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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玲:石黑一雄新作《被掩埋的巨人》遗忘叙事研究


    
    
    内容提要:石黑一雄的新作《被掩埋的巨人》对奇幻小说文类进行了惊人大胆的改编。作者不仅将魔怪等超自然元素引入小说,而且将整个故事建立在“遗忘”的叙事框架之上。小说以“巨人”为隐喻,讲述了主人公埃克索和比特丽斯夫妇的个人创伤经历和不列颠人对撒克逊人进行的血腥屠杀历史,探讨了具有当下意义的主题:被遗忘的历史是该遗忘还是记起?民族创伤以何种方式愈合?本文在细察小说描述的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基础上,探讨了“遗忘”的叙述功能,指出“遗忘”不仅具有治愈、修复和宽恕功能,而且具有一种解放的再生性力量。石黑一雄通过“遗忘”叙述启示读者:“被埋葬的”个人记忆和社会历史不该被遗忘;只有以史为鉴,正视历史,化解创伤,才是解决民族矛盾和国家分歧的良策。
    关 键 词:石黑一雄  被掩埋的巨人  遗忘  记忆  救赎功能
    0.引言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是英国当代著名的日裔英籍作家,与奈保尔(V.S.Naipaul)、拉什迪(Salman Rushdie)并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曾获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英国皇室文学骑士勋章和法国艺术文学骑士勋章,201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小说以强烈的情感、精妙的叙事手法和宽广的文化视野受到文学研究者的持续关注与研究。经过十年的精心酝酿和打磨,2015年石黑一雄推出了新作《被掩埋的巨人》(The Buried Giant),小说出版后好评如潮,《纽约时报》称它“具备了所有巨著该有的品质,让人读后回味无穷,爱不释卷”(Gaimanfeb 2015);《卫报》认为:“在这部创作周期长达十年的小说中,他(石黑一雄)对文类做了最为惊人大胆的改编”(Holland 2015)。这种惊人大胆之处首先体现在小说采用的魔幻叙事模式上,作者不仅将魔怪等超自然元素引入小说,而且将整个故事建立在“遗忘”的叙事框架之上。“遗忘”构成了整部小说的叙事动力,推动着小说主题向纵深拓展。
    1.被遗忘的记忆
    石黑一雄一直钟情于记忆主题的创作,是书写记忆的圣手(钟志清1994:34-35)。德拉格(Drag 2014:1)认为,“回忆”是石黑小说叙事的“情感内核”。石黑一雄本人在采访中也多次谈到,他所有的小说都是关于人物“与个人记忆所做的斗争”(Wood 2015)。从结构精巧的第一部小说《远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1982),到荣获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的《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1989),再到曾轰动一时的《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2005),他的小说无不选取了特定的历史背景,细微地展现了记忆的模糊特质以及记忆与遗忘的交互作用。与以往小说不同的是,《被掩埋的巨人》聚焦于记忆的另一面,即遗忘,用遗忘来构造小说,透过遗忘的视角来细察记忆,对记忆主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继承与拓展。
