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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千年前科考士子文采


    
    《问对·进士无大才》
    敦煌唐写本《问对》残卷
    再现千年前科考士子文采
    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两件唐写本《问对》,它们是策问的范本,亦即士子们准备科举考试的参考资料,对我们了解唐代科举与初唐社会有很大帮助。这两件《问对》写卷,原本是一个长卷,后来一分为二,断为两截,通过不同途径,最后汇集到国家图书馆。
    写卷两截之一:监守自盗落入私人手中
    其中之一编号为BD14491,长150厘米,仅存4纸,文字有75行。卷子有黄绢包裹,包裹上缀有签条,写有一条题识,内容是“唐人写问对二十六条,长十六尺,高八寸三分”。这件残卷原是刘廷琛旧藏。刘廷琛(1867—1932)是江西九江人,字幼云,清光绪二十年(1894)中进士。清末刘廷琛历任翰林院编修、陕西提学使、京师大学堂监督、学部副大臣。他是李盛铎(1859—1934)的亲家,而李盛铎又是甘肃布政使何彦升(1860—1910)的亲家。1910年,何彦升负责清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剩余经卷,运往北京,派出的押解委员是李盛铎的外甥傅宝华。这批敦煌遗书运到北京后,何彦升的儿子何震彝便伙同其岳父李盛铎及刘廷琛、方尔谦等,监守自盗,各自攫取了为数不少的敦煌珍宝。这一件《问对》,便在这时落入刘廷琛的手中。
    刘廷琛盗取的敦煌写卷,数量在120件以上。由于这批珍宝来路不正,所以他一直秘而不宣,外界所知甚少。1932年7月刘廷琛去世后,他的家人有意将所藏敦煌遗书出售,曾托董康(1867—1947)在日本寻求买主。董康《书舶庸谭》卷九1936年9月11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其中的“佳品”20件,内中即有《唐写本骈文》,著录为:“问对二十六条,长一丈零六尺,高八寸三分。”
    董康并没有在日本为刘廷琛旧藏找到合适的买主,这批敦煌遗书后来转归刘廷琛的亲戚张子厚所有,再被吴瓯买去。吴瓯抗战期间曾任伪内务总署署长,抗战胜利后更名张云逸,躲避到东北,又经吴铁城向国民政府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求情,一度把他的名字从汉奸名单中撤出;不过,吴瓯没能逃脱历史的审判,最终以汉奸罪入狱,家产被没收,所藏敦煌文献收归公有。他曾交代:“敦煌写本经卷,原收积至八十九卷(或九十卷)中间因送礼及售出损失约十卷,现尚存七十九或八十卷。”1954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将这批敦煌写卷计80号拨交当时的北京图书馆。这件《问对》,便在这时入藏北京图书馆。
    写卷两截之二:为赵钫旧藏
    BD14491号长度只有150厘米,远远不够黄绢包裹所附签条上著录的“十六尺”。那么,缺失的部分在哪里呢?幸运的是,它正好也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编号为BD14650。这件写卷全长480.8厘米,存13纸,有文字238行。经比对,两者可以缀合,缀合后接缝处原撕裂为二的文字可完美拼合。缀合之后,写卷全长614厘米,合18.42尺,与签条著录尺寸非常接近。从这里看,这个卷子的撕裂,是在刘廷琛、张子厚或吴瓯家发生的。
    BD14650号卷首钤朱文“赵钫珍藏”印一方,卷尾钤朱文“元方审定”印一方,可知为赵钫旧藏。赵钫(1905—1984),字元方,蒙古正黄旗人,姓鹗卓尔氏,清光绪间军机大臣荣庆之孙。赵钫长期供职于银行界,曾任天津中南银行副理,家富资财,爱好收藏古籍,藏书室名有“无悔斋”,所藏数量虽不算太大,但精品颇多。
