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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红梅 罪与美


    
    卡罗琳·韦伯《罪与美》:梦想之源,梦魇之地
    1793年10月16日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最后一天。巴黎街头人头攒动,人们等着围观从巴黎古监狱押往绞刑架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一如23年前围观她在法国的第一天。
    十一点钟,一辆敞篷马车缓缓驶了过来。押坐在囚车上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目视前方,坚定而平静。白色的衬裙和无袖衬衫外面套着平整的白色便装,脖子上围着一条平纹细布三角披肩,头上是经过修剪的褶边亚麻布软帽,脚上是一双梅黑色鞋子。
    当幽灵般的白色从眼前驶过,人群一阵骚动,接着一片静默。
    人们讶异眼前的女人不是那个“满身珠光宝气的女人”,也不是那个打扮得“稀奇古怪的女人”。人们惊叹于她这身服装的无可挑剔。
    然而,一阵刀光闪过,一个血淋淋的头被高高举起,人群一片欢呼。
    这身白色服装也成了她最耀眼的时尚宣言,提醒着后来人,18世纪的法国曾有这样一个时尚王后——她曾引领时尚潮流,却成了大革命的靶子,终成旧制度的陪葬。
    正如卡罗琳·韦伯所说,玛丽·安托瓦内特是“时尚的受害者”,她的衣橱“既是梦想之源,也是梦魇之地”。
    作为法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和重要事件,玛丽·安托瓦内特和法国大革命曾被无数次诠释过,但鲜有像韦伯这样,以时尚、服饰为纽带,将两者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卡罗琳·韦伯的《罪与美:时尚女王与法国大革命》通过考察玛丽·安托瓦内特一生中的重要事件与其穿着打扮的联系,揭示了其对服装的选择如何影响了她所在的时代,并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她和整个旧制度的命运。正如斯泰茜·史夫所评论的那样,卡罗琳·韦伯“用王后的衣橱之物,织造了玛丽·安托瓦内特及大革命之前的法兰西的画像”。
    从“服装与政治的关系”这一崭新视角,这本书无疑为《旧制度与大革命》做了新的注脚,同时也饱含同情地重新审视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悲情人生。
    “她的身体并不由她控制”
    人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有些人注定因出身而背负沉重,被无情地拉入聚光灯下,无路可逃。
    1770年5月7日,在奥、法交界的交接仪式中,玛丽·安托瓦内特被侍女们脱得一丝不挂。在众目睽睽下,不满十五岁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眼含泪水,换上了法国提供的服装,开启了她作为法国人的新人生。
    按照凡尔赛宫的侍女康庞夫人后来的解释,这个仪式是要保证这位外国准新娘“不留下娘家皇室的任何痕迹”。也许在那时,玛丽·安托瓦内特就已经明白“她的身体并不由她控制,她穿的每一件衣服都可以被脱掉”。
    玛丽·安托瓦内特本是奥地利女王玛丽·泰莉莎最宠爱的小公主,调皮爱玩,美丽可爱。然而,为了化解奥地利和法国的仇恨、巩固法奥同盟,她被母亲作为政治棋子送往法国,与路易十五的孙子、十五岁的路易·奥古斯特合婚。
    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到来使很多人警惕宫廷微妙的权力平衡。书中这方面的描写无异于一部宫廷剧。
    由于路易·奥古斯特生性腼腆和生理上的性冷淡,结婚很长时间玛丽·安托瓦内特都没能赢得丈夫的友谊,更难怀孕完成为王室传宗接代的神圣职责;在姑姑等人的挑拨下,她也没能处理好与国王的情妇杜芭丽夫人的关系;正值豆蔻年华、生性活泼的她每天靠和仆人一起追蝴蝶、骑驴兜风、拿人开涮打发时光。
    而且,穿惯普通胸衣的她拒绝穿“伟大的身体”(grand corps)——只有公主王妃才有资格穿的、一种僵硬的紧身胸衣。这显然破坏了宫廷的规矩,在宫廷派别的明争暗斗中,无疑会给廷臣的嫉妒带来更多口实。闲言碎语,纷至沓来,有人甚至看到了它所引发的政治危险……
    玛丽·泰莉莎说,“我已经把你交到了他们手中”。在宫廷的漩涡中,玛丽·安托瓦内特此时显然无力为自己要求自由。
    “我就是我!”
