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新中国成立70年探寻中国文化精神的本原与血脉——访著名学者杨义
http://www.newdu.com 2024/08/28 02:08:54 文艺报 王 昉 参加讨论
 早年读书经历 王 昉：今年是新中国建立70周年，作为一生都在不断追求学术创新与思想创造的学者，您早年的读书经历是怎样的？ 杨 义：我今年73岁，基本上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我的人生过程与学术成长过程、思想创造过程都是跟着共和国的步伐往前走的。 “文革”停课的时候，人民大学处理一些作为教材的图书，我就花了5毛钱，买了一套《资本论》（三卷），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而且做了厚厚的一本笔记。在读《资本论》时，我跟着一个伟大思想家的思想过程，看思想家如何将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统一起来，从商品、商品二重性、剩余价值学说这些基本的原点出发，剖开了整个资本主义的实质。 后来我被分配到房山的石化总厂，我在那里也读了很多书，比如通读了《资治通鉴》《鲁迅全集》《史记》等重要的著作。因为读过很多大部头的书，所以我知道怎样掌握大部头书的结构。在工厂的10年，我没有放弃读书，也接触了社会，拜了很多产业工人为师，这对我的人生是很重要。 研究鲁迅出新论 王 昉：您是从鲁迅研究起步的，第一部著作是《鲁迅小说综论》。您是否能说说这部著作的产生过程？ 杨 义：三年研究生期间我读了很多书。当时是借窝下蛋，社科院在北师大的东南楼借了两层作为研究生宿舍。有的学生不适应在宿舍读书，我因为是从工厂出来的，适应人来人往的环境，心比较定，所以我在宿舍可以安静读书，靠着在北师大和文学研究所的图书馆拼命读书。我在学习时还是很努力的。后来我的论文加上一个前言一个后记，就成了我的第一本著作，在陕西出版社作为“鲁迅丛书”的一部出版，题目是《鲁迅小说综论》。吴世昌先生在英国剑桥大学教学多年，他说我们社科院硕士生的论文跟剑桥博士生的论文是一个规格。 独立撰史开先河 王 昉：《中国现代小说史》是您的成名之作，是什么让您萌发了独立撰史的念头，您这部文学史的治史特色是什么？《中国现代小说史》完成之后，您又继续完成了《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这种巨大的学术跨度，您是怎样完成的，又是什么决定了您把研究视阈从现代推移至古代？ 杨 义：我在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时候读了2000种现代文学的原版书，还有报刊资料，这就打下了很扎实的基础。樊骏先生说，现代文学的书值得读的并不多。我说，国家这么大，总要有一两个人都读一遍，其他人才可以读一些代表作，如果大家都读代表作，那就陈陈相因，通读一遍之后就能看到整个文学发展的优劣长短，看到整个文学思潮的发展和整个文学的格局。《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炉之后，第一卷50万字，我当时初出茅庐，拿去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一个《新文学论丛》，我在那里发表过两篇文章，认识他们的编辑就拿去给他们看。他们看了以后觉得这本书写得很详细，作为辞典都值得出版。但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作者，当时还是个助理研究员，所以他们提出来是不是可以申请作为国家教材。责编就申请了国家教材，让唐弢先生、严家炎先生、樊骏先生写了推荐信，果然争取下来了。第一卷出来了，以后出版就不发愁了。后来我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写完了《中国现代小说史》，所谓“十年磨一剑”。这部书得到了社科院优秀成果奖和国家图书奖，在国外都产生了影响，这本书可以说是我的成名之作。改革开放之后思想解放，对文学的评论不局限在政治思想的维度，不像过去将文学史写成革命文学史，这部书中，对沈从文这样的作家我写了一万字，张恨水都写了9000字，对萧乾也写了有七八千字，所以他们觉得我是真正的研究者，是用文化学和审美学的眼光来研究。我在分作家群体的时候，设置了文学地理学的结构，比如东北流亡作家群，京派、海派、华南作家群、四川乡土作家群。文学地理学问题，文学的空间和时间问题，这些都是我后来进一步进行思想文化探索的维度。 现代文学搞完之后，我如果还在现代文学的领域继续做下去，补充一些材料，设想一些问题，再写个十本八本书是没问题的，因为材料都掌握了，卡片做了几千张，读书笔记也有二三十本。但我觉得要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必须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我就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人家认为我写不成，所以我在鲁迅研究室申请这个项目时，鲁迅研究室申请的7个项目中，我排行第七，既不是室里的重点项目，也不是所里的重点项目，更不是院里的重点项目，是没有资金的。