    记忆与遗忘,是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文化母题。遗忘存在于记忆的过程之中,是记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剑桥大学科学家芭芭拉·威尔逊(Barbara A.Wilson)将“遗忘”定义为“当记忆失败的时候”(Fara & Patterson 1998:113)。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也认为,“遗忘是记忆的组成部分”(Teo 2014:5)。在石黑一雄的笔下,记忆和遗忘更是成了他孜孜以求的表达对象,它们共同构成了《被掩埋的巨人》的叙事张力。在谈到小说的创作动因时,石黑一雄本人就明确指出:“在我笔下那个简化了的神话背景中,我创造了一片降临在这片土地之上的迷雾,而这迷雾的超自然魔力就是能够使人遗忘”(Crum 2015)。
    《被掩埋的巨人》讲述了公元6世纪之初英格兰的撒克逊移民和不列颠土著的生活与战争故事。当时不列颠人与撒克逊移民比邻而居,相安无事地生活了数十年。与此同时,一片奇怪的“遗忘之雾”笼罩了英格兰的山谷,使村民们患上了一种群体性失忆症。主人公埃克索(Axl)和比特丽斯(Beatrice)为了赶在记忆完全丧失之前找回多年前失踪的儿子,踏上了艰辛的寻子之旅。途中,他们得知母龙魁瑞格(Querig)是迷雾的罪魁祸首,正是它吞吐的气息使“这块土地中了魔咒,被遗忘的迷雾笼罩住了”(石黑一雄2016:43)①,于是他们加入了屠杀母龙的行列。最终,撒克逊武士维斯坦(Wistan)打败了保护母龙的亚瑟王武士高文(Gawain),杀死了母龙,成功驱散了迷雾,使集体失忆的人们最终恢复了记忆。标题“被掩埋的巨人”是统领整部小说的一个隐喻,喻指被埋葬的记忆和历史,具体指不列颠老夫妇埃克索和比特丽斯的个人记忆和不列颠人对撒克逊人血腥屠杀的集体历史。
    小说一开始就向读者描绘了一个被“遗忘之雾”笼罩的世界。在这里,“人们很少谈论过去。……过去消失在一片迷雾之中,就像沼泽地上的雾气一样”(7),甚至连刚刚发生的事情都会忘记。没人知道、也无人关心个中原因。小说的主人公埃克索和比特丽斯连自己的儿子长得什么样都想不起来,“不记得他的脸或者声音”,不记得“他是什么模样,在哪里住”(24),甚至连儿子失踪的原因也无从记起。遗忘的伤痛时刻折磨着他们的内心。为了寻找被“遗忘之雾”遮蔽的往事,找回被埋葬的记忆,他们开启了艰难的寻子之旅。
    在寻子途中,埃克索和比特丽斯先后遇到了保护母龙的亚瑟王老武士高文爵士、被恶龙咬伤的撒克逊男孩埃德温(Edwin)和意欲屠杀母龙的维斯坦武士。为了避免埃德温再遭村民残害,老夫妇和维斯坦便带着他一同走上了屠龙之旅。在是否屠龙这个核心问题上,老夫妇之间发生了分歧。比特丽斯坚持屠龙找回记忆,她担心:“没有了记忆,就没有了源头,我们的爱会不会慢慢枯萎、死亡”(44)。与妻子的决绝态度相反,丈夫埃克索则对屠龙迟疑不决,陷入某种恐惧之中。在他看来,“有些事情藏起来,不放在心里,难道不是更好吗?”(157)。随着记忆在寻子途中被逐步唤醒,困扰他们多年的儿子失踪之谜也渐渐露出水面。原来他们曾经背叛对方,年幼的儿子目睹了父母之间的不忠而负气出走。离家后没多久,儿子就死于肆虐全国的瘟疫,被埋葬在海岛上。因此,小说描绘的屠龙之旅实际上是记忆与遗忘的交锋之旅。对他们来说,恢复记忆既意味着恢复对甜蜜爱情的记忆,也意味着恢复了对欺骗、背叛、不忠等不堪往事的记忆。
    “遗忘之雾”不仅导致了埃克索和比特丽斯失去了对儿子的记忆,也造成了他们对自我身份的遗忘。埃克索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谦卑的农民,与妻子及族人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但随着记忆的慢慢苏醒,他发现自己曾经是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之一,曾代表不列颠人与异族撒克逊人和解。他曾主张以和平友好的政策安抚撒克逊人,还制定了“无辜者保护法”,因此被百姓亲切地称为“和平骑士”。不列颠人对撒克逊人的残暴屠城行为让埃克索觉得自己成了骗子和屠夫。所以,在不列颠人庆祝胜利的时刻,他毅然离开宫廷,带着妻子隐姓埋名于乡野。但由于笼罩一切的“遗忘之雾”,他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武士身份,同时也忘记了那段血腥的历史。
