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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代文学批评形式的“岁末祭诗”


    内容提要:“岁末祭诗”由唐代肇端,其后不断与祭祀风俗的纪念性因素结合起来,至清代演变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形式。它既区别于一般的古代文论,也区别于编选、批点、品藻、句图、圈旌、谑谈、图像以及点将录等方法。它包含选择、品鉴、取舍的过程,具有强烈的自我检视、内向否定倾向,并带有鲜明的行为表现色彩,仪式化的语境呈现出一定的悲剧性美感效果。其祭诗活动本身形成一个文学创作的现场,相关作品往往兼有抒情性与纪事性,在清代文学史上留下不少佳构,部分作品表达出诗学观点,成为清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组成部分。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清代江南文人日常生活与文学创作研究”(批准号:16AZW009)成果。
    作者简介:罗时进,苏州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研究所。
     
    文学批评有多种形式,学界已经注意到各种文字、文书类形式,其他如图像等表达方法也有论者涉及,而作为仪式表现的祭诗尚未被人关注。祭诗,自然与文字、文书、图像等有关,但它不是纯粹的单一性表达,而集合了视觉、听觉与触觉等要素,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检视与批评形式。这一形式由唐代肇端,其后不断与祭祀风俗的纪念性因素结合起来,至清代演变为诗人在岁末这一特定时节进行的一种带有行为表现色彩的文学批评活动。本文拟对清代祭诗的形式和意义作一探讨,期望丰富我们对清代诗人、诗学以及诗歌发展史的认识。
    一、祭诗活动的肇起与演变
    原始时代,人们无法解释自身现象,更无法了解大自然与人类的关系,认为人的灵魂可以离开躯体而存在,而万物亦有灵魂,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能感应人的存在与精神,并具有主宰的力量。祭祀便是这种灵魂观念的派生物。儒家将其发展为“礼”的主要内容,并建立了有专门对象和方法的等差性祭祀体系。这种礼仪制度架构下的民间化活动,便是祭祀祖先以及与农耕生产和生活内容相关的众神。
    岁末祭诗虽然生发于古已有之而又不断发展的灵魂观念,但与作为教化行为的“礼”关涉较远,而接近于与生活相关的祭奠仪式,是民间的一种文化—文学性的风俗活动。其中一部分与祭祖先、祭亲友、祭灶神等风俗、习惯融汇起来,成为奠祀仪式的一个部分,另一部分则独立为一种文学批评形式。
    在岁末祭诗中,诗作为一种精神劳动的产物,是祭奠的对象,但在具体的诗歌作品之上,还有一个超验的神明存在。这个神明决定着诗的高贵品质,也调节着人与诗之间的关系,是诗人的心灵向往与寄托。这一祭奠形式最早见于唐末五代署名为冯贽的《云仙杂记》卷四“祭诗以酒脯”条引《金门岁节》:
    贾岛常以岁除,取一年所得诗,祭以酒脯,曰:“劳吾精神,以是补之。”①
    “祭以酒脯”四字后人又改作“祭以酒酹地”②,更切于一般祭奠仪式,呈现祭诗的行为方式。这条简短的记载具备了风俗活动的几个基本要素:人物身份、祭祀时间、对象、供品。更重要的是在“取一年所得诗”而感慨系之的情节中表达出诗人的精神状态和情感内涵,这便是后人得以演绎发挥的主要根据。
    宋代诗人熟悉“杜陵分岁了,贾岛祭诗忙”的故实③,但未形成仿岛之风。此际祭诗与送灶风俗发生了联系。弘治《八闽通志》卷一三记载南宋名臣郑性之画马题诗而焚以祀灶之事,或对后代送灶日焚诗而祭现象有所影响④,但与岁除祭诗之间只是一条草蛇灰线而已。然而文化习俗的形成有一个潜在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或隐或显,一般不会中断。从史料记载看,元、明两代岁末祭诗并不兴盛,但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五《贾岛》篇却将贾岛岁末祭诗的形象放大:
    岛貌清意雅,谈玄抱佛,所交悉尘外之人。况味萧条,生计岨峿。自题曰:“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每至除夕,必取一岁所作置几上,焚香再拜,酹酒祝曰:“此吾终年苦心也。”痛饮长谣而罢。⑤
    至此,贾岛祭诗的情节得到进一步扩充,更具有感染力和可效仿性,并逐渐固化下来。从明弘治朝张琦《闲居十二首》之十“春来但觉诗神减,夜半烹鸡祭少陵”句下自注“贾岛曾祭诗神”⑥来看,贾岛祭诗的传说映照在诗人心中,只不过在崇杜之风影响下,悄悄置换为对诗圣的追怀。而崇祯年间戏曲家叶承宗的《贾浪仙除日祭诗文》杂剧的出现则表明,这一故事通过通俗文学形式的传播正演变为社会的一般知识,而这,正是清代“仿岛效应”出现的土壤。
