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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越剧的起点


    
    1906年3月27日晚,浙江嵊州的唱书艺人李世泉、李茂正、高炳火、袁福生等相聚于甘霖镇东王村“香火堂”前,把门板铺在四只木制稻桶上搭成简易戏台,为乡亲们演出了《双金花》和《十件头》。这是一次有脚本及角色、有服装及化妆、有伴奏和把场师傅等多元素融汇的成功演出,被看成是“越剧”的第一次“粉墨登场”。
    110年后的今天,在嵊州到处都可看到与越剧诞生相关的旧址。人们踩进“越剧第一村”的甘霖镇“香火堂”,或者聚集在施氏宗祠“绳武堂”历经沧桑的古戏台,可以感受到百年来嵊州艺人的执著与渐进。
    从落地唱书到绍兴文戏,从男班艺人到女子科班,从质朴的民间小调到文雅的戏曲唱腔,百年来的每一步都走得扎扎实实辛辛苦苦。
    这种从寻常乡间传出的越音何以能演变为“长于抒情、以唱为主和声腔清悠婉丽、优美动听且表演真切细腻”的“最美的越剧”?一个普通的地方剧种又如何历经岁月流变,保持百年不衰,成为中国五大地方戏剧之一和全国第二大剧种?
    答案只能到历史的长河中寻找。
    (一)
    嵊州,古称剡县,地处浙江东部,曹娥江上游(古称剡溪),北靠杭州,东邻宁波,自古有“东南山水越为最,越地风光剡领先”之说。从古至今,众多文人墨客、名流贤士入剡览胜,留下了许多名胜古迹和古诗名篇。“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杜甫的诗可谓古人对剡溪的钟情写照。
    由于中原文化的注入,嵊州民间学诗填词、善歌能唱者众多。人们即兴编词,见物唱物,见人唱人,见事唱事,形成了广泛流传于乡闾村舍、市井街巷的“落地唱书”。因初始艺人用竹板当道具“的的笃笃”敲打,百姓也好称其为“的笃板”。
    清咸丰元年(1851年)前后,马塘村有位闻名乡里的歌手叫金其炳,不仅歌声动听,而且能够见人唱人,见物唱物,深受广大农民欢迎,不少青年农民还向他拜师学艺。当时,一般人唱书用佛曲、宣卷、道情、莲花落等俗曲小调,金其炳则利用自己的嗓音条件对曲调进行创新,由艺徒为他帮腔,唱出了一种新的曲调。新曲调有点像民歌,又有点像“宣卷调”,但又与两种曲调不完全相同,其特点是每唱一句,都带有“四工合上尺”的拖腔,唱起来自由,学起来容易,听起来美妙,并富有浓厚的嵊县乡土气息,格调非常清新,被称为“四工合调”。
    这种清新优美又流畅的“四工合调”,成为越剧曲调的基础。1860年起,一些贫困的农民,开始唱着新曲调出外沿路卖唱,以弥补生计的窘迫。沿门唱书成了当时嵊县部分农民谋生的一种手段,并作为越剧的前身逐渐走向历史的舞台。
    1906年那一场在东王村的首演之后,高炳火、钱景松正式组成了“高炳火钱景松戏班”,这也是越剧历史上的第一副小歌班。一时间,南北两派艺人纷纷组成戏班,流动演出于剡江两岸。据有关资料记载,到1907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嵊县境内共有二百多副小歌班。他们初时只七八人为一班,一副豆腐皮担装着全班的戏具服饰行头,辛勤奔波于乡间。随着小歌班影响的日益扩大,从业人员不断增多,许多原本半农半艺的成员也都转化为全职演员。为了生存,从1907年起,艺人们根据唱书时期向外寻找市场的经验,先后分成四路发展:一是沿着唱书老路,由上虞经绍兴走向萧山、余杭,立足杭嘉湖地区;二是从上虞、余姚、慈溪到宁波、象山、宁海和舟山;三是从诸暨、萧山、富阳、于潜向浙西方向发展;四是从义乌到金华、浦江地区。在越剧诞生的最初阶段,嵊州的越剧艺人深入浙江农村的每一个角落,把越剧唱成了当时最有影响、最受广大农民欢迎的声音。
    1910年,南派艺人李世泉、钱景松、高炳火等在唱书时期的老基地余杭演出时,意外地受到杭州拱宸桥茶馆老板的邀请,叫他们前去拱宸桥演出。第一次去杭州演出,艺人们忧喜参半,唯恐略有差错断送自己今后的道路。为此,他们精心准备了唱书时期的老戏,如《赖婚记》《双金花》等,希望以观众熟悉的内容来抓住观众。演出非常顺利,观众听得有滋有味,看得不亦乐乎,一时口口相传,声名鹊起。
    兜兜转转,越剧最终落脚于中外文化交汇点的上海。据高义龙先生的大著《越剧史话》统计,当时在上海,越剧演出团体的数量相当可观。这种繁荣,如一条条小溪纳入主河道,出现了像《梁山伯与祝英台》《碧玉簪》《孟丽君》《赖婚记》《珍珠塔》《箍桶记》等成为日后“压箱底”的越剧经典,作为成熟的标志传承至今。
    (二)
    越剧起自民间、成于民间,应验了黑格尔所指“每种艺术作品都是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特殊的历史”;也印证了鲁迅先生指出“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的道理!