    在《被掩埋的巨人》中,“巨人”是贯穿小说的一个核心隐喻,它喻指被埋葬的不仅仅是埃克索和比特丽斯夫妇的个人记忆和创伤经历,而且“暗喻着被埋葬的战斧,暗喻着压抑的仇恨以及对血腥复仇的渴望”(Sanai 2015)。具体来说,喻指不列颠人对撒克逊人进行的血腥屠杀历史。在小说中,遗忘并非少数个体的遭遇,而是一种集体病症,正如比特丽斯所说:“大家都在忘记昨天和前天的事情”,就像是“得了什么毛病一样”(17)。在这种集体失忆的状态下,人们丧失的不仅是关于个体生命、个体历史的记忆,也是关于集体生活、集体历史的记忆。小说通过人物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回忆刨开了那段被埋葬的不列颠人血腥残杀撒克逊人的历史。作者对这段历史并没有采用白描的手法直接表达出来,而是以记忆慢慢复苏的形式间接陈述。
    在“高文的第一次浮想”这一章中,读者随着高文的记忆捕捉到了那段被埋葬的历史:“那些衣衫破烂、饱经风霜的妇人,以前也都是清纯的少女”“晚上来抓他的人都死了,很多都成了焦黑的骨头”“每天他手上流的血,都要让塞文河泛滥啦!”(205-207)。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之间的愤怒和仇恨可见一斑。这种仇恨在埃克索的回忆叙述中得到了进一步印证:“我们正式允诺不伤害他们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所以他们留在村子里,没人保护。但是,现在他们都被我们的人杀了,包括最小的婴儿”(215)。寺院地道里的白骨也时刻提醒着人们那段“被掩埋”的屠杀历史:“这都是人的头骨,我不否认。这儿一条胳膊,那儿一条腿,……我们整个国家都是这样。翠绿的山谷。春天里怡人的小灌木丛。可是,你往土里挖,雏菊毛茛下面,就是死者的尸骨”(171)。“被掩埋”的记忆不会成为湮灭的过往,“被掩埋的巨人”终将复活。在小说的最后,维斯坦武士要埃德温记住:“屠杀我们族人的,是亚瑟王领导的不列颠人。抓走了你母亲和我母亲的是不列颠人。我们有义务去仇恨每一个不列颠男人、女人和孩子”(247)。
    2.遗忘的救赎功能
    《被掩埋的巨人》无论在构思上还是在表达上,都贯穿着某种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这些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又通过“遗忘”的叙事框架表达出来。正如克拉克(Clark 2015)所言,“遗忘”的迷雾是《被掩埋的巨人》一书的主旨所在。遗忘建构起整部小说的文学秩序,担负起小说的言说功能和救赎功能,成为小说主题表达的理想之径。
    首先,遗忘具有治愈和修复功能。在记忆恢复之前,埃克索和比特丽斯夫妇一直相亲相爱、相濡以沫地生活着。当比特丽斯担心遗忘会让他们夫妻之间的爱枯萎时,埃克索马上向她保证:“我们的爱怎么会枯萎呢?和年轻时候傻傻的热恋相比,现在我们的爱不是更深吗?”(44)。可见,遗忘在这里“发挥了双重功能——忘记罪孽的人和忘记罪孽”(Clark 2015),是遗忘使他们忘记了失子之痛和欺骗之痛而保持着亲密的夫妻关系。但是,遗忘带来的只是一种当下的、无根的短时亲密;被遗忘掩盖的夫妻之间的共同记忆才是“关爱的构成性要素”,是维系夫妻间“浓厚关系”②的重要因素(阿维夏伊2015:8)。因此,小说中老夫妇俩才会因为遗忘而备受煎熬,才会不顾一切地开启艰难的寻子之旅,追寻被“遗忘之雾”所遮蔽的记忆。正如小说开端处埃克索对比特丽斯的劝慰:“我们的记忆没有永久丢失,不过是被这邪恶的迷雾放到什么地方找不到了。我们会找到的,哪怕是一件事一件事去想。我们出门,不就是为了这个吗?”(44-45)。阿维夏伊·玛格利特(2015:5-6)在谈论真相对共同记忆的治疗效果时指出:“在制造创伤的同时,被压抑的共同记忆被公开、被言说、被感知也具有治疗效果。”是遗忘引发了埃克索和比特丽斯的寻子之旅,寻子之旅不仅恢复了夫妻俩遗忘的关于儿子的共同记忆,也复原和修复了夫妻俩产生隔阂、互生怨恨的过往历史。
    当母龙被杀死后,夫妻俩对先前的不忠有了全新的认识。开始,埃克索之所以拒绝屠龙,拒绝探寻遗忘的真相,是因为内心之中“潜伏着的其他什么东西。也许是渴望惩罚”(322)。他希望通过掩埋真相来惩罚妻子对他的不忠。最后,埃克索终于意识到,妻子的不忠,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她认为前面的事情是她的错,那么后面的事情,我就要负很大责任了。因为有短短的一段时间,她曾对我不忠,这是真的。……可能是我做了什么事把她赶到了另外一个人怀里。或者是因为我该说的没说、该做的没做?
