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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岚:历史的隐喻——论石黑一雄《被掩埋的巨人》


    
    
    内容提要:《被掩埋的巨人》延续了石黑一雄在其作品中反复探讨的一些主题,如记忆的不确定性、对历史的反思以及人的情感需求,再现了5、6世纪时撒克逊人入侵英国后与不列颠人的冲突与融合。小说虽然穿插了一些奇幻文学的元素,但整体上语言质朴、平淡、内敛,通过历史的隐喻告诫人们,正确看待历史记忆,切勿盲目服从权威,坚信心中的道德法则,学会珍惜和宽容。小说深深植根于西方文明沃土之中,通过与西方人文经典的深层对话,提醒读者超越狭隘的自我意识和族裔认同,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和民族关系,警惕民族仇恨和复仇意志再次导致人类互相残杀,体现出作者对人类共同体命运的担忧及对和平的呼唤。
    关 键 词:石黑一雄  被掩埋的巨人  历史  隐喻  西方经典
    傅立叶主义者加布里埃尔·拉夫当(Gabriel-Desiré Laverdant)在其1845年的小册子《艺术的使命与艺术家的角色》(De la mission de l'art et du role des artistes)中指出,艺术是“先驱和揭示者”,显示了“最超前的社会趋势”,真正具有先锋性的艺术家关注的是“人类将走向何处”和“人类这一物种的归宿”(Poggioli 1968:9)。201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正是这样一位关注人类未来归宿、心怀悲天悯人情结的作家。他的科技反乌托邦小说《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2005)以艺术的形式回答了人类是否可以为了自身利益去制造克隆人这一道德问题。他的文字流畅、优美,一般不晦涩,除非是刻意制造某种印象。他对历史、记忆等主题的关注、对人性的揭示和对人类共同体命运的担忧帮助他摘得201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桂冠。
    历史和人性是石黑一雄反复探讨的主题,他直面历史,反思人性,敢于揭露历史和人性中的伤疤,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作家。其第二部小说《浮世画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1986),通过回忆的方式展示了日本军国主义对艺术家思想和灵魂的扭曲,反映了艺术家的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联系,对日本二战期间的军国主义提出明确的质疑。其布克奖获奖作品《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1989)的主人公为达林顿府管家史蒂文斯(Stevens)。贵族家庭中的管家是一个颇能反映英国阶级鄙视链及其传统保守主义思想的人物。通过史蒂文斯的生活回忆,作者既反映了史蒂文斯个人情感压抑的悲剧,更从他为其故主欲盖弥彰的辩护中,窥见英国某些贵族在二战之前因个人感情偏好而误导国家政策,姑息迁就德国法西斯力量,解雇无辜的犹太女佣,助纣为虐,反思了二战前英国政府执行的绥靖政策。作品不着痕迹地揭示了英国上层社会某些成员应对二战历史所负的责任,哀叹了大英帝国辉煌不再的残酷现实。
    进入21世纪以来,石黑一雄作品中的历史关怀与反思越发明晰。这与新世纪外国文学的总体创作倾向是一致的。杨金才(2013:163)指出:“新世纪外国文学对历史题材情有独钟,创作的重心大都是在历史的时空隧道中穿梭。”石黑一雄发表于世纪之交的《上海孤儿》(When We Were Orphans,2000)戏仿了福尔摩斯式的侦探小说,其深刻性主要体现于对英国社会各阶层人士民族心理的揭示。主人公班克斯(Banks)执意要回到当年父母失踪的上海,誓言要铲除威胁世界的邪恶势力。这部小说的不可靠叙述不仅暗示了主人公对自己能力评价的偏差和自不量力,也是对英国逝去世界影响力的哀歌。这部小说既批评了日本狭隘的民族主义、疯狂的军国主义,又讽刺了日益没落却始终怀有浓厚的世界领袖意识的英国人。面临日军对上海的围攻,“日不落”帝国的臣民们大都抱着隔岸观火的心态,流露出无力掌控世界格局的无奈。