我整个《中国现代小说史》从开端到完成，才花了国家20多元钱，就是当时想做插图，到中国图片社买了一些图，但后来也没搞成插图版。我又想搞《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隔行如隔山，过去的学科分割很细很零碎，一个长期存在着发展推移变革的文学史，应该把中国古典小说和现代小说加以整合。研究古典小说就是为现代小说探源的，人们承认我会分析小说，所以我很容易就申请到一万多的国家社科基金，当时有一万多元钱是“万元户”了，打印资料有了本钱，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牛津访学：《中国叙事学》，建构中国叙事学体系 王 昉：写完《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后，您的学术研究又产生了一个转折和升华，就是转向中国小说的理论研究。从文学史研究到文学理论研究，是更大的学术跨越，您不仅勇于探索，而且成功建立了中国小说的叙事学理论，并得到了理论界的高度评价。又是什么决定了您新的学术选择，它何以能够完成，并取得如此卓有建树的成就？ 杨 义：在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过程中，我读了3000种文献，于是萌发了写《中国小说学》的念头，把中国小说的理论作一些概括。当时申请的院重点课题也叫《中国小说学》。1992年，我到牛津大学访学，接触了西方的叙事学理论，但是西方是从结构主义语言学角度进入研究，所以很多术语都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对中国人来说是洋腔洋调。我是带着读过3000多种中国叙事文献来跟西方对话的，我觉得西方叙述学理论与中国文学的本质和整个发展过程存在着错位，这就要求我采取一种新的学术方法来重新检讨。我当时在牛津的半年，一个是在那里读了很多书，再一个就是在一个新环境，开头三个月还比较适应，到后来就有些文化不适症了。所以我就启动了旅游讲学的方式，在牛津、剑桥、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还有爱丁堡大学，每个地方去一周多，进行讲学，跟他们进行学术对话。主要讲中国神话的解释体系、20世纪中国文学与英国文学这些题目。通过这样的交流，就知道中国学术要与西方对话应该采取什么方式。对话就是有“共同的话题，不同的声音”，话题不共同就成了自言自语，没有不同的声音就成了鹦鹉学舌，就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体系。我当时采取的学术方法就是要回到中国的本来状况，返回中国的文化原点，参照西方现代的理论，贯通古今文史、融合中西来创造新的理论体系。这就是我们对话的原理：还原、参照、贯通、融合。《中国叙事学》现在正准备申请外译工程。这本书出来之后，建立了中国叙事学体系，外国文学叙事学研究会还让我去当顾问，认为中国体系的叙事学在叙事学理论中是个里程碑。 我这个人有一种不断探索、寻找中国文化精神的文化自觉。我到牛津半年，提出西方理论的世界性是有缺陷的世界性，它必须要跟东方的理论进行对话，形成多元共构的现代性。 开辟以图讲史与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新视阈 王 昉：您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所长11年，是任期最长的所长。但是漫长的行政生涯，并没有减弱您的学术活力，您的学术境界不断提升，学术视域不断扩大，就是在此期间，您又提出以图讲史的研究方法，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图志》，并同时构建了一个全新视域的重大的论题：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提出了“少数民族边缘活动”这一具有原创性的概念，您能不能具体谈谈这一时期的研究？ 杨 义：1998年，我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一干就是11年，是整个文学所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但是我当所长并没有放弃我的学术，而且我的学术往往都追求创新。比如说《中国新文学图志》，以图讲史，图史互动，雅俗共赏。中国传统文学多置插图，小说《三国志》《水浒》《金瓶梅》《聊斋志异》都有插图，图文互动，展示了当时的风俗文化环境和不同学派之间的趣味。延安文学中的木刻，带有陕北民俗的味道；张爱玲小说《传奇》的封面设计，带有现代性的特点；创造社的刊物提倡新浪漫主义，插图很多都是裸体女性；文学研究会刊物的插图，多是郑振铎从古典小说中选取的插图。图本身也是文学史的原始材料，图的构图、线条、情调，带有流派特点，社团性质和同人刊物的特点。我书中的很多图都是从原始的报刊和书籍中拿来的，这就把文学史和报刊史的研究打通了。 我们要树立文化自信，要去探寻中国文化的本源。我兼两个所的所长时，，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问题。