    1949年后,赵钫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参事,并迁居北京。20世纪50年代初,赵钫将家藏善本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包括金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明嘉靖写本《永乐大典》一册、明弘治间华燧会通馆铜活字印本《容斋五笔》、明弘治间铜活字印本《西庵集》、明隆庆间活字印本《凤洲笔记》等,均为罕传珍品。其中也有敦煌遗书多件,BD14650号便是其中之一。
    写卷价值:对科举考试和唐初社会史研究都有参考
    这件《问对》首尾均已残损,文献的名称已无法知晓,后人根据内容,将其拟名为“问对”,我们在此沿用。也有其他学者将之拟名为“残策”或“策府”,都是很切合其内容的。全卷共存30章,每章为一则策问,包括标题、策题、答策三部分。比如“进士无大才”一则,在这个标题下,有两段文字:第一段是策题,以“问”开头,提出问题,最后说“幸子明释,以慰虚衿”,要求士子作出回答;第二段以“某对,某闻”开头,阐述对策题的意见,最后以“谨对”作结,这便是答策。这种格式,与《兔园册府》比较接近,它们都是同类著作,即科举考试的策问的范本。
    从内容上看,《问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为社会道德方面的问题,比如“世间贪利不惮刑书”“唯欲贪求亦有义让”等;二为治国安邦之道,比如“审官授爵”“进士无大才”“断贪浊”等;三为知识性的问题,如三代官名、帝王祥瑞、古代园囿、山石、江河等,体现出儒者博闻多识的宗旨。
    策题与答策均为四六骈文,讲究辞藻。比如“审官授爵”章答策云:“某闻织锦成文,良资五色。圣皇御宇,理藉贤明。夫色恶而景昏,臣愚而主暗。必须授受无滥,爵赏以人。便能匡赞皇规,彝伦帝道。昔齐桓管仲,高宗傅说,方之舟职,寔曰盐梅;蜀葛孔明,楚昭奚恤,可称梁栋,得号股肱。斯乃英灵降世之臣,俊哲匡时之宰。必须人才称职,前审后行,不可虚望高门,隆官旧荫。至如伊尹媵臣,终堪辅国;宁戚扣角,遂总朝端。岂曰高门非高门也。然相龙驹于酒肆,采英俊于山林。得龙马者可以汗血追风,得贤臣者可以兴邦定国。必须详审,量得其人,爵不惭人,人不愧爵,斯乃皇猷允畅,其在兹乎。”可谓对仗工整,文词典丽。
    根据金滢坤教授研究,唐初明经科试策重通经,也就是说,明经科注重经学内容;进士科策论则注重时务策。这件写卷中的策文,大多以时务策为主,符合唐初进士科试策的特点。因此,它应为士子们应对进士科考试的对策范本集。也正因为如此,它的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科举考试研究,它反映出的唐初施政安民、选拔人才的政策,对唐初社会史研究也有参考价值。
    《问对》写卷的部分条目,反映了现实社会的某些侧面,我们可以据此来推测这件文献的创作和书写年代。在“世间贪利不惮刑书”章中,有“自大唐膺箓,四海归仁”的语句,说明它的撰著时代无疑应在唐朝建立之后。
    另有一章,标题为“括放客户还乡”,策题说:“往者民遭寇乱,流散外邦。年月既淹,各成忘本。今圣上慈育,重造生民。使无弃愤(坟)陵,旋其本邑,即欲括还桑梓,于启理云何。”答策中有对战乱的描写:“往以火运告终,豺狼荐食,荆扬人物之所,翻为麋鹿之邦;榖洛喧哗之都,俄成战场之地。百姓因兹离散,苍生为此不安。”按照五德终始说,隋为火德,所谓“火运告终”,即隋朝覆亡。这些明显针对时事而发的论述,明确显示出其撰写时代为隋末社会大动荡之后天下初定的历史时期,也就是说,这件文献的撰著时间为唐朝初年。
    避讳的情况也可佐证这一判断。写卷中“民”字共出现二十六次,均阙末笔,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治”字共出现八次,均直书本字,不避唐高宗李治讳。因此我们可以推定,《问对》的撰著应在唐初,抄写则应在唐太宗贞观年间。距离现在已近1400年了。欣赏这样一件越过千年的策问写卷,我们犹如面对千年前赶考的士子,体味大唐的文采与风流。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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