    进入清代后,仿岛祭诗在文人中逐渐成风。方文《除夕感怀》云:“南鸟无巢寄北枝,中间木主供先慈。一从家破苹蘩缺,敢学长江自祭诗。”⑦家国残破,除夕祭诗欲举而不能,然而念兹在兹,可见祭诗作为习尚已经形成。而且,类似祭奠活动不断扩展,祭墨、祭画、祭书、祭笔等形式纷纷出现。除祭笔多为书院举行的祈祝外,其他都是文人效仿贾岛岁末祭诗而举行的仪式。
    祭墨。周亮工为清初著名文学家、学者、收藏家,嗜好蓄墨。其《长安旧传十卖诗,仆卖不止十,然皆非所忆,忆惟四,作〈四忆〉》之三云:“小阁年年拜,隃麋夙所亲。心期玄自守,畏见尔磨人。即啜难娱老,虽多未写贫。豹囊闲挂壁,静者剩为邻(原注:墨。予岁时为祭墨之会,同人咸有诗)。”⑧另外,周亮工还有《丁亥除夕,独宿邵武城楼,永夜不寐,成诗四章》,其中第四章云:“百端交集夕难除,强饮屠苏意未舒。下榻怀人同拜墨(原注:客岁此夕……为祭墨之会),登楼无客对摊书。”⑨据此可知,周氏有岁除祭墨之习。宋荦《挽周元亮先生》云:“博雅争推张茂先,秦淮书画载盈船。即今旧物俱零落,遗草犹存祭墨篇。”⑩吴伟业《周栎园有墨癖,尝蓄墨万种,岁除以酒浇之,作祭墨诗,友人王紫崖话其事,漫赋二律》称其“万笏雅应推正直,一囊聊复贮纵横”、“山斋清玩富琳琅,似璧如圭万墨庄”(11),足见此事在当时颇有影响,传为文坛佳话。
    祭画。《国朝画识》卷六:“华坡,字子三。少与顾贞观、杜诏等为诗社,亦善画。晚隐居坊前之邹庄,流水孤村,柴门一曲。兴至则吟小诗,或解衣盘礴,终岁闲甚。除夜,独孑孑有事,或问之,曰:‘古人祭诗,吾兼祭画。’取一岁所作诗稿画本,享以干脯,酹以苦酒,聚而焚之。”(12)华坡岁除效仿唐人祭诗,以脯酒祭其画作。这在当时颇有影响,直至晚清,仍有画家承续此风。如吴大澂于光绪十六年(1890)除夕,点检一年所画山水、花卉、人物卷册、立轴,自留展玩者四十余本,陈之几案,仿贾浪仙祭诗之例,以尊酒酹之。爰请友人绘《除夕祭画图》而自为之赞,并附其目于后(13)。另外,清末民初姚茫父亦有《除夕祭画》诗云:“因之祭诗日,自量画可敌。岁尽几束纸,境容生处觅。愿教朽腐化,略能凡俗涤。”(14)可见,这是有清以来近三百年都有迹可循的文化行为。
    祭书。清代较早的祭书事迹见于康熙间诗人、藏书家顾嗣立的《寒汀诗话》,其云:“每岁除,取架上手自校勘诸书,陈列秀野草堂,清香华烛,酒脯具设,再拜而祝之,因作《祭书行》。”(15)而与顾氏同为江南著名藏书家的黄丕烈于乾隆朝祭书之事更为世人传诵。据沈士元《祭书图说》云:“黄君绍甫,家多藏书,自嘉庆辛酉至辛未,岁常祭书于‘读未见书斋’,后颇止。丙子除夕,又祭于‘士礼居’,前后皆为之图。夫祭之为典,巨且博矣,世传唐贾岛于岁终举一年所得诗祭之,未闻有祭书者,祭之自绍甫始。”(16)黄丕烈祭书往往请人绘成图像,形象地表现出敬书之情。时朝鲜赴清使团的文学家朴齐家曾作《黄荛圃祭书图歌》赞云:“小帧漠漠开秋色,江干欇欇鸣秋灯。五月都门揭此卷,四座忽惊无炎蒸。”(17)值得一提的是,不仅清代藏书者雅好祭书,编纂重要书籍者,亦以此作为纪念形式。如阮元嘉、道之际任两广总督,道光元年(1821)除夕,恰逢《江苏诗征》刊竣,特仿唐人祭诗仪式,设酒脯祀之,宾僚作祭诗与祭画(18),使这次活动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气韵(19)。
    以上祭墨、祭画、祭书等活动,无不源于唐代贾岛祭诗故事。但无论仪式多么庄重、神圣,本质上还属于纪念性质,所取用的是唐人祭诗中敬祀神明的要素。在相当程度上,这些活动扩大了贾岛故事的影响,使祭诗具有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但客观来看,这些文化、艺术方面的嗜好和能力,即使在堪称文化繁兴的清代,也不可能具有普遍性,因此主要集中在京师和江南等文人聚集度高的地区,未能形成社会风尚。
    与之相比,清代岁末祭诗的精神内容和文学内涵要丰富得多。诗歌写作是士人自蒙学到怡老都从事的文学活动,也是士林阶层在八股文文化氛围中始终坚守的一方文学阵地,具有参与者众、交流性强、受众面广、文本价值较高等特点。无论是诗人还是诗歌文本,都会被人批评或评价。而品评、月旦诗人及其作品,更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形成了诸多检视批评和价值判断的方法。清人在前人奠祀神明的原始内涵基础上,增加了回顾经历、检讨文学、省思文风、批评创作的意义,使之成为一种诗歌批评形式,其文学现场也由个体性走向聚合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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