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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文君:只为成全这一本图画书


    
    编辑向我约稿的时候,问:“秦老师,你有兴趣写一个中国元素的图画书吗?”
    我回答:“花木兰。”
    其实,我蓄谋已久,想写一写我自小仰慕过的人,童年时向往她自由翱翔的人生,别样的刚强之美。现在,当年激进的爱戴已经褪去,但喜欢、爱慕、珍惜依旧。
    创作图画书《我是花木兰》的动力,完全来自对这个人物由衷的爱。 只是,真要落笔写被很多人诠释过的、存留心灵深处多年的人,仍是一个挑战。
    我曾找了100个孩子,请他们说说心目中的花木兰。有的孩子说:“我觉得花木兰演技很高,多年在军营中,没人认出她是女孩子。”有的说:“花木兰很美。”也有的说:“花木兰太爱她的父亲了。”孩子心中的花木兰是“多姿多彩”,表述各不同,但也使我精准把握儿童的审美视角和语言叙述。在我选择用什么艺术形式表现花木兰的时候,一个新鲜的念头冒出来,能不能让1000多年前的花木兰和现在的孩子有对话,用新颖的双重视角,双线叙事。一个词跳出来:我是花木兰。
    我还去荒漠,古战场,山川,体验花木兰上战场的感受。很多遗迹已消失,去甘肃、河南的一些地方,从不断挖掘出来的铁甲、兵刀、长矛里,能推断这里曾是无限空旷的古战场,如今只能看见生生不息的小花小草。我在那无限空旷的地方,看飞鸟的影子,浮动的云彩,浮想联翩。
    为了探索花木兰的特质和天性,我尝试从富有特色的地方戏着手。我信赖花木兰的家乡人,她们用当地的地方戏豫剧演绎花木兰。早期的豫剧表演舞台装置简单,一桌二椅,打小锣,敲梆子,而1956年拍摄的豫剧电影《花木兰》比较完美,由常香玉老师主演,以豫剧表演的形式见长,剧里刚柔融合的戏文和唱腔,让我寻找到一些灵感。
    随着深入的探究,我发现豫剧还有细分。公认的木兰故里,河南商丘虞城县一带所唱的豫剧和常香玉老师唱的豫剧不同,是豫东调,吸收大量的山东梆子唱腔加以融合。听着豫东派马金风老师的演唱,行腔洗练、轻盈明快、俏丽活泼、字多腔少,在其代表剧目《花枪缘》中有显著表现。我从这些声音里能推想花木兰的面貌了,还有干练的口音和嗓音。最后,我去除了原先繁复的戏剧化表述,将古代花木兰的故事进行豫东调般的明快叙述。
    女孩成长的无限可能性和丰富性, 在我脑海中闪现,永远不会湮灭。花木兰美好的人性特质,不因为战争而湮灭。我仿佛触摸到花木兰令人心颤的气息。
    《我是花木兰》用了一个双重的构架,既有古老故事的叙述,也有当今女孩的心语。文本最后的一些文字,是文本的魂:一起从军的铁哥们儿来看她,花木兰悄悄避开,嘱咐弟弟陪他们玩。铁哥们儿未必知道,久战沙场、军功累累的“木兰兄弟”,是个女孩。而在另一条线,当代的小女孩对性别却有不同认定,从中感悟时代的变迁和进步。
    我祈望《我是花木兰》有美的视角,心的痕迹,亮的方向。还有,对女性性别的确认和自豪。
    文本完成后,我曾和极富才华的画家郁蓉,花费大段时间隔空切磋花木兰之美。在整本绘画完成之际,出于友情,郁蓉女士给了我一个福利,让我诉说一个秘密,由她来藏在画面里。《我是花木兰》出版后,她告诉我,不仅在里面画了我告诉她的秘密,还在背景图里画了我的家人,我说,你并没有见过他们。她回答说:是我想象中的你的家人。我哑然失笑。
    写图画书要创意,要好故事,要足够的智慧,还要做一件小说家最不习惯,也是顶顶痛苦的事:拿自己的文本开刀。这本图画书文字本来少, 在我几易其稿中,又删掉了不少,凡是画家根据我的文字,能画出来的东西,文字就多余了,去除,只留下最纯粹、图画难以表达的那一些文字。捧着新出的精致、大气的《我是花木兰》,我自嘲地想,看上去作家好像没有出力,很多创意,无数创作时辛劳的痕迹都被我亲手抹去,只为了成全这一本图画书。
    (《我是花木兰》秦文君/著,郁蓉/绘,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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