    石黑一雄2015年的《被掩埋的巨人》(The Buried Giant)视野开阔,植根于西方文明的沃土之中。该长篇小说延续了石黑一雄作品中反复探讨的一些主题,如记忆的不确定性、对历史的反思以及人的情感需求。作品以埃克索(Axl)夫妇寻找记忆和儿子的历程为主线,生动地再现了5、6世纪时撒克逊人入侵英国后与本土的不列颠人(Britons,也译为“布列吞人”)的冲突与融合。小说中虽然穿插了一些奇幻文学元素,但整体上语言质朴、平淡、内敛,并不像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的《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系列作品那样借奇幻因素吸引读者,而是与英国历史上读者熟悉的一些文学作品或传说故事形成对话关系,如源自北欧神话和传说的《贝奥武甫》(Beowulf)、源自英国本土并在欧洲大陆不断被丰富的亚瑟王传奇,以及叶芝的诗歌《再度降临》(The Second Coming)等。作者在其营造的悠远历史氛围中解构或阐释这些经典的同时,通过丰富的历史隐喻,解构亚瑟王的形象,提醒读者超越狭隘的自我意识和族裔认同,不迷信或盲从权威,要始终坚信心中的道德法则,追求和平与真理。
    对英国甚至英语国家来说,亚瑟王及其圆桌骑士堪称“历史的丰碑”,被视为不列颠人反抗异族侵略的民族英雄,是英国浪漫传奇的天字一号人物。他们代表了忠诚勇敢、追求正义、热爱荣誉、尊重女性等优秀品质,被历代文人骚客讴歌赞美。《被掩埋的巨人》中所要展现的则是这一丰碑上的裂痕,即在不列颠人与撒克逊人的民族冲突中,亚瑟王的背信弃义。①此前亚瑟王曾颁布“无辜者保护法”(石黑一雄2016:217),明文规定不准伤害撒克逊妇女、儿童和老人。埃克索作为其手下的“和平骑士”曾与其他人一起负责该法律的落实并引以为豪。小说中让人健忘的迷雾源头即为亚瑟王撕毁协议的那场大屠杀。战场上亚瑟王破军杀将,大获全胜,同时,他派遣人员对撒克逊人留守后方人员,上至老人妇女,下至孩提之子,进行了大肆屠杀。实施屠杀的同时,亚瑟王请魔法师梅林施法于母龙魁瑞格,使之呼出令人忘却一切的气息。(石黑一雄2016:293)此后母龙在世的几十年间,两个民族忘记了仇恨,和平共处,维持着表面上的和平。这便是小说的开端。
    关于5、6世纪的英国历史,比如不断涌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本地不列颠人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冲突,石黑一雄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很高兴地发现,没有人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是英国历史上的一片空白时期”(Alter 2015)。仔细查找,可以发现不列颠人与撒克逊人从各自的视角对这段历史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不列颠教士吉尔达斯(Gildas,约516~570年)在他的《不列颠的毁灭》(The Ruin of Britain)中描述了撒克逊人入侵时的情景:“剑闪闪发光,爆裂的火焰向四散逃跑的不列颠人袭来。街道横陈着高塔的塔尖,高墙和圣坛坍塌殆尽,尸体残骸散落在断壁残垣中,到处覆盖着凝固发青的血块。眼前的一切,仿佛(葡萄)酒坊压榨机里碾压过的废料一般。惨不忍睹!”(Henshall 2008:90)一百多年后,英吉利教士比德(Bede,约673~735年)在《英吉利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中则记述了不列颠人的凶残:“卡德瓦龙不列颠王尽管挂着基督徒的名字,声称过基督徒的生活,实际上却是一个心地凶狠、手段毒辣的人,他甚至连妇女和无辜的幼童都不放过,野兽般地把他们残酷折磨致死。他长时间地摧残、蹂躏所有地区,而且心里盘算着把整个民族从不列颠岛上根除掉。”(比德1991:148)
    不难看出,这是一段互相残杀的历史,掌握话语权的一方只会从自身立场出发,谴责另一方,缺乏自我反思。两个民族冲突的结果正如撒克逊勇士维斯坦(Wistan)在《被掩埋的巨人》中所预言的:“我们的军队一面推进,一面会因为愤怒和复仇的渴望而继续壮大,对你们不列颠人来说,那将是向你们滚去的一个大火球。你们要么逃跑,要么毁灭。一个个国家会相继沦陷,这儿会成为一块全新的土地,撒克逊人的土地,没有迹象表明你们曾在这儿生活过。”(石黑一雄2016:306)7世纪时,不列颠人大部分被赶到了威尔士、苏格兰和康沃尔,正如北美印第安人及其他被殖民地区的土著被驱赶至贫瘠山区或荒原地带一样。
    石黑一雄对这段历史进行了虚构或者说重构,其重点不在于辨明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孰是孰非,也不是为了考察人们的生存本能和侵略本能,而在于以亚瑟王为隐喻,从道德和正义层面,探讨亚瑟王或像亚瑟王一样思考的政治家的思维逻辑是否正确,即为了所谓的和平,人们是否可以对所有的敌人斩草除根。康德(2003:95)的道德哲学明确指出:“人是生活在目的的王国中。人是自身目的,不是工具。”亚瑟王的逻辑是把人当成了实现其“和平”的工具。石黑一雄的新作是与康德道德哲学的一次对话,它迫使人们反躬自问,类似亚瑟王这样的逻辑或说借口在今天的世界政治舞台上是否依然存在?
