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塔洛·卡尔维诺与他的1950年代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8:11:53 文艺报 符 晓 参加讨论
关键词：卡尔维诺 1950年8月27日，意大利诗人与小说家切撒尔·帕韦塞自杀身亡。很多年里，帕韦塞都是卡尔维诺的第一位读者，这位卡尔维诺最为敬重的师长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告别人间，使他震惊不已。第二年，也就是1951年，卡尔维诺的父亲也离开尘世，这位后来被写进《圣约翰之路》的慈父既温柔又有趣，对他的孩子影响至深。多年之后，卡尔维诺回忆说，“父亲走的路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的深处，在一个人类的超凡世界（或者说人间地狱）里开掘出来的道路。”父亲过早地离去使1950年代初期的卡尔维诺失去了最重要的亲人。而帕韦塞的离开使他失去了最重要的朋友。 卡尔维诺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中开始1950年代的，他不得不与同样充满悲观主义的世界凄然相向。那之前，卡尔维诺已经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写出了后来被认为是杰作的《通往蜘蛛巢的小径》。作为共产党员，他曾在战时参加过几次游击队同纳粹在加里波第最残酷的战斗，也参加了巴亚尔多战役，成为意大利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并在战后为《团结报》写稿。无论是在文学上还是在政治上，1950年代之前都是卡尔维诺的积淀期，时代也并未给他提供更多的时间和自由。可以说，卡尔维诺的文学传奇是在1950年代开始的。 1950年代的卡尔维诺首先是一位小说家。这个身份的注脚是一系列短篇小说和几部长篇小说，其中，《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和《不存在的骑士》无疑是经典之作，直接奠定了卡尔维诺的文坛地位，他在后来被题为《我们的祖先》的序言中对这三部小说进行了相对详细的阐释。进入1950年代，冷战带给卡尔维诺的是持续的压力，所以他自己说《分成两半的子爵》是抵制这种压力的“消遣”之作，他并不安于接受消极的现实，而是力图用一种“新现实主义”的笔调消解它。《树上的男爵》是一部虚构和想象之作，倾注了作者对文学的全部激情，并在其中做了非常深刻的文学实验而自得其乐，卡尔维诺认为，只有在这部小说中才能品味到“小说”作为概念最传统的含义。《不存在的骑士》用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历史“事件”描述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将他对时代的思考引向更为纵深的层次。此外，《阿根廷蚂蚁》《女王的项链》和对伏尔泰及康拉德的评论或点缀或延伸着这种深度。而卡尔维诺本人则更偏爱《我们的祖先》，这源于他更看中关于现代人的通约性，所以他才会说，“我希望它们被看成是现代人的祖先家系图，在其中的每一张脸上有我们身边人们的某些特征，你们的，我自己的。” 如果说1950年代的小说创作体现出卡尔维诺关于文学的天才气质，那么《意大利童话》的编撰则体现了他埋首于资料的学术追求。如今，《意大利童话》在意大利已经成为图腾式的童话作品集，这大多来自于编撰者让人感动的皓首穷经，卡尔维诺收集了大量或已经公开发表或尚未见过天日的意大利19世纪民间故事，并将之做了极为仔细的甄别和筛选，最后还将一些方言翻译为标准的意大利语，甚至自学了一些地区的方言，这让他成为一位做学问的人。在《意大利童话》60多页的序言中，卡尔维诺以学者的眼光和视野讲述了他所认为的“意大利童话”以及这部大书的来龙去脉。他认为，欧洲的民间故事和童话资源丰富、资料浩繁，但他愿意直面压力。他为编撰工作确定了两个目标，一是“代表意大利方言中可考证的所有种类的童话”，二是“代表意大利所有大区”。他为此目标承担了大量辛苦的工作，对所有古典的意大利民间故事和童话进行整理，并汲取其中的价值和营养。他还从语言、修辞、叙事等多个方面梳理了意大利童话的特征。