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nankai.edu.cn/nkzs/system/2018/06/11/000389656.shtml
《郑天挺明史讲义》书影
郑天挺先生明史讲义卡片盒
郑天挺先生明史讲义卡片
编者按：著名史学家、教育家郑天挺先生在中国史研究方面造诣极深，尤精于明清史研究，成就卓著。其遗著《郑天挺明史讲义》近期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根据郑先生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南开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史·元明清部分”“明清专题”“明清史讲座”等课程时的卡片、讲稿等资料整理而成，集中反映了郑先生对明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物以及边疆史地、民族关系的研究成果，同时体现了他对历史教学的深入思考。本报特约请《郑天挺明史讲义》整理者、我校历史学院孙卫国教授介绍该书的学术特色，以飨读者。
郑天挺先生(1899-1981)是20世纪我国著名史学家，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和南开大学，曾任北京大学秘书长、西南联大总务长和南开大学副校长，以明清史研究著名。生前著述不多，但留下了大量教学卡片，卡片最早记录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晚的到70年代末。我们历经近十年时间，整理《郑天挺明史讲义》，2017年1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根据卡片所整理出版郑先生的第三部讲义。全书三卷，140万字，系统反映了郑先生60余年明史研究与明史教学的贡献。通观这部讲义，主要有几个特点。
体系完整，内容丰富
《明史讲义》三编九章，分三个阶段讲述明史，抓住历史大势，将明朝皇帝与历史事件的变化，融于历史大势叙述之中。
前三章绪论，论及明史教学之任务、目的；明清史之特点、明清史之分段、明清史之参考书籍，对明史作整体介绍，既让学生们了解明清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又给他们提供进一步研读史料的门径。主体内容乃第四章至第九章。第四章“元末东南之丧乱与明太祖一统”，第五章“明中叶前之文治与武功”。将自元末至明武宗期间的政治大势、历史事件、政治制度、军事制度与边防、边疆关系、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度、礼制与刑制以及农民起义，全部涵盖，几乎涉及明史各个层面。明中叶之前的历史，郑先生用“文治”、“武功”加以概括，提纲契领，印象深刻。
第六章开始为第三编，从嘉靖朝开始，郑先生将主题定位为明代“政治经济之变革”。嘉靖以后，朱厚熜以藩王子弟入主皇位，登基伊始，即掀起大礼议，成为改变明代政治生态的一件大事。与之同时，内阁强势首辅纷纷登场，形成明代政治上一种新气象。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既是明代社会的新现象，亦曾为中国史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讲义对此进行了详细讨论；与此相关的田赋制度、一条鞭法等等，皆是重点讨论的议题。加上王学兴起、西学东来，在思想文化上也出现了一个变革态势。郑先生用“变革”作为关键词，将明中叶政治、经济与思想统一起来，抓住了明中叶历史最重要的特征。
第七章“明季之衰乱”，先讨论满洲之崛起，再论东南倭寇之乱，接着讨论朝中宦官专权、朝中门户党争，着重介绍党争诸案，最后是明末农民起义问题。用“衰乱”一词，将从嘉靖到明亡之际，所有重大的内乱外患问题全部涵盖。充分体现郑先生对明史有深入系统的研究，显示出郑先生卓越的见识与对历史问题通盘考虑的思想。后两章“明之复兴运动”、“明代皇陵”，主要介绍南明时期的历史问题及明代皇陵的相关问题，是对前面四章的补充。
可见，本讲义体系完整，内容全面，重点突出，每个时代的特点，用一两个关键词，提纲挈领地予以说明。它不同于普通教科书，并非流于史实介绍，而是有独到见解，体现了郑先生对明史全方位的思考与研究。
搜求史料，相当广泛；史实考订，极其严谨