    高文骑士(Gawain)是亚瑟王传奇故事中最优秀的骑士之一。他在《被掩埋的巨人》中也是一个隐喻本体,即盲目服从权威的人。小说中高文的形象略显滑稽,他永远佩戴着象征他身份的盔甲和剑,然而他的盔甲因磨损而锈迹斑斑,他的短袍因岁月而补丁累累,他的姿势总显得有点“僵硬”(石黑一雄2016:102-103)。这种“僵硬”不仅是外在的,更是内在的。作为亚瑟王的忠实助手和外甥,高文内心虽不赞成屠杀妇孺病残,但始终忠实维护着亚瑟王的形象,忠诚于守护母龙的使命,直至献出生命。他是亚瑟王的忠诚卫道士,深信亚瑟王屠杀已逐步本地化的撒克逊人,是为了打破不列颠与撒克逊民族间相互屠杀的魔咒,并且认为这一举措行之有效,“获得了永久的和平”(石黑一雄2016:215-217)。他将这种方式类比医生治病救人的妙手,称之为“一位真正伟大的国王的战略”(石黑一雄2016:277、281)。高文并非没有内心矛盾。在埃克索当庭公开指责亚瑟王背信弃义并愤然离开宫廷时,高文和其他一些骑士内心深处都在赞同、赞赏埃克索,轻声与他真诚告别(石黑一雄2016:280)。但“僵硬”的高文对高高在上的亚瑟王永远是绝对服从:“屠杀婴儿的刽子手。但我当时不在场啊,就算在,我和一位伟大的君王争辩,能有什么作用?他还是我舅舅呢。那时候我不过是个年轻的骑士……但我是个好骑士,将自己的职责执行到底。”(石黑一雄2016:217)。高文在此处所体现的正是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1963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中所提出的“平庸之恶”——面对邪恶,高文保持了沉默。不过,亚瑟王屠杀无辜者的做法在高文的内心留下了浓厚的阴影,他不断反省:“屠杀婴儿的刽子手。这就是我们那天干的事?”(石黑一雄2016:217)比特丽丝(Beatrice)在修道院空气污浊的地道里因发现了大量的婴儿骸骨而哭泣,敏感的高文一边回忆自己当年的罪孽,一边心里又愤愤不平:“她怎么敢那么说呢?”“谁说我屠杀婴儿?”(石黑一雄2016:268、282)这些恰恰反映了他心中的内疚。现代社会中,像高文骑士这样良心虽然尚未完全泯灭,但迫于权威压力而盲从或保持沉默的人可能不在少数。
    《被掩埋的巨人》中始终保持头脑清醒、追求和平的是主人公埃克索。虽然他所在的不列颠居所不像村庄而更像柏拉图所描绘的“洞穴”,但他和妻子都住在“巢穴的外围”。(石黑一雄2016:5)相比洞穴深处的居民,埃克索可能就更为开明,更倾向于追求光明、追求真理。小说一开始,他和妻子就念念不忘地想要得到一支能给他们带来光明的蜡烛。埃克索的妻子比特丽丝与但丁《神曲》中主人公的引路人同名,善良温和的她深爱着丈夫的同时,
        
    
    
    也一路走在他前面,指明方向。外表再普通不过的农村老汉埃克索与一身戎装、战马相伴的高文骑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埃克索从外表上看性格温和,理性低调,但其内心的道德意识极强。高文在回忆当年的情形时不得不承认:“那时候他就有一副智慧的样子,我一看到他,好像战场的喧闹立即退去。”(石黑一雄2016:214)获悉亚瑟王撕毁“无辜者保护法”、大肆屠杀妇女儿童后,埃克索愤然当庭斥责亚瑟王,并远走他乡。(石黑一雄2016:215-216)对于外表上相貌堂堂、一直身着戎装的高文,撒克逊武士维斯坦只有轻蔑和鄙视:“亚瑟令人憎恨,他是亚瑟的亲戚”。对于记忆中的“和平骑士”他却心怀敬重之情,询问埃克索:“有个温和的不列颠人,我小时候就认识,像智慧的王子一样经过我们的村庄,让人们梦想着各种方法,使无辜者免受战争的灾祸,那个人是你吗?”(石黑一雄2016:301)埃克索的回答是透过母龙魁瑞格的气息才能看到当年作为“和平骑士”的自己:“我看到的是个做着梦的傻瓜,但他的用心是善良的,还要亲眼看着庄重的誓言毁于残酷的屠杀。”(石黑一雄2016:301)通过高文骑士和曾经是“和平骑士”的埃克索两位人物,《被掩埋的巨人》审视了什么是真正的骑士精神,以及相比武力冲突或抹杀记忆,外交和善意是否更应该是民族之间沟通的方式。
