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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世界从没有存在 也从没真正离开


    刚出版的阿城文集之七《脱腔》,收入一篇为唐诺《尽头》写的序,不知何故,简体字版的《尽头》没有收入。查网上的繁体字版目录,也没有踪迹。难道是因为太短?印在小32开的纸上,不足一页,写得真是准确——“我们在阅读此书的时候,就像看枝杈的分开,再分开,旋转,再旋转。它在生长。初时疏阔,渐渐绵密,点点芯芽,转瞬成叶……我读唐诺此书,经验是,不要急着读完,体会它的生长过程。”
    不止《尽头》,唐诺的书写方式,多是这样的,包括这本《眼前》。书中一节是“两千多年前的一个梦”,先讲《左传》中一个美丽却不祥的梦,转眼就来到了鬼神出没的世界,随后又写预言、卜筮,以及当时最好的人对此类未知之事的判断,临结尾又回到梦,中间是不断的引申,生长出各种各样对社会和人心的探察和分析,精微复杂。我感兴趣的,是其中讲到的鬼神和卜筮之事。
    以除魅和拆除鬼神世界为志业的卡尔·萨根,在他的名著《魔鬼出没的世界》里有些沮丧地指出,尽管科学日益昌明,但“鬼神世界从不消失,事情远比我们大白天的常识印象要严重多了,它们在幽暗的角落里秘而不宣地依然存在并活跃,在夜间依然神秘飞翔,并且在某些特殊的困难时刻、人虚弱不堪的时刻、人欲念远超过自身能耐自身努力太多这一类生命时刻,重拾其昔日强大乃至于接近统治性的力量”。
    春秋时代正是那些特殊的困难时刻之一,“是一段人们玩大游戏的历史时间,竞逐、战乱、杀戮,不确定因素极高,人相对的脆弱以及茫然,人比正常日子更得依靠鬼神、急于求助鬼神,这是人长期除魅历史的反挫时刻,是鬼神大量回来并活跃的特殊时刻”。这样的反挫时刻,并不只是出现在春秋这样的动荡时期,只要是“不确定的时代”,世界变得危险,“甚至整个世界就是个大赌局,未知不再只是人的好奇可以搁置,未知迫切起来攸关生死成为必须有‘答案’的东西,这样的空白出现,飘荡在空中的鬼神就会重新降临如同听见召唤”。是这样没错,“人穷则返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鬼神作为未知的力量,正因为其未知,也是人所赖之本。它们从未走远,而是蹲距在人心的角落里,静候人在焦虑、无奈、无助或几近绝望的时候,悄悄跟它们接上头。
    看看历代的道教符箓就明白了,治病,驱鬼,镇邪,除水患,禳旱灾,度亡魂……都是人大大的心腹之患。小一点但并非不重要的,如日本神社里的“御守”(平安护身符),范围不出“健康(疾病、生死),课业(考试),姻缘(恋爱、婚姻),交通,安产,以及厄除(循环的,以及不定时袭来的厄运)这几样,都是人较禁受不起、变数大、运道成分高、人尽好自己本分往往感觉并不够的东西”。看起来有些迂远,好像只是人自顾自的一厢情愿,可是,千百年来流变至今的种种,却是人“心中的普遍疑惧,在时间大河中缓缓地沉积凝结,成为具体的此物,真实得不得了”。无论表现得怎样光怪陆离,这祈福背后隐含的,是实实在在人的正当心事、不当野心、非分之想或侥幸企图,分毫不差到如一窗灯火后柴米油盐的日常。
    那些春秋时代最好的人,看待鬼神问题,正是看明白了这背后的实在。鲁昭公二十六年,天有彗星,齐侯下令禳祭,晏婴劝阻,说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不过是企求侥幸,“如果天意真的要降灾,怎么可能简单地通过一个禳祭就改变?而且,天起彗星,相传是为着扫除污秽而来,如果国君您没有秽德,干吗要回应和您无关的彗星,如果真有秽德,那又怎么可能靠几名祝史人员来补救来抵消呢?”事情的本来面目就是这样,把道理说透了,或许并不能对事实有所弥补,但说出事实总是好的,“不管舒不舒服、接不接纳,总是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情绪”。
    当然,这些春秋时代最好的人,没有冒失到要去揭穿所有的鬼神之事。他们循着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路线,“在人的世界和鬼神的世界之间划一道界线,人的认知仅能抵达的最终那道界线,把鬼神置放在此界线之外,那是人不可知的,也无望解决的领域;他不好奇不求助,也不说没有不特意抵抗揭穿,大家相安无事就好”。有次,郑国出现两龙相斗的奇观,有人来报告,子产连去看一下的兴趣都没有,他说:“我们人这边天天打成一团,也没听说有龙来看过,龙自己相斗,我们干吗去呢?”为内政外交忙得焦头烂额的子产,在这特殊场合透露出的幽默心性,真是让人歆慕到敬佩。这幽默因为有切实的事功做基础,消除了平常幽默中惯见的油滑和轻佻,沉稳朴实到像深海的一点轻微震动,却能引人从心底发出微笑。
    人面对的未知太多了,多到即便是晏婴或子产这样的人,也难以确保自己清明的理性可以决断一切。何况,人类还不断“发现另外的现象、另外的作用力量、另外更多的隐藏联系,是原来的简易因果铁链没看到、没考虑、没编进来的东西”。是的,未知太深也太多了,人难以洞悉一切,有时便不免会求助于卜筮——那个鬼神的世界,从没真正存在,也从没真正离开。
    对昌明的现代人来说,卜筮似是为衬出古人的愚昧专设的,带着未开化者笨拙的虔敬和陈旧的虚妄。究其实,却远不是这么简单。在卜筮问题上,古人(起码智商和情商都足够的那些)的原则仍然清晰而理性,并不是混沌的迷信。比如卜筮的原则之一是“卜以决疑”,“意思是不疑的、一定得做的事,包括信念坚定不移不惧的或日常的例行性的,那就不必也不该轻易启动此一铺天盖地的询问机制”;比如卜筮不能用来“占险”,也即不支持任何铤而走险的行为,“用二比一的卜筮几率来赌万分之一的侥幸,这可能会制造灾难,并同时毁损卜筮的技能和信用”;比如对同一件事,也不能反复卜筮,“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对幽明之事不虔心以待,只期望得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结果,就已经不是问断,而是要挟了,“不告”……“‘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小人(普通人)的事,不出寻常日用,超不出人的理解范围,用不着问于幽冥。君子所承担的,则往往是国之大事,瘟疫遍地,久旱不雨,敌人来犯,当此时,无数信息蜂拥而来,除了已经掌握的,那些深处远处的难知部分,又该去问谁呢?
    卜筮在过去时代,根本不是迷信,或无力无助的时候向鬼神的乞求,反而是一种无限清朗的理性,既是对已知部分的邃密思考,也是对未知部分的谨慎推究。即便只是“言辞的城邦”,也是那些“认真而且无私的好人”给后人留下来的无比珍贵的重宝。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