我们过去的文学史只是汉语书面的文学史，类似于鲁迅所讲的汉文学史纲，没有包括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占我国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加起来超过一亿人，广西壮族有3000多万人。外国学者听到这个数字，惊叹这在西方不能算是少数民族，是大民族了。怎样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就是把中原文化领先发展的凝聚力，和少数民族的边缘活力结合起来。边缘活力概念的提出也是我的一个创造。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辽金文学的学者认为我提出的这个概念具有很强的学理性。少数民族文学带有文学的原始性、流动性，不同文化板块结合部的混合性，充满活力，中原文化模式化，少数民族文化就可以撬动这种模式化。边缘活力甚至影响了我们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过程。比如《西厢记》，它的本事是唐传奇《莺莺传》。《莺莺传》的故事是始乱终弃。因为唐人最高的荣誉一个是进士出身，另外一个就是与大家族通婚。所以张生抛弃莺莺，唐人是认可的。到了董解元的诸宫调就发生了变化，对他们婚前的性生活解禁了。根据《辽史拾遗》《大金国志》的记载，在辽金时代有两种风俗，一种是女子要嫁人的时候到街上去唱歌，男性把她领回，觉得合适再下婚聘，这是试婚制度的遗留。还有一种是“纵偷”，朝廷在上元节放假三天，期间偷钱财、妻妾、情人，朝廷不治罪，带有抢婚风俗的遗留。这样就提供了一种伦理空间，张生和莺莺的婚前媾和就有了合理的文化空间。所以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可以看到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经典的形成过程，这就是不同文化板块所产生的边缘活力的影响。 我做少数民族研究所的所长，不是一开会就讲世界形势中国形势的那种领导，而是要进入学术层面跟大家一起研究问题。比如，对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这种英雄史诗的研究，对《蒙古秘史》的研究，在国际上都是显学，要用我们重绘文学地图和少数民族边缘活力这些概念展开新的学术空间。包括对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的研究，11世纪在中原欧阳修、苏东坡写的诗词，字数有限，而维吾尔族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诗剧《福乐智慧》设计了4个人物：国王“日出”、大臣“月圆”、月圆之子“贤明”、修道士“觉醒”，以优美流畅的语言表达了“公正”、“幸运”、“智慧”、“知足”（一作“来世”）的理念，长达13000行。长度与但丁的《神曲》相当，可以列为世界名著之列。 还有我对明代四大奇书的研究。宋代的“说书四家”，“说三分”演变成《三国演义》，“说铁骑儿”演变成《水浒传》，“说经”演变成《西游记》，“说小说”就凝聚成《金瓶梅》。这些文本的产生都是在晚唐宋元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发生碰撞时所产生的史诗性作品，深刻吸收了800年间的民心民气，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民间心理。《三国演义》扬刘贬曹，灌注着有心扶汉无力回天的悲剧力量；它把中国人的很多伦理生活仪式化，比如桃园三结义，将“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的非血缘关系，变成了超血缘的伦理行为。关云长的忠义也变成了一种精神信仰，凡有华人的地方都有关帝庙。它还是一部智慧书，弘扬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运筹帷幄、锦囊妙计。从更广阔的视野中研究中国文学史，这些文学史奇书蕴含的是民间的思想史，而不是士文化的思想史。 在研究古典文学的时候，我执意追求中国文化的本源，觉得中国古代小说固然很重要，但诗文更代表中国文化的核心，所以又对诗文进行了研究。一个是对《史记》的研究，《史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带有子书和史书融合的色彩，成就了一部最有思想性的历史文本。后来研究《李杜诗学》，揭示了诗是唐人最高的精神表达形式，李白、杜甫的诗代表一个时代的经典。到了宋，苏东坡以词为诗，将词变成士大夫词，是一种雅俗的变化。苏东坡的蜀学既有儒家也有诸子、陶渊明的思想，以及纵横家的气质，所以文学创作也体现了思想史的发展。当时还有关学的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到了明代，四大奇书则代表了深层的民间思想史。中国人有“三国气”、“水浒气”，形成了一种深入民间的信仰。“水浒气”，就是非法治时代对正义的伸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