    历史循环的隐喻在《被掩埋的巨人》开篇即有暗示。篇首的全知叙述者满怀深情地对比了昔日和当下的英国乡村图景:“要找到后来令英格兰闻名的那种曲折小道和静谧草场,你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接着便描写罗马人在不列颠修建的大道已经毁损,没入了荒野。(石黑一雄2016:3)埃克索夫妇出发寻子上路不久,在避雨时看到罗马时代曾经辉煌的大宅已成为洒满血迹的历史遗迹(石黑一雄2016:32)。这让读者不禁会联想,当下这些令英国人自豪的自然美景和人文建筑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是否也会成为一片废墟。小说揭示了仇恨的循环也属文中重点。维斯坦虽然能够回想起埃克索及其他“和平骑士”带来的友情,但他对埃德温的教育是要仇恨:“所有的不列颠人。包括对你友好的那些人。……有些不列颠人似乎值得我们尊敬甚至爱戴,……但是,与个人的感受相比,现在有更大的事情要我们承担。屠杀我们族人的,是亚瑟领导的不列颠人。抓走你母亲和我母亲的,是不列颠人。我们有义务去仇恨每一个不列颠男人、女人和孩子……要保护好你心中的仇恨。”(石黑一雄2016:247)埃德温童稚天真的问题反映了石黑一雄对仇恨的探索:“这是什么意思呢,武士?哪些不列颠人?”维斯坦也承认自己因为与不列颠人相处久了,很难再下狠心:“等着我的是公正与复仇,夫人。两者都耽搁很久了,所以很快就会到来。现在时候快到了,我发现自己心里却颤抖起来,像个姑娘一样。这只能是因为我在你们当中待得太久了。”(石黑一雄2016:304)母龙魁瑞格被屠后,恢复了记忆的两个民族即将再次陷入互相残杀和仇恨。热爱和平的比特丽丝难以置信地质疑维斯坦:“这儿的每个村庄,你的同胞和我的同胞都生活在一起。从小就爱着的邻居,他们怎么可能去下手呢?”(石黑一雄2016:305)然而,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犹太大屠杀以及在南斯拉夫和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种族屠杀的反思。
    在《被掩埋的巨人》中,人物的年龄也不乏象征意义。老年人几乎都属于正在被挤向历史舞台边缘的不列颠民族,如埃克索、比特丽丝、高文骑士、生活于撒克逊村庄中的艾弗,还有具有超级疗伤能力自己却满身受伤的修道士乔纳斯。这些老人或睿智,或善良,甚至“僵硬”的高文骑士也常常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壮年的维斯坦则是正在崛起的撒克逊民族的代表。他总体上来说是个行动者,而不是思想者,但偶尔会受到善良温和的埃克索等不列颠老人的影响。因此,面对即将撕开伤疤、重新陷入民族冲突的前景他会心生恻隐,像姑娘一样颤抖。而少年埃德温则体现了一种兽性、可塑性和神秘性——他奇特的伤口,他与母龙的心灵沟通,以及他最后感觉自己似乎满身是血的形象。(石黑一雄2016:309)维斯坦认为埃德温的意志比他要纯粹得多,更适合成为复仇工具。(石黑一雄2016:306)
    石黑一雄经常被评论界称为当代英国小说界的“移民三雄”之一。在众多作家、评论家书写、谈论“他者”、身份、主体性、族群创伤等主题的大环境下,“移民三雄”中的奈保尔和拉什迪更受评论界的青睐。②石黑一雄的作品倾向于体现一种普世性的人文关怀,聚焦于人们之间的共性,而非仅局限于探讨后殖民或族裔等问题。作为一位移民作家,石黑一雄对英国文化既赞赏又反思。《被掩埋的巨人》中不时出现的第一人称“我”“我们国家”等措辞也反映了石黑一雄的英国情结。钱乘旦指出:“你要想了解现代世界,就应该首先从英国历史开始。”(钱乘旦、许洁明2007:2)石黑一雄力图从英国历史的幽深处,通过解构和隐喻的方式,考察导致民族冲突的一些因素。他认为任何国家都存在民族仇恨或其他与之相似的“被掩埋的巨人”(石黑一雄2017:105-108)。这种创作态度体现了作者一贯的正义感和反思意识。
    《被掩埋的巨人》通过英国历史上的一个片段折射了整个西方文化,在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担忧方面,可以看作是对叶芝的诗歌《再度降临》的一种阐释。叶芝受基督教末世论及新柏拉图主义历史循环论的影响,在《再度降临》中描绘了基督再次降临人间之前破坏之神“反基督”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诗歌的第一节再现了即将陷入混乱的世界:“盘旋盘旋在渐渐开阔的螺旋中,/猎鹰再也听不见训鹰人的呼声”。