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代桃僵话柏英识——林语堂初恋情人考(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1:11:53 文艺报 陈煜斓 参加讨论
从归属看，与赖柏英的生活不相符合 林语堂说他的初恋情人因为要侍奉失明的祖父而放弃与恋人走出大山，“嫁给坂仔本地的一个商人”。笔者查阅档案资料和走访赖柏英的亲属得知：赖柏英于1932年嫁到平和县小溪镇坑里村下坂社，丈夫叫蔡文明，原名叫蔡启新，毕业于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厦门一所中学教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迁到平和县。 至于作为当时平和县为数不多的北京大学毕业生的蔡文明为何会跟赖柏英结婚？赖柏英三哥的儿子赖益中说：“当时我们的家族有土地，是坂仔镇的名门望族，我姑姑赖柏英又读过女子学校，她嫁给蔡文明也就符合常理了。”还有赖柏英的妹妹所说的赖柏英很端庄美丽，那么她跟蔡文明的婚事也就不难理解了。 赖柏英和蔡文明育有一女三子：蔡阿玲（已去世），大儿子蔡益琛（孤身一人），二子1968年上吊自杀，小儿蔡益昌，（生有一儿一女）。1967年夏天的一天，生产队通知赖柏英，说第二天要批斗她，她就选择了自杀。赖明月说姐姐是跳水自杀。蔡益昌说母亲是吃断肠草死亡的。 赖柏英嫁的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还有很深的历史印记，这与“她嫁了坂仔本地的一个商人”不相吻合。 究竟谁是林语堂的初恋情人 与林语堂年龄相仿的是赖桂英。二妹代替了大姐，桂英成了柏英，林语堂的初恋情人应该是赖桂英。赖明月老人非常明确地表达“是我大姐”的看法。她回忆说“我的母亲就是林语堂母亲的教女，两家就跟亲戚似的，我们应该叫林语堂五叔。”“五叔”在这里的辈份关系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年龄差距。赖益中讲到的也是这个意思：“林语堂的初恋情人应该是我的大姑妈赖桂英，我大姑妈出生于1898年，今年107岁了，跟林语堂相差3岁”。 赖桂英嫁给了一个当地名叫林英杰的人，他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早年开有典当行，日本人进入平和后，改当屠夫。这符合林语堂所说的 “她嫁了坂仔本地的一个商人”的说法。林英杰做屠夫后，开始变得性情暴躁，解放之初，又背上了“富农”成分，精神完全失常，而且发展到经常打人，小孩子都很怕他。赖桂英和林英杰生有三女，后来又抱养了一个女儿，叫庄亚珍，长大成人后嫁到当地下尾社。 庄亚珍现已病逝，之前的接触中，她多次讲到其养母跟她感慨：“如果我当时嫁给林语堂，我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凄惨。”而且，她还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赖桂英的外号叫“橄仔”(即橄榄的意思，闽南语发音“故椎”)，恰好与“我们叫她橄榄”的说法一致。庄亚珍的丈夫林江汉补充了一个细节：“丈母娘71岁那年的一天，因琐事与我发生激烈争吵，老人边哭边诉：都怪我命不好，才嫁给一个疯仔，若当年跟和乐(林语堂上大学前的名字)走，我也不会像今日这般凄惨！”夫妻俩如今已经搬到漳州市区糖厂附近居住，生活很清贫，但坚决不要任何采访费，而且一再感谢我们能为其母澄清事实。这种当事人的回忆，笔者认为可信度较高。 据家住漳州市区的林土明先生介绍，上世纪60年代，也就是他6岁到14岁这个期间，家住平和坂仔教堂附近，跟赖桂英有过长时间的接触。据他回忆，小时候在他眼中，身高约165厘米的赖桂英端庄淑雅，说话温柔，“是一位极富魅力的山乡淑女”。林土明经常到赖桂英家玩耍，赖桂英给他讲过一些故事，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段就是她跟和乐的爱情故事。她说为什么不和林语堂一起离开平和：我只在铭新小学读了几年书，他已经是个坂仔少有的在上海读书的大学生，我真的太爱他，我不能拖累他，最后我以要照顾爷爷为借口，痛苦地选择了与他分手，让他安心地出去。后来知道他有了出息，我暗自高兴，当时我不后悔我的选择。 “文革”期间，她把家中的一些旧瓷器、旧书籍送给林土明，并告诉他每件物品的来历，让他好好保管，其中就有林语堂送给她的三本民国时期的教科书——《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国文读本评注》《四书正文》。正在大城市求学的林语堂送给心仪对象几本正在流行的书，用以勉励其读书，从理论上说得通，从情感上也可以接受。问题是，林土明所藏的这几本书，是否由林语堂所赠，又是否是赠给赖桂英的不能轻易断定，藏书中查不出任何与林语堂或赖桂英相关联的印证。因此，这份所谓“林语堂送给初恋情人的一份礼物”之说，不可为证。笔者倒是觉得赖益中的说法可以作为旁证：“我看了《赖柏英》这本书，觉得有很明显的我家族的影子，赖柏英这个人，应该是指赖桂英，我听我母亲讲过我的大姑妈，文中写到的事情跟现实中的我大姑妈说话和做事的风格都很像。” 考证到此，现实生活中的赖柏英，与林语堂笔下的赖柏英，无论是年龄还是形象、命运，都相去甚远。包括赖柏英的亲人在内的许多年长者，也都对赖柏英是林语堂初恋女友的说法持否定态度。合理推断，林语堂的初恋情人应该是赖柏英的姐姐赖桂英。至于为什么会出现李代桃僵之事，笔者认为可能有如下原因： 首先是，时间跨度大，记忆模糊。林语堂晚年的记忆常有失误，如胡适是1917年7月回到上海的，9月到北京大学任职。林语堂在悼念胡适的文章《我最难忘的人物——胡适博士》和《八十自叙》中都将这一年误记为1918年。 其次是，少年时的男女情感如今已经沉淀为故乡情结了：“在黛湖我们有山。可是我在你们那个地方，可没看见那样的山。我们附近的山是真山，不是你在新加坡看见的那种不像样子的山。我们那儿的山令人敬，令人怕，令人感动，能够诱惑人。峰外有峰，重重叠叠，神秘难测，庞大之至，简直无法捉摸。”而那位集诸多美德于一身的闽南女子，最终定位为高地人生：“一个女孩子站在空旷处，头后有青天做陪衬，头发在风中飘动，就比平常美得多。她决不显得卑躬屈节摇尾乞怜的样子。她浑身的骨头的结构就是昂然挺立的。”“我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人，也就是因此之故。我之所以这样，都是仰赖于山。这也是人品的基调，我要享受我的自由，不愿别人干涉我。犹如一个山地人站在英国皇太子身旁而不认识他一样。”“山逼得你谦—逊—恭—敬。柏英和我都在高地长大。那高地就是我的山，也是柏英的山。我认为那山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以后也不会……”显然，此时的“赖柏英”也是一种乡情的寄托，而非具体的赖柏英或赖桂英。 其三，也可认为是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用的是一种文学形象的名字，如《赖柏英》中男主角名字叫“新洛”，而不是“和乐”或“语堂”，便是如此。 （作者单位：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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