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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者”的感伤叙事


    孟小书及其笔下的人物身上表现出一种天真的和感伤的气质。她的作品探讨的是关于生命的囚禁与自由等命题,然而她的视野跨出国界、越出人类,同样让我们看到了她对“尽可能多的人生”和“尽可能多的事物”的设想和观看。
    帕慕克在演讲集《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中借用了席勒在《论天真的诗与感伤的诗》中的观点,将小说的读者和作者分为“天真的”和“感伤的”——前者“天真”地认为所见即所得,小说是真实的再现;后者则对小说内容的虚构性还会保持感伤—反思性的求知欲。这无疑是一个悖论,而帕慕克就此提出,“读小说和写小说一样要在这两种心态之间不断徘徊”,融合真实和虚构,渴望同时是“天真的”和“感伤的”。我在阅读孟小书的小说时,也就是这样被天真的和感伤的感觉所左右——分辨着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体味着现实与想象的交融。更进一步地说,孟小书及其笔下的人物身上(这其中仍是有真实的与虚构的融合)也表现出一种天真的和感伤的气质。
    “李赞说,我曾经说过你不适合写剧本,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你的内心还藏有一份天真,与成熟相比,天真是一次性的,它没有了就是没有了。我在你的小说里能看出来。”这是发生在小说《黄金时代》里主人公之间的一次对话,是自认为迫于现实压力而放弃了“真爱”——小说创作,改写剧本的李赞,为阻止女友“我”接剧本,所给出的一个理由。但他的话反倒激起了“我”的逆反之心,两人最终不欢而散。这对文艺的情侣,相互吸引、相互喜欢,因为他们爱的其实是另一个自己——脆弱、敏感、清高、寂寞,努力维护着内心的一份“天真”。李赞对于“我”要接剧本的过激反应或许可以视作他对于自己已失去天真的一种变相维护。然而,面对现实生存的压力,面对世俗商业对于艺术理想的侵蚀,两个怯懦的灵魂其实无能为力,只能相互伤害——“我是一个脆弱的人,脆弱的人终究会一事无成。我摇摇头,对自己说,这都是李赞的错。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浑身充满着负能量。或许我应该远离他。”小说讲述了一个失败(者)的爱情故事,其实也是想讲述怀抱一点理想的文艺青年在保全自我、追求自由与挣扎求存之间不断摇摆的纠结心路与现实境遇。这也是一个“天真者”的感伤故事。
    “别丢掉/那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着那真!”重温林徽因的诗句或许能让我们意识到,这样的感伤,这样的对于“天真”的维护,在一代又一代文艺青年心上反复。孟小书这篇小说的标题与许鞍华导演讲述萧红的电影同名,萧红在日本写给萧军的信中感叹道:“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里过的。”她“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孟小书的小说里,李赞曾认为自己的“陈旧的灵魂”,不应该出生在这个时代,然而遇到“我”之后,改变了想法,“这应该是我的黄金时代”。这是有感于两个同样“陈旧的”、“天真的”灵魂之间的呼应吗?
    “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这也是孟小书笔下众多人物的纠结所在,她的人物因此不断上演着“出走与归来”的戏码。文身、大麻、瑜伽、海边定期的狂欢派对……小说《满月》中的“我”在远离尘世的海岛上过了6年半嬉皮士式的生活。当初选择逃离既有的生活、离开相伴5年的女友,是因为“朝九晚五的机械化生活和你那些无聊透顶的话题每天折磨着我。离开你,并不是因为不爱你,而是因为我要从那个不属于我的世界中逃离出来,这其中也包括你”。虽然从此过上了极度自由的生活,但是整日无所事事,丧失了时间感,要依靠“满月”和致幻剂不断刺激的生活,却使“我”“渐渐忘记了快乐的滋味”,取而代之的是虚空和无力感,“我”不由得重新追问“属于我的世界又在哪里”?“失败者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失败”,这样的自我认知虽未必确切却不失清醒。邂逅来海岛上旅行的女子侯诗瑶,她所携带的市井气息使“我”怀念起了前女友,甚至是此前厌倦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短暂停留之后,侯诗瑶要回归都市:“也说不好想不想回去,总觉得我是身不由己。不过身不由己也挺好,人总要受点束缚的,不是吗?”侯诗瑶走了,回归滚滚红尘,“我”仍然留在海岛,远离世俗尘嚣,但“我”却“多么希望再遇上一个侯诗瑶”。小说探讨了关于自由与约束、理想与现实等人生的“核心”问题。“什么是真实的?”“我”在对于快乐、痛苦、恐惧、无力等感觉的轮番体验之后,发出了疑问,这或许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感伤”的“我”对于“天真”的省思。