    天下越剧是一家。但嵊州对越剧的传承发展一直起着原始性、母本性、传带性的作用。尽管越剧发祥是在沪杭等城市舞台,但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她的根从来都没离开过这块养育她们的肥沃土壤。
    从剧目上讲,许多“骨子老戏”,如《梁祝》《赖婚记》《箍桶记》等都取材于流传嵊州民间的故事。于音乐上说,从早期男班的“呤嗄调”到女班的“四工调”再到女子越剧的“尺调”和“弦下调”,都有嵊州儿女田头咏唱、山歌小调、宣卷佛曲的踪影。语言方面,戏曲是一种方言艺术,作为昔年吴越文化腹地,越剧的唱腔乃嵊州方言与吴侬软语深层融汇契合、极能悦耳浸心的独特乡土声韵。演员方面更有“无嵊(州人)不成越(剧)”之说,可谓“嵊州人,人人都会唱越剧;越剧团,团团都有嵊州人”。从嵊州泥土草台成长起来的越剧名家和新秀唱遍大江南北,为越剧的传承和振兴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越剧走红的时间里,浙江曾有70多个县市建有越剧团;国内和港澳台等地有200多个越剧团,而嵊州籍演职员在其中一直充当着台柱子!
    尤须提及的是,越剧的成长成熟离不开女子越剧。越剧最善于“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多取悲欢离合、才子佳人、缠绵悱恻的情节演绎展开,常以举手投足间一甩水袖的灵性柔美打动人;而表现妩媚娇嗔的靓影佳形、委婉流转的脆音美声,非女子演员莫属。甘霖镇施家岙“八卦台门”是昔年草台戏班培训女子越剧的科班旧址,风靡一时的“三花一娟”即施银花、王杏花、赵瑞花和姚水娟,都曾在这个“女子越剧首创地”学戏唱戏。如今我们踏进施家岙,穿村而过的溪水仿佛还在述说当年她们少小学戏、黄卷青灯的辛酸掌故。
    (三)
    风格独特、异彩缤纷的流派,是一个戏种成熟的标尺标识。从嵊州走出来的越剧表演家创立了温婉典雅、悠扬深沉、曼妙动听的唱腔流派,使越剧耸起一座座峰峦。这里,“越剧十姐妹”中的袁雪芬、尹桂芳、范瑞娟、傅全香、竺水招、筱丹桂等6位及后出山成名的王文娟、周宝奎、商芳臣、钱妙花、尹树春等嵊州儿女,可谓举足轻重、功不可没。最可推崇的是“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的袁雪芬,她为传承、创新和提升越剧做出了最重要、最宝贵的贡献。1946年袁雪芬在上海主演的《祥林嫂》连演连满,上海各大报纸“你方唱罢我登场”,田汉先生还特地撰文盛赞德艺双馨的袁雪芬大胆革新集大成,成为“新越剧的里程碑”。
    为挖掘、抢救、激活越剧原生地文化遗存,彰显东方戏曲艺术魅力,嵊州建立了越剧博物馆,成立专门的中国越剧文物收藏研究和成果展示中心。馆内珍藏了26000多件越剧文物和史料,每年接待观众7万人次。同时开设早期越剧史料和女子越剧科班陈列馆,启动袁雪芬、施银花、范瑞娟和王文娟等越剧名家的故居保护。
    而如何建设一座“没有围墙的越剧博物馆”则是这个城市更为长远的追求。这就不得不提到嵊州的古戏台,其数量之多、形式之美、建筑之精,在全国也不多见。嵊州市甘霖镇施家岙村的绳武堂宗祠古戏台年久失修,2000年由有关部门耗资10多万元重新装修。戏台坐北朝南,为单檐歇山顶翘角,歇山顶上饰有堆塑“龙吻”“瓦将军”“双单公主追狄青”,藻井四周雕有八只蝙蝠,寓意“发福”。整座古戏台显得古朴典雅。两副楹联诗意盎然:一弹流水再弹月,半入江风半入云;红袖翻风鸲鹆舞,紫箫弄月凤凰鸣。
    还有市区的城隍庙古戏台。城隍庙始建于清嘉庆九年,戏台重檐歇山顶,青灰筒瓦,正脊龙吻双尾作S形上翘,直刺青天,古朴灵动。当时女子越剧班凡欲跨出嵊州,前往宁波、绍兴、杭州、上海等大中城市演出,一般是先在该戏台“测试”,并借此筹措资金。此外,某一戏班或某一演员在外地发迹回乡,或到年关回家,也总要在这个戏台上演“看家戏”,以显示戏班阵容,扩大个人影响。嵊州现存210座古戏台,经过改造,可利用的尚有193个。如今逢年过节、庙会赶集,人们总要邀来戏文班子,在古戏台演上三天三夜……当年的丝竹乐音和台下簇拥的人影、如雷的喝彩,仿佛就在耳边。
    正如余秋雨所言,中国戏曲不是一种输入文化,而是一种自生文化,而且是一种需要有无数普通观众自发地喜爱、长时间地痴迷的文化,它或多或少溶化着不同地域的历史、地理、风尚的神秘遗传,与相应地域的观众存在着一种亲切的群体心理的皈依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回到越剧发源的起点,我们才能更好地思考越剧将去何方。
    制 图:张芳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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