        
    
    
    ”(322)。他意识到自己禁止妻子去祭祀儿子的坟茔,“真是件残酷的事情。……那可是更加阴暗的背叛,甚于妻子一两个月的小小的不忠”(322)。很明显,是遗忘以及遗忘带来的记忆复苏抹平了夫妻间的隔阂,修复了夫妻间的关系,使夫妻俩灵魂得到救赎,感情得到新的升华。
    当维斯坦战胜母龙后,埃克索无限感慨地说:“如果迷雾没有剥夺我们的记忆,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爱是不是不会如此牢固?也许有了迷雾,旧伤才得以愈合”(327)。比特丽斯也认同道:也许“遗忘”的迷雾退去,“会给这块土地带来可怕的后果,但对于我们来说,消退得正是时候”(327)。因此,探寻遗忘之旅也成了夫妻之间的反省、忏悔之旅。最终,夫妻俩历尽千辛万苦,把吃了毒草的山羊牵到母龙跟前,他们心中被埋葬的记忆也得以修复。正如石黑一雄本人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些事情我们宁愿拋诸脑后,不再提及;总有些令人不舒服的阴暗旅程。这时,最明智的做法似乎就是将它们深深地埋葬”(Crum 2015)。这与赵静蓉在论述创伤记忆时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她(2015:94)认为:“记忆创伤或治愈创伤恰恰需要忘记创伤来实现”。迷雾散去后,夫妻俩忆起了创伤的根源。面对难以抚慰的丧子之痛和不堪往事,他们选择相互宽容和原谅,不离不弃,共同走向未来。由于能勇敢对待过去的创伤,共同经历磨难,他们心中“最后一片黑暗”也已经离去(323),心中的创伤得以愈合。
    其次,遗忘与“宽恕”联系在一起(Teo 2014:5)。小说人物在对遗忘历史的探寻与追忆中,逐渐接近事实的真相。在对真相进行重新审视的基础上,以一种更加开放、更加客观公正的心态对待历史,直面真相,最终使创伤得以抚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遗忘”开启了这种精神层面的救赎之旅。亚瑟王派人施咒并保护母龙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埋葬那段不列颠人血腥残杀撒克逊人的历史,从而让人们遗忘过去,让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能够和平共处。对于这段被埋葬的历史记忆,小说中有两种针锋相对的不同态度:一是以高文爵士为代表的遗忘派。高文对他的态度做了如下解释:“我知道我的神为我们那天的行为感到不安。但事情过去很久了,死者安息于地下,地上早已覆盖着怡人的绿草。年轻一代对他们一无所知。我求你离开这个地方,让魁瑞格的作用再发挥一段时间。她还能活一两个季节吧,最多了。可是那么长的时间也许就足以让旧伤口永远愈合,让永久的和平降临在我们中间”(294)。高文认为是对战争的遗忘才让整个国家拥有了长久的和平,才让两个敌对的民族能够和平共处。因而,他们暗中喂养魁瑞格,借失忆以弥合两族人的精神创伤。确实,在遗忘之雾被驱散之前,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相安无事地混居生活,甚至有融合成新民族的迹象,就像高文爵士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爱着的亚瑟在这儿给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带来了持久的和平,虽然我们仍能听到遥远的地方发生战争的消息,但我们这儿,大家长期以来都是朋友和亲人”(110),以至于维斯坦都向高文爵士发问:“你们伟大的国王用了什么神奇的本领,治愈了这片土地上的战争创伤,以至于今天在这儿旅行的人,几乎看不到任何疤痕或阴影?”(110)。显然,这种“神奇的本领”就是遗忘,是遗忘让他们忘记了相互的仇恨和战争,弥合了征战及大屠杀引发的裂痕。另一派则是以维斯坦武士为代表。维斯坦认为历史必须铭记,被埋葬的记忆不会成为湮灭的过往,针对不列颠人的复仇应该不惜一切代价。
    同样,在“是否遗忘”的问题上,修道院内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以修道院住持为代表的很多修士认为,遗忘是最好的疗伤之道。因而,他们主张继续保护恶龙,借失忆以弥合两族人的精神创伤。他们通过折磨、惩罚自我肉身,以求获得上帝的宽恕,获得内在良知的安宁。也正是出自这个善的初衷,当得知维斯坦一群人将去屠龙时,他们才会百般阻挠。但是以乔纳斯神父(Jonus)为代表的一些修士却意识到,通过惩罚肉身来减轻罪孽的方式无异于自欺欺人。欺骗不能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遗忘并非解决问题的正确之道。正如乔纳斯神父所说:“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不会获得宽恕。我们必须揭开隐藏的事情,直面过去”(153)。大屠杀的痕迹难以被彻底清除,通过强行制造某种遗忘症来实现的和平注定脆弱而不持久。消除遗忘、拾起记忆才是唯一选择。由此可见,小说中围绕遗忘之源“恶龙”所展开的较量,实质上是记忆与遗忘、恢复与埋葬历史真相、强权与抵抗强权的较量。