无疑，《意大利童话》经此已成为杰作，之于文学史来说，这部童话集使意大利童话与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并称为经典童话；之于编撰者本身来说，这部童话是卡尔维诺当时躲避周边世界“奇妙的氛围和逻辑”的方式之一；更重要的是，这种学术研究式的编撰方式奠定了卡尔维诺理论家和批评家的技术和学理基础，使他能够轻而易举地写出《美国讲稿》《为什么读经典》这样的名著。 卡尔维诺所谓“奇妙的氛围和逻辑”所指的是，在《意大利童话》付梓出版的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发，极大地改变了卡尔维诺对世界和时代的认识。卡尔维诺是在意大利中北部的丛林中参加过游击战的人，早在1944年就加入了共产党，年轻时信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意大利光复后，他与政治已经密不可分，而且卡尔维诺对政治的态度相当宽容，从未因为共产意识和作家意识的冲突而受到煎熬或焦躁不安。1950年代中期，意共知识分子之间的派系斗争告一段落，而苏共二十大之后，很多西方观察家都认为一个真正的充满希望的时代已经来临，卡尔维诺当然也不例外，1956年夏天，卢卡奇访问意大利期间还曾肯定他“对重生的共产主义的寄望”。可是，“匈牙利事件”让卡尔维诺看到的是，一个时代尚未开始，另一个时代也尚未结束，所以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与湍急的洪流划清界限，1957年，他向都灵联合委员会递交了辞呈，辞去了党内所有职务，之后也再没加入任何党派。他成为一个政治上绝对自由的人。“这些事使我疏离了政治生活，也就是说相较于之前，政治在我内心中占据的空间小了很多”。这种态度实际上是卡尔维诺对意共的失望，很多年之后回忆至此，他曾坦言，“我不知道那班在1956年11月迷途的公车是否还能走回正路”，可谓意味深长。 看上去，对于卡尔维诺来说，这是一个没什么与众不同的1950年代，可是与之相比，1960年代的卡尔维诺几乎没有几部长篇小说，他先是四处周游，后来定居巴黎，不是在讲坛上，就是在研讨会的发言席上，即便卡尔维诺自己也承认，“60年代我扮演的主要角色是隐士”。1970年代之后，他先后在《晚邮报》《共和报》上发表一些闲散的游记和论文，偶有短篇小说，还有同样是名作的长篇小说《看不见的城市》及《寒冬夜行人》，可是与《我们的祖先》相比，这两部小说更像是卡尔维诺关于文学的理论思考，因为彼时的卡尔维诺已经不再需要被其他人确认，尽管他当时一只脚在文学之内，而另一只脚在文学之外。 回过头来，重新思考卡尔维诺1950年代的生命和创作，就会发现这不长不短的10年对他来说多么重要。小说创作奠定文学地位，童话整理形成理论深度，远离政治改变人生走向，使得卡尔维诺三十几岁就成为“另一个人”，“这个人”的标签是清逸、澄明、深邃、多情，又颇具少年感。如果深入考察内中隐秘的逻辑，可以发现，卡尔维诺1957年做出的政治选择在权重上之于他的人生具有更深的影响。一方面，钻进童话世界本身即是对成人世界的跳脱；另一方面，从《树上的男爵》不难看出他与外界保持距离的决心，而这部小说的创作时间与出版时间恰然持续在1956年和1957年，“青年政治家”成为“树上的男爵”，并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生活在树上”，他甚至在给一位编辑的信中畅快直言，他已经开始“提前品尝年华老去的无比喜悦”。从这个意义上说，《意大利童话》和《我们的祖先》可以被视为卡尔维诺政治态度的一种注脚，反而观之，是政治的卡尔维诺塑造了文学的卡尔维诺，使之成为有趣而高贵的灵魂。 生活在历史中的人，尤其是历史中的艺术家，没有谁能够走出“历史制约”，卡尔维诺概莫如是。因此，即便面对文学的卡尔维诺，也需要秉持一种圣伯夫或泰纳的批评态度，将社会、时代和卡尔维诺的人格看成是一个共同体。惟其如此，才能体会到卡尔维诺所面对的“历史制约”：如果没有1956年的世界变化，卡尔维诺的人生会走向何途，恐怕连他自己都不得而知。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我们只能面对已经消逝在岁月中的卡尔维诺和他的1950年代，并通过新的重构与建构，重塑一个活生生的卡尔维诺。在此过程中，我们欢欣雀跃。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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