是呈现出内外两张皮，不能很好地站在一种多元融合的立场上去进行文学的本质呈现。因此，如何将本土经验(祖籍国的故乡经验与居住国的在地经验)理解为在世界性背景下的个人经验与普遍性经验的融合，依然是海外华文文学需要继续探寻和实践的课题。 本土经验还关涉到民族文化传统和精神的传承与延续。从本土经验出发如何讲好一个民族的故事，揭示出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与精神，的确是一个难题。但只要是用华文写作，就难以避免会带有民族的情绪与情感。在这一点上，海外华文作家与中国国内的作家是一样的。而在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故土与移居的关系上，则又关乎海外华文作家的视点与思想。如张翎笔下的中国人形象尤其是女性形象都带有创伤的痛楚，忍辱负重却又深明大义，让他们具备了民族脊梁的象征，但他们在异国他乡的经历，又使他们身上具备了新的质素，其故事由此而被赋予一种世界性的意义。在陈河的笔下，甚至还出现了在二战期间加裔华人参加盟军 走上抗击法西斯战争前线的形象。海外华文作家书写新时代新人物如留学生、海归工程师时，与描写老一代华人移民有了较大的差别，但在家国情怀和民族责任担当上却与老一代留学生的家国情怀一脉相承。如孙博、曾晓文《中国芯传奇》中的海归工程师袁焜就是华人新形象的自塑。如何在本土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海外华文作家独特的审美视角和价值标准，并能与民族传统与精神相承接，凸显出华文作家的美学特色，具备一种独有的民族性，是海外华文作家需要认真对待的新命题。 （原刊《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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