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直在寻找梦中的乌托邦
http://www.newdu.com 2024/08/25 05:08:20 北京青年报 董铭 参加讨论
当地时间11月26日,意大利著名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在罗马家中离世,享年77岁。这位“意大利影坛的末代皇帝”一生以革命与情爱为其电影作品的主题,但透过那些充满着欲望与梦幻色彩的诗意镜头,我们会发现其电影中对于人性的冷峻书写。个体作为历史的人质,或者个体无法追寻到的自我,或许才是贝氏电影永恒的苍凉底色。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去世的消息从罗马传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影迷都陷入哀悼,但也没有特别意外的悲痛,毕竟以77岁的高龄,身患癌症的贝托鲁奇是在家中安然离去的。一生笃信马克思主义,讲究弗洛伊德的他,将去的或许不是天堂,而是梦中的乌托邦。 “意大利影坛最后一位皇帝去世了。”法国《费加罗报》的悼词,源自戛纳电影节前主席吉尔·雅各布,当然,对于一位老牌意大利共产党员来说,这样的称号并不精准,更像是一种直白的修辞,以便捎上让他名满世界的代表作《末代皇帝》。而毋庸置疑的是,贝托鲁奇不仅是“当世最杰出的意大利导演之一,也是整个意大利都为之骄傲的伟人。”罗马市长维吉尼亚·拉吉如是说。 《末代皇帝》对于中国观众和电影人来说,可以算是太熟悉了。这部外国人书写的中国史诗是技术上的启蒙,视野上的交流,也是艺术理念上的碰撞。奥斯卡上的“九提九中”大满贯,不仅刷新了西方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也提供了一个从人文角度深入溥仪内心,对“被权力抛弃的男人”情感解剖的契机。而那些不符合专家意见的布景和大殿设计,卢燕饰演的慈禧太后过于惊悚,诸多细节和习惯上的苛责,如今都已成了传奇的注脚,点缀了艺术之外的回忆录。 《末代皇帝》的巨大成功,让基本不通中文,英文也不算流利的贝托鲁奇一跃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使,但他仅仅停留了几年就又转回了欧洲,毕竟,塑造他精神世界的理论依然是纯西方的。骨子里,他依然是那个深受法国新浪潮影响的作者导演,正如美国《综艺》杂志对他电影事业的脉络探究:“即便他给好莱坞拍过电影,与大片厂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但身处工业体系中的贝托鲁奇,仍一直把电影作为内心世界的真实投影。” 贝托鲁奇的内心里有什么?至少有两点是可以确定的:革命性的政治思想和情欲流淌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贝托鲁奇的身上交融,如他的出身阶级和意识形态,在矛盾中找到平衡。这位地主家的后代,诗人的儿子,从小就对共产主义抱有天然的热情,这一点有些像瑞士银行家的“逆子”戈达尔,但贝托鲁奇没有把这种革命性付诸于极端的檄文,而是用更加私密的方式,藏在了阁楼上的浴缸里。完成于2003年的《戏梦巴黎》,是对1968年“五月风暴”一次迟来的致敬,彼时的贝托鲁奇刚过27岁,已经在恩师帕索里尼的支持下完成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死神》和在意大利影坛站稳脚跟的《革命前夕》,年轻的他自然是站在青年那一边,也坚定地站在革命者的队伍里。当年贝托鲁奇就同戈达尔、帕索里尼、马可·贝鲁奇奥和卡罗·里扎尼一起合拍了颇具政治诉求的短片集《爱情与愤怒》,那种对革命的向往被贝托鲁奇用宗教式的隐喻所掩盖。 “我从来不是什么伦理学家。”2013年,贝托鲁奇最后一次在法国电影资料馆接受专访时,倾诉了自己复杂、矛盾的内心,对当代政党斗争的失望和对诗意的孜孜以求,对年轻心态的珍视和对虚伪社会的包容,以及马克思主义在自己身上的残留和对资本主义的慨然接受……这些微妙的平衡或许只能在他身上体现。正如布列松的那句名言——“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贝托鲁奇的创作也随着视线悄然变化,就像他在中国筹拍《末代皇帝》的那两年里(1984~1986),他欣喜地发现中国人的服装越来越时髦,脸上多了笑容,音乐里出现了摇滚的影子。上世纪70年代初的《随波逐流的人》《蜘蛛的策略》和长达5个小时的《1900》里,贝托鲁奇把矛头对准了没落贵族和法西斯,旗帜鲜明又庄重精致地歌颂了共产主义,但在左翼批评者看来,这不过是导演对意大利政体的“妥协式寓言”。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一个可笑人物的悲剧》里的贝托鲁奇,自己都把政治性和派别斗争隐藏在家庭剧之后,而《月神》《爱的困惑》《遮蔽的天空》和《偷香》等,则成了异域风情下的弗洛伊德式的探究,纯美的肉体,纠缠于伦常和畸恋,贝托鲁奇更像是个静静欣赏的旁观者。 当世人对《巴黎最后的探戈》台前幕后的津津乐道超过了《1900》,对“三人行”的迷恋超过了对法西斯的声讨时,贝托鲁奇在情欲上的“求真”就注定要压倒他在政治上的“求实”,陷入几十年的舆论漩涡而不以为意。甚至到了晚年,已经在威尼斯电影节(2007年),戛纳电影节(2011年)和欧洲电影奖(2012年)上获得“终身荣誉”的他,还会因为争议的“黄油手”被翻出案底。马龙·白兰度早已作古,能够还原拍摄现场的只有身为导演和编剧的贝托鲁奇,他自己事后也承认了,道歉了,却没有换回玛丽·施耐德的原谅。贝托鲁奇或许真的是临时起意,就想看看“一个女孩下意识的真实反应”,毕竟拍摄前不喜欢定好台词,也不拘泥于故事板,的确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留下的遗产,帕索里尼是这么做的,贝鲁奇奥也如此,但这种真实,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 在《戏梦巴黎》的拍摄现场,贝托鲁奇也会使用这些缓和尴尬情绪的“小技巧”,在爱娃·格林、路易·加瑞尔等更年轻一代演员眼中,这也是意大利老爷爷渴望重返青春的潜意识。毕竟晚年的贝托鲁奇行动受限,一直饱受背部疼痛的困扰,只能坐在轮椅上,偶尔接受熟人记者的采访,2012年拍摄完最后一部作品《我和你》之后,贝托鲁奇就基本处于息影状态了。这部不太被人提及的“小格局”影片中,依稀能找到他对情感和年龄差异的热衷,从阁楼到地下室,少年在一种孤独和避世中成长,被年逾古稀的老人宽容以待,赋予了特吕弗式的定格,当大卫·鲍伊用意大利语演唱的《Space Oddity》响起时,又何尝不是贝托鲁奇在寻找青春的凝视,寄托下那些无法重来的激情,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个句号,他再也无法拍出《1900》的续集了。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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