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小说的演进与流布——评《晚清小说目录》
http://www.newdu.com 2024/11/17 06:11:16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翻检晚清历史，似乎就可以看到历史的断层从哪里开始出现裂缝，在哪里出现转折或经过了修补，在哪里经历过洪流的洗刷最终在某个时间点轰然坍塌。裂缝让曾经被禁锢的东西光彩重现，比如小说，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艺文”形式，在上世纪前十年里突然爆发，开创了一个持续几十年的小说创作高潮，成为大众最主要的文化消费形式。以数量论，它们十分可观，生产和消费的热情都空前高涨，推动这种热情的动力至少有两个：一是大众媒体在口岸城市以及一些中心城市的普及；二是梁启超等一批学者极力鼓吹的“小说界革命”。前者是时代技术进步的因素，后者是精英人物的因素。虽然在这之前，报刊小说如《野叟曝言》、《淞隐漫录》等已经出现并有不错的市场反响与商业效果，但它们的题材与情节大都是传统的延续，只是连载的形式让人耳目一新。而在一般大众中流传的，还是些“后传”、“前传”、“全传”、“续”、“再续”、“三续”之类的公案或充斥着因果报应的言情小说。尽管当时社会是忧患重重，开明士绅的改良社会的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但生活还是琐碎的生活，娱乐还是老套的喜闻乐见的形式，这是大众的消费习惯或惰性与惯性使然，改良维新并没有成为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的主题，也没有成为小说创作的题材与主题。直到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亲身接触到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社会思想与政治环境，也接触到了日本的政治小说。此次思想碰撞的结果难以详细叙说，但无疑让他对新民与群治有了更深的思考，他创立《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这让他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言人，也让他找到了除时事评论、政论文章之外的新的表达方式，也是在这个时候，“小说界革命”结合了在日本以及上海创立的一些报刊作为阵地，汇成一股强大的潮流，促成了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 若论质量，文学史的书写中一般是颇有微词地承认“四大谴责小说”是晚清小说的最高成就，顶多再加上一部《海上花列传》，其余则一概以群体面目加以整体概括。这并非文学史家们的偏见，文学自有翊谱系，梁启超们的小说以艺术的精微而论，是不靠主流的羼入者。虽然他在为“小说界革命”张目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大谈小说艺术的“熏”、“浸”、“刺”、“提”的功能，夸张地表达小说对社会人心的腐蚀与教化作用，但是，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与其说对小说社会功能的拔高，不如说是对传统小说内容的贬低与强行改造。在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上，群治是重点，小说是宣传新民思想、培养新一代国民的传播载体，小说的情节与内容服务于革命，服务于群治，而那些刊载小说的杂志或报纸，其刊物定位都有对现实社会进行改良或革命的政治诉求。所以，这时大量涌现的小说，无论是原创还是改编或是翻译，题材大多是社会政治类、滑稽讽刺类、冒险探案类等，言情类则相对较少。虽说这些小说的艺术成就差强人意，但以其革命的姿态与激情，即使是创作上的理论先行，其数量声势也足以扭转当时小说创作的固有习气，彰显其不可阻挡的“新小说”的气质。单从大量题名为“新”、“女”、“血”等的小说题目看，它们实践了梁启超提出的新小说的预期，而内容上，也都或多或少体现了梁氏所希望的具有民族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具有进取与冒险精神的、在竞争中进步的新国民精神的理想。 也许我们更应该尝试从传播效果来看待这些小说，而不是反复论证梁氏与其他“新小说”鼓吹者的功利主义的理论意义。在1902年以后的十年里，相对于邸报公文、口耳相传等传统的传播方式，大众报刊俨然成了普通读书人获取信息的“新媒体”，而这些新兴报纸很多都是刊登小说的。这些小说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一代读书人或新的西式学堂培养出来的新的学生，除了少部分报纸的发行量可以查证外，很难有参考价值的数据估计，但有些事例可以说明问题。比如胡适在上海的中国公学就读时，十五岁的他参与了《竞业旬报》的撰稿工作并后来成为主编，还在上面连载他的小说《真如岛》。像胡适这样的热血青年当时应该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他们接受、吸收并参与、组织、传播各种形式的“新民”的思想和概念，而这样的结果不仅仅是小说的数量激增，更重要的是，小说和当时的时评政论、课堂与学会等一起，将新思想、新观念植入了更多人的头脑中。在这之后的第十年，清政府分崩离析。接下来在1917年1月，《新青年》刊载了远在美国的胡适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带动了一场更深刻深入的文学变革浪潮，再到1918年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作品出现了。而这个过程中的波澜曲折，则非一般文学史的宏观叙事所能用因果逻辑一并串联，虽然前人用某种预先生成的研究范式和核心观念作了描述，但如果换成别的方法或观念，这一切则又会显出别样的景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