    孟小书瞄准的往往是社会边缘人物,他们在边界试探着生命的可能,试图从人生的桎梏中逃奔出来,但是对于“属于我的世界又在哪里”总是充满着迷惘。《逃不出的幻世》中的“我”带着玩偶“小猴子”一起“私奔”苏州——“‘私奔’这词极其符合我的爱情观——给我一颗糖,便伴你走天涯”。在苏州面试工作期间,邂逅了男子白慕云,产生了一段似有若无的爱情。“我”逃离北京,其实是想逃离不愿面对的现实——父母离婚、缺乏爱的家庭,而在白慕云的家“我”目睹了他同样的家庭境遇,这使“我”意识到两人所面对的都是“逃不出的幻世”。“我”重又逃回北京,放弃了一段未曾真正开始的爱情。《米高乐的日记》中“我”已嫁为人妇,享有生活的平安。而米高乐寄来的日记却使我回忆起“我”与米高乐那一段炽热的旧情。回国后动荡无着的生活轻易使这段爱情夭折,也摧毁了米高乐的健康,使他患上了忧郁症,他在积极康复的同时,也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期望能完成对爱情的救赎。“我”决定去赴米高乐的约,然而只是“远远地看着他,没有靠近”。最终,“我”转身离去,平息了一场内心风暴。《雕塑师》中朵朵罔顾女伴栗子的劝告,奔赴与雕塑师胡安的秘密约会,最终被疯狂的胡安涂抹上石膏,做成了雕塑。这篇小说也可以读作是关于爱与艺术的寓言——栗子满嘴的“文艺”在朵朵看来是土的、平庸的和通俗的,而朵朵追求的真正的“文艺”却是充满危险的、甚至会牺牲自我的;栗子对朵朵的爱是日常的、却也是反常的同性之爱,这让朵朵想逃离,而胡安的爱是疯狂的、占有与毁灭性的。《永生花》中漂洋过海追寻美国梦的玛丽张,被冷酷的现实所悬置,她无法踏上回国路,而在异国又难以安身立命,被迫沦为妓女。“我是回不去了”,玛丽张的叹息中含有多少无奈、哀婉与决绝。
    在《猴子文身》这篇更为成熟的作品中,孟小书以双线并置的叙事结构、以极为耐心的叙事控制,去逼近人物的现实与伦理困境。庞大奔在妻子带着孩子离去后,陷入沉沦,一次冲动之下,对住同小区的一位姑娘实施强奸未遂。而他竟然从此暗暗潜入了这个叫作拉拉的姑娘的生活,帮她打扫房间、偷偷送饭,甚至帮她痛揍小偷。拉拉唤起了这个潦倒男人的责任感。另一方面,拉拉因为这次强奸未遂的遭遇而染上了精神疾患,她有些分不清现实与想象的边界,而这位身份不明的男性的暗中关怀照顾,正在慢慢解救她。两人都因为这段秘而不宣的关系,在一点一点地从现实与内心的泥沼中挣扎出来,然而,高悬于头顶的审判利剑并未落空。庞大奔的猴子文身出卖了他,拉拉认出了他就是强奸者,报案使之锒铛入狱。小说以不动神色的叙述、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揭开了现实的残酷面纱。在此,我甚至读出了18、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的主题与况味——罪与罚、沉沦与救赎。人世虽然艰辛,但人心不可堕落,我相信孟小书在写这篇小说时本着同样的信念。
    “道德判断是小说无法回避的泥沼。让我们牢记,小说艺术之所以能提供最精美的成果,不在于评判人物,而在于理解人物。”帕慕克提醒我们阅读小说的意识不要被道德判断所主宰:“超越自我的限制,将一切人和一切物感知为一个伟大的整体,设想尽可能多的人生,观看尽可能多的事物:小说家以这种方式接近于中国古代的画家,他们登上山顶,为的是捕捉广袤山川的诗意。”孟小书在《站住,那个逃跑的少年》《猴王》等作品中探讨的仍然是关于生命的囚禁与自由等命题,然而她的视野跨出国界、越出人类,同样让我们看到了她对“尽可能多的人生”和“尽可能多的事物”的设想和观看。天真以朴素而持韧,感伤因反思而沉郁,我期待这位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接下来的文学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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