    在孤寂的、受管制的、有压力的宫廷生活中,玛丽·安托瓦内特迷上了骑马。她不顾众人劝阻,几乎每天骑马郊游,似乎这为她的生活“注入了轻松感”。当她的扈从说骑马会带给未出生的孩子带来种种危险时,她厉声说道:“小姐,苍天在上,请让我安静吧,你知道我决不会为任何王位继承人妥协。”
    她还为自己设计了一款骑装,后来的女士长裤似乎就脱胎于此。其实,在奥地利度过的童年时期,她就曾为自己的玩具娃娃设计过服装。
    1774年5月10日,路易十五驾崩。6月15日,路易·奥古斯特加冕。不满十九岁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喜极而泣,作为王后,似乎是时候争取自由了。
    然而,在派别斗争中,虽然身为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依然没能在政治与空间上拉近与路易十六的距离。她将青春的活力与充沛的精力释放在时尚试验中。
    每周在凡尔赛宫举办两次舞会,“不断推出匠心独运的服装与主题”。她随心所欲地打扮,不惜奢华与浪费。据说,只要她穿过一次的礼服,她就不会再穿它。即使这样的花销影响到了国家的预算,即使在国家出现经济困难的时候,她都没有停止为衣橱添衣,似乎这样才能逃避现实的烦恼。
    玛丽·安托瓦内特成了法国时尚界的一面旗帜,人们疯狂地模仿她。为了追随时髦潮流,一些女士甚至铤而走险,“不惜去找慷慨的情人帮助”,“道德随着金钱退化”。
    与此同时,廷臣们也谴责她以非正统的服饰,“僭越了王后地位,凌驾在丈夫之上成为国民关注的焦点”。
    然而,似乎没有人能阻止她对自由的渴望,在她的小行宫小特里阿农宫,玛丽·安托瓦内特更是用行动,史无前例地表达“我就是我”。
    不同于凡尔赛宫,小特里阿农宫是她自己的“王国”,她按自己的意愿设计这里,进行田园生活实验,穿平布衣服制作的简单便装,建私人剧院,在剧中扮演低层角色。在她的要求下,这里的职员也穿着与国王家族的官员相区别的制服。这里没有宫廷的清规戒律和繁文缛节。这里,只有她专门邀请的人才能进入;在这里,即使是路易十六也是她的顺民。
    正如韦伯所说,“这里的一切都显示出她对规则的嫌恶及对隐私的追求”。
    这当然引起了很多不满。有人指责她平民般的衣服是“对神圣王权的公开侮辱”,她引领的这股穿衣潮流“模糊了长期以来以服装为代码的阶级差异”,同时也使很多人在服装上摒弃了传统的丝绸,而选择多需从国外进口的面料。这对法国的丝绸业是“致命的打击”,很多里昂的丝绸工人甚至因此失去了工作,他们指责“王后不顾民族大义惠顾外国纺织厂,致使我们的上等丝绸不再流行”。
    她激起了贵族和平民的双重仇恨。吊诡的是,人们一面批判她,却又一面疯狂地模仿她。
    路易十六委婉地劝过她,远在奥地利的母亲写信斥责她,然而,似乎没有人能够阻止她的疯狂,早在做王妃的时候她就曾表示“在有关体面、文雅行为的事务上无须任何人指点”。
    “支撑一个有尊严的外表”
    由于国家的经济危机,玛丽·安托瓦内特用于服饰上的花销受到更多的关注,有关她的讽刺画、地下小册子极尽丑化之能事,流言蜚语铺天盖地袭来。《纽约邮报》的莉兹·史密斯评价说,“与关于十八世纪丑闻的猛料相比,我们的小报黯然失色!”
    国库的赤字消息让人们对她极其愤慨,人们称她为“赤字夫人”,正如韦伯所说,“无论她穿得像公主还是村姑,‘赤字夫人’已被选作人民最令人发指的敌人”。“她不止一次在私下大哭,恳请她的密友解释人们为什么如此恨她”。
    三级会议召开,平民争取自由、平等的起义风起云涌。曾经,她的标志性服装“白色高乐”,被视作憎恨法国人的证据,这时却成了革命妇女的服装。她购买革命帽徽,试图通过着装方式赢得革命大众的信任。她学着掩饰自己,尽管她讨厌那样。
    然而,她所做的努力并没有消除人们对她的仇恨,人们甚至更变本加厉。她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不再委曲求全。她和家人选择逃亡,但没有成功。她最好的朋友为救她而被肢解,丈夫被押上了断头台,身边的儿子也被拉走,在2巴黎古监狱的地下室中,她的健康恶化,孤立无援。
    在恶劣的环境中,她时刻记得母亲的警告:“所有的目光都将聚焦于你。”她尽可能地保持一点点体面,“支撑起一个有尊严的外表”。
    路易十六去世后,在巴黎古监狱,玛丽·安托瓦内特一直倔强地穿黑色服装,为丈夫服丧。她本是希望穿黑色丧服赴刑场的,然而,革命派却以“那样带有君主主义色彩”而予以剥夺。
    被剥夺了穿黑色衣服权利的玛丽·安托瓦内特选择了白色,在有限的条件下,玛丽·安托瓦内特为她的人生谢幕精心搭配服装,正如她的侍女回忆所说的,是为了“穿着体面地出现在大众面前”。
    随着刀起头落,一切围绕安托瓦内特衣橱的争议算是有了个了结。
    革命的信徒以“平等”的名义把她送上断头台,她无数次被指责的衣橱被洗劫一空,这不禁让人想起托克维尔的那句名言:“人们平时所热爱的自由,其实只是出于对主子的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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