(傅浩译2002:450-452)小说结尾,在将要接近母龙魁瑞格巢穴时,埃德温拼命想挣脱维斯坦的控制,与诗歌开头渐渐失控的猎鹰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而他恍惚之间觉得自己满身是血的形象与叶芝在诗歌中预言的将要来到人世、带来天下大乱的怪兽也有相通之处。叶芝在诗歌中描绘了灾难即将降临的情形:“万物崩散,中心难再维系,/世界上散布着一派狼藉,/血污的潮水到处泛滥,/把纯真的礼俗吞噬。”这正是母龙魁瑞格被杀死后恢复记忆的不列颠人与撒克逊人之间即将爆发的民族冲突的真实写照。小说结尾对魁瑞格的描写乍一看似乎充满了矛盾。维斯坦下定决心屠龙之前,比特丽丝终于见到了对人们的记忆产生如此重大影响的“巨兽”。但她却惊讶地发现,母龙瘦弱不堪,看起来更像爬虫:“这可怜的东西,不过是一条有点肉的细绳子罢了”。(石黑一雄2016:292-293)然而,母龙死后,“汹涌的血液先在脑袋两侧分开流过,随后脑袋便浮了起来,在坑底快速漂过去……武士一边避开蔓延的血池,一边绕路回来……”(石黑一雄2016:303)汹涌奔流、血流成河的意象与干瘪的母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却极好地以隐喻的方式呼应了叶芝诗歌中的预言。
    需要提醒的是,石黑一雄在这部小说中不仅暗示了民族仇恨再次爆发可能带来的天下大乱,同时,他对个体的推崇和对权威的解构也很容易滑向另一种混乱——无政府主义。亚瑟王作为民族英雄和统治者的形象在石黑一雄的小说中遭到解构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被掩埋的巨人》中并没有塑造任何一个堪称楷模的领袖人物:不列颠的布雷纳斯爵爷和被年轻姑娘发誓追杀的撒克逊人头领均为品行恶劣、能力低下之徒(石黑一雄2016:223-225、214),而维斯坦的国王派他来屠杀母龙并非出于拯救人类记忆的善意,而是为了让族人牢记民族仇恨,激起他们的复仇和征服欲望。在小说的几位主要人物中,撒克逊武士维斯坦虽然勇武过人、战无不胜,但他一方面因孩提时所受屈辱而对不列颠人怀恨在心,一方面盲目服从其国王,是民族仇恨的积极推动者,并努力培养埃德温等来延续仇恨。文中唯有热爱和平、理性克制、勇于反思却被族人剥夺拥有一支蜡烛权利的一介布衣——埃克索才是作者推崇的英雄。虽然他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质疑亚瑟王并愤然出走,是作者刻意塑造的只相信内心道德法则的个人主义者,但离开亚瑟王后的埃克索再也没有舞台施展其外交才能,更无法影响历史的进程。缺乏具有号召力的领袖将导致一个民族群龙无首,在外敌被消灭后,民族内部也会陷入混战。7世纪后,英伦大地上出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局面,盎格鲁-撒克逊小国陷入一片混战,局面一直持续到8世纪末以后,维京人开始入侵英格兰。英格兰的统一得益于9世纪末出现的军事领袖阿尔弗雷德以及1066年来自法国的征服者诺曼公爵威廉。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中,杰出的领袖也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社会科技高度发达,各类先进的武器轻易便可以摧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强有力的领导和健全的制度作为保障,仅仅依靠个体心中的道德法则,世界很可能会陷入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有些弱小国家的毁灭也并非全无可能。
    事实上,石黑一雄确实有消解“种族”“国家”这些概念的意图。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将某个集团的人聚集到一处的“种族”“国家”这一类名词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比如,“你为什么会觉得被称为日本人的那些人,就是日本人呢?当今时代,因为存在‘国家’这一制度,所以大家都得持有‘护照’这么一个东西。但这些实际上只不过是我们制造出来的东西,其实被称为国家的群体是极度容易崩溃的。”(石黑一雄2017:109)这种观点忽视了历史和社会的复杂性,体现了一种虚无的理想主义,与当下流行的“世界主义”异曲同工。