课堂教学，重视史料介绍，给学生提供进一步学习的门径。本讲义所涉及的明清史籍相当广泛。既有明清官修史书，如《明实录》《明会典》《明史》等等，构成明史学习最基本的史书，亦有朝鲜官方史书《朝鲜实录》。同时，明清史料笔记与私修史书，如郑晓《吾学编》、薛应旂《宪章录》、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谈迁《国榷》、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夏燮《明通鉴》等等，也是重要的史源。再则，明清文集及笔记小说，如宋濂、王祎、杨维桢、方孝孺、解缙等人文集，笔记小说如《古今小说》《醒世恒言》《警世通言》等，都是本讲义史料的重要补充。最后为现当代国内外理论著作、学术专著及期刊论文，乃讲课时的学术背景。此外还涉及佛教、道教等宗教类典籍。可见，讲义涉及材料极其宽泛，学术视野相当开阔。
郑先生重视史料，更重视史料的考订，文中多有按语，主要是考订、说明、评论具体的史料与史实。卡片中专有考证一类条目，如“人·明·考证·存疑应文”，乃指明代人物之考证，无确切结论，只能存疑，此条史料具体而言就是“应文”其人，有关建文出亡传说之一，体现了郑先生注重考证，对于没有定论的历史问题，疑以存疑，实事求是。
对于明史具体问题的研究，见解独到
首先，关注明史分期问题，对明朝给予适当的历史定位。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初期，中国历史学界非常重视历史分期的讨论，要重建新的历史解释体系，把握中国历史总体特点与历史大势，就必须要解决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搞清明代历史的分期，也是把握明史特点的关键。自1938年起，郑先生开始思考明史分期问题，不久即形成系统的教学内容，以后每次讲授明清史时，皆会重点讲授，几十年来，观点基本未变。他以1435年和1521年作为两个分界线，将之划分为前期、中期、后期，并对三个时期的特点给予概括，陈生玺先生论之曰：“把明代的历史从纵的方面放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比较，从横的方面放在与周边民族及其他国家的关系中进行考虑，可谓不移之论。”(陈生玺《史学大师郑天挺的宏文卓识——纪念郑天挺百年诞辰》，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年，第307—308页)现今对于明史研究已细致得多，专著也不胜枚举，关于明史分期也颇有不同说法，大体上未出郑先生所设定的原则。
明清史历史定位问题，也是关键问题。当时有研究者以近代历史变化来解读明清史，以为1840年以后中国历史既然属于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社会，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故明清时期应被视为末期。晚期与末期虽只有一字之差，但两种说法却有本质不同。郑先生认为，明清时期是封建社会的晚期，而不是“末期”或“末世”。“‘末期’是指旧的生产关系完全崩溃瓦解，并向新的制度过渡的阶段；‘晚期’是指这个制度已经开始走向崩溃，但是还没有完全崩溃，在个别方面还有发展的余地。”郑先生提出后期说或晚期说，还原了明清历史的真实地位，既看到历史的变化与进步，同时又顾及明清时期的特点。在此基础上，郑先生概括明清历史的特点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统一时期、中国封建经济最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阶级矛盾尖锐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与发展时期、抗拒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时期等等。(郑天挺《明清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分期》，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中华书局2002年，第9—19页)这样既明确了历史时代的定位，又把握了明清时代的总体特点。
其次，重视关键人物、重要事件和各种制度的讲述，全面深入。明代人物莫重于开国之君朱元璋。《讲义》第四章专论朱元璋如何开创明朝之天下。如第二节“明太祖之创业”，以“明太祖”、“平定群雄”、“经略西南”、“北征伐元”、“元之遗惠”为题，逐一展开论述，既注意了朱元璋个人事迹，如家世、容仪、祖居、父母之史实考订，更关注朱元璋是如何成长，怎样扩展自己的势力，如何平定诸敌对势力，围绕朱元璋相关史实逐一给以介绍，这样将历史人物融于历史大势中，既有历史深度，也有历史广度。