    石黑一雄在谈到《被掩埋的巨人》的创作动机时曾说:“我做了一件至少15年来我一直想做而未做的事,就是写一部围绕这个问题的小说——何时应回忆,何时不如遗忘——并将之扩展到一个更大的层面上:社会、民族、共同体层面”(Crum 2015),并且强调该小说所关注的重点在于记忆的“社会层面”(Wood 2015)。被遗忘的历史是该遗忘还是记起?民族创伤以何种方式愈合?作者并没有在小说中直接给出答案;小说在维斯坦等待族人开展报复行动中就此搁笔。但小说在结尾中似乎向我们暗示了答案:高文已经风烛残年、衰老不堪,无法胜任保护恶龙的使命;内讧让修士们慢慢从内部瓦解,他们已经无法承担养护恶龙的任务;恶龙已经奄奄一息,随时都有可能死亡。可见,维护遗忘势力的一方已经日薄西山。相反,担负杀死恶龙、还原历史真相使命的维斯坦则身强力壮、智勇双全。当高文恳求维斯坦“让这个国家在遗忘中平复”时(294),维斯坦则认为高文的想法很愚蠢:“蛆虫越活越肥,旧伤口怎么可能愈合?和平建立在屠杀与魔法师的骗术之上,怎么能够持久?”(294)。显然,恢复记忆乃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但简单的恢复记忆就是平复民族创伤的有效途径吗?遗忘能够维持的只是暂时的和平。小说的开放式结尾已暗示读者:新一轮的战争、仇恨及宗派暴力,被遗忘却未被原谅的冤屈威胁着要再次出现,“多少古老的仇恨将在这块土地上复活,……人们会在夜间烧掉邻居的房子。清晨将孩子们吊死在树上。河水发臭,河上漂着泡了很多天的肿胀尸体”(305-306)。这种危言耸听、触目惊心的描述向读者提出了索古探幽却直指当下的、一个关乎人类生存状况的严肃问题:关于民族的创伤历史,我们是该遗忘,还是该铭记?故事结尾处,不列颠老夫妇请求撒克逊小男孩埃德温将来一定要记住孩童时期与他俩建立的友谊。虽然仍清晰记得“屠杀我们族人的,是亚瑟领导的不列颠人。抓走你母亲和我母亲的,是不列颠人。我们有义务去仇恨每一个不列颠男人、女人和孩子”(247),但埃德温“没打算把这对好心的夫妇也包括在内”(310),埃德温内心深处充满了对不列颠老夫妇的仁爱与慈善。老夫妇恳请小男孩记住他们以及埃德温对“敌人”显露出的原谅和宽恕,其实隐喻着过去对未来的忠告:只有铭记过去,尊重历史,学会宽恕与原谅,才会有美好的未来。正如徐贲(2008:1)所指出的那样:“走出历史灾难的阴影,实现社会和解,是‘不计’前嫌,不是‘不记’前嫌。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要以牙还牙,而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石黑一雄通过这部小说向我们传递了具有当下意义的信息:通过盲目强制的遗忘是不可能遮盖邪恶、平复创伤、解决民族矛盾的,只有恢复记忆、正视历史,才是解决民族矛盾和国家关系的良策。
    3.结语
    美国学者大卫·格罗斯(David Gross)指出:“遗忘不仅仅是一种解放的力量,也是一种再生性的力量。遗忘通过扫除过去的碎片,可以走向净化和再生之路。”(赵静蓉2015:119)遗忘的这种再生性力量在《被掩埋的巨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小说中,石黑一雄站在人性的高度,以其对历史不偏不倚的客观态度,通过“遗忘”的主题和叙事框架,带领读者重访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英国“初创时期”的历史,提出了伤痛记忆和历史是该记起还是该遗忘的问题,深刻阐明了记忆和历史对个人和社会的深远意义。小说启示读者:伤痛的记忆和历史不该被遗忘,“被埋葬的”个人记忆和社会历史终究会被唤起。只有通过追忆创伤往事,才能真正达成对他人的宽恕。因此,对于个人记忆和社会历史,我们的态度不应该是压抑或遗忘,而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去接受过去,承认历史,化解创伤,并以史为鉴,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注释:
    ①文中所有出自该小说的引文均出自参考文献[2],以下只标明页码。
    ②阿维夏伊·玛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是以色列哲学家,他在《记忆的伦理》(The Ethics of Memory)一书中指出,浓厚关系指与我们有亲密关系的人际关系,包括父母、朋友、爱人、同胞等,是建立在过去的共同记忆基础上。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