陈众议(2015)指出:“世界主义由来以久……如果将其概念缩小至可喻范畴,那么首先它与源远流长的理想主义一脉相承;其次它业已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演化为残酷现实”,其指导思想是“大同”“博爱”等世界主义思想,我国读者对此需持审慎态度,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共存和交流的背后正在出现前所未有的文化单一性。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的第三世界国家将成为抽象的世界主义的受害者。
    目前,世界各地的种族歧视、民族矛盾和冲突等社会问题依然严峻。在《被掩埋的巨人》中,石黑一雄似乎将冲突的起因归咎于各民族领袖人物的错误思维或人格缺陷,如亚瑟王对敌斩草除根的错误决断,布雷纳斯在勇士维斯坦幼小的心灵中播下的民族仇恨和阶级仇恨等。他将人类和平共处的希望寄托于埃克索式的遵守内心道德法则的个人主义者。这样的人物设计体现了作者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理想主义思想。石黑一雄年轻时就有比较浓厚的理想主义思想。在肯特大学读完一年级之后曾休学一年,去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做义工帮助当地的贫苦人群。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民族矛盾的起因错综复杂。石黑一雄在小说中提出的设想有简单化倾向,其可行性似乎更多的是存在于理想世界中。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是一位有着强烈正义感的作家,希望能通过自己的作品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他从个人主义、个体道德良心出发开出的济世良方在复杂的现实面前也许只能是苍白无力的美好愿望,但作为社会良知,他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命题。他意识到了文学家作为社会良心的作用,通过历史的隐喻,讴歌对正义、爱情、幸福生活的追求,倡导文化多样性、文化融合和对非本族文化的宽容,警示民族仇恨等各类“被掩埋的巨人”可能给人类共同体带来的灾难,盼望各民族之间走出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体现了一位文学家的博大情怀。
    注释:
    ①亚瑟王传奇经历了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威尔士教士吉尔达斯(Gildas)在6世纪中期撰写的《不列颠的毁灭》中,虽然记录了不列颠人在抵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侵略过程中所取得的12次重大的胜利,但并没有将胜利归功于亚瑟或其他任何领袖。公元800年左右,威尔士教士南尼亚斯(Nennius)在《不列颠编年史》(Historia Brittonum)中,第一次明确这12次重大胜利的领导者为亚瑟王。此后,蒙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在《不列颠诸王史》(Hstoria Regum Britanniae,1136)中,将亚瑟王塑造为骑士制度时代的理想君主。马洛礼(Sir Thomas Malory)的《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1469)被公认为是亚瑟王传奇的集大成者。
    ②笔者于2017年10月21日,在CNKI上分别检索了当今英国小说界被称为“移民三雄”的奈保尔、拉什迪和石黑一雄的相关文献,发现关于他们的词条数目分别有1190、692和359条。奈保尔曾于2001年斩获诺贝尔文学奖,因此受评论界关注较多。拉什迪因为《撒旦诗篇》激怒穆斯林世界,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文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