就具体历史事件而言，抓住关键性历史事件，如“靖难之役”、“土木之变”、“大礼议”等事件，都是左右明朝历史关键性事件，《讲义》中都重点介绍。在考察事件经过之时，注重原因与影响分析。即如“靖难之役”，先特别讨论明初分封制、建文削藩，由此引出“靖难之役”；又如在“燕王之起兵与即皇帝位”中，分析燕王之所以能攻破京师的原因，有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原因，结合具体的历史加以考察，结论令人信服。
《明史讲义》中，对于明代各种制度十分重视。涉及明代分封制、卫所制、科举制度、礼制、刑制、内阁制度、宦官制度、田赋制度、户籍制度、丁役制度、一条鞭法等等。既关注制度沿革变化，又结合诸多历史事实深入剖析。即如明代军制，乃与明代的军与兵、屯田与边防，卫所制、京营、勾军、恩军、土兵等等相关问题，一并论述，既有全局观念，且将相似制度放在一起讨论，又有比较的视野。郑先生明史论文不多，他去世后不久在《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发表《明代的中央集权》，指出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几个支撑点，乃是中央掌控地方的官吏任命权、军权、财权、司法权，明代中央几乎掌控了地方上的一切权力。进而对于废丞相制度、升六部，内阁与六部权力的消长，以及廷臣与内臣的矛盾，皆进行了阐述，对明代政治制度的特征进行了相当精辟的论断。
讲义对于经济史问题关注甚多。重点介绍明代各种经济制度，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田赋制度、税收制度、一条鞭法等。即如对明代户口制的探究，先介绍其户口调查、户口编制、户等，然后引用《明史》《续文献通考》《东华录》，列出明清户口数目，进行比较研究。同时专门列出专题讨论明代工商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情况。对于明代手工业情况，既涉及了明代的手工工场、丝织业、养蚕业、棉纺织业、采矿业、烟叶生产、蔗糖、瓷器业，甚至还有明代利用自然力制造，如水车、水排、火井等等条目，相当全面。
再次，关注学界热点问题，加以深入探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中国历史学界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1958年郑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关于徐一夔<织工对>》，影响很大。最初，吴晗发现徐一夔《织工对》一书，引起明史学界广泛关注。但对于此史料反映的是元末还是明初丝织业或棉织业情况，学术界争论甚多，莫衷一是。郑先生查阅大量资料，做了许多卡片。这些卡片原来并非放在教学卡片之中，而是以“徐一夔与《织工对》”为题，收在“明代经济专题”之中，乃《明史讲义》中被写成论文发表的极少数专题，从中可窥见郑先生写论文的步骤与方法。从卡片所作时间看，最初作于1956年10月、11月，数量不多，多数卡片作于1957年1月，个别作于2月，可见郑先生读书查资料，历经5个月时间。这些卡片分专题列出，相同内容的卡片置于一个题目之下，现录入讲义中的卡片一共有36个小标题，即36个小问题，这些小论题大多在最后写成论文中得以展开，成为文章的重要部分。3月开始，郑先生进入思考、写作阶段，到1957年6月12日最终完成论文，前后历经八九个月时间。论文得出结论：根据徐一夔《始丰稿》一书的编排体例，指出第一卷的《织工对》应为元末之作，从元、明两代使用的金融用语的差别等问题入手，指出当时徐一夔在杭州，《织工对》中的“日佣为钱二百缗”的“缗”一词的使用，是元末一千钱的习惯称呼，明初称一千钱为一贯，因而断定《织工对》写于元末而非明初，反映的乃是元末杭州丝织业的情形而不是明初的情况。此论一出，即被视为权威论断。这篇文章乃是20世纪50年代郑先生所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也是他后半期学术代表作之一。总之，《明史讲义》体系完整，内容丰富，乃是郑天挺先生几十年研究心血的结晶，包含着许多精深独到的看法。他关注明史的各个层面，对诸多问题，有许多独到见解。他研究明史，从来也不是以发表论文、出版专著为目的，而是将其融于教学内容之中，成为他教学的重要依据。他不但介绍历史事实，深挖历史表象之下的内在根源，而且时刻关注国内外的学术动态，郑先生对明代许多重要领域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只是他生平慎重为文，不热衷于发表论文，故而许多重要论断皆止于课堂之中。《郑天挺明史讲义》的出版，将使他的学术观点广为人知，必将推动中国明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