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年—1941年），印度著名诗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和印度民族主义者。1913年，他以《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他的诗中含有深刻的宗教和哲学的见解，泰戈尔的诗在印度享有史诗的地位，代表作《吉檀迦利》、《飞鸟集》、《眼中沙》、《四个人》、《家庭与世界》、《园丁集》、《新月集》、《最后的诗篇》、《戈拉》、《文明的危机》等。
1861年5月7日，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由于是父母最小的儿子，拉宾德拉纳特被家人亲呢地叫做“拉比”，成为家庭中每个成员钟爱的孩子，但大家对他并不溺爱。小拉比在加尔各答先后进过四所学校，虽然他对这四所学校都不喜欢，但他在长兄和姐姐的监督下受到良好的教育。
1878年，他遵照父兄的竞愿赴英国留学，最初学习法律。但他不喜欢法律，于是转入伦敦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研究西方音乐。1880年回国，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1905年以后，民族运动进入高潮时期，孟加拉人民和全印度的人民都起来反对孟加拉分裂的决定，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泰戈尔毅然投身于这个运动，充满激情的爱国营人义愤填庸，写出了大量的爱国主义诗篇。但是，没有多久，泰戈尔就同运动的其他领袖们发生了意见分歧。他不赞成群众焚烧英国货物，辱骂英国人的所谓“直接行动”。他主张多做“建设性的”工作，比如到农村去发展自己的工业，消灭贫困与愚昧等等。但部分群众不接受他的意见，由于失望，他便退出运动。从此以后，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他过着远离现实斗争的迟隐生活，埋头于文学创作。
1915年，他结识了甘地。这是印度历史上两位巨人的会面。他同印度国大党早就有联系，还出席过国大党的代表大会。但是，他同国大党的关系始终是若即若离的。他同甘地，有很真挚的私人友谊。但是，他对甘地的一些做法并不赞同。这两个非凡的人物并不试图掩盖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同时从道义上和在社会活动中，他们总是互相尊重，互相支持。
1924年，他访问了中国。他从年幼时起就向往这个古老而富饶的东方大国，并且十分同情中国人民的处境，写文怒斥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鸦片贸易。这次访问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
1930年，泰戈尔访问了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他在那里看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使他极为振奋，兴之所至，写成了歌颂苏联的《俄罗斯书简》一书。虽然他对社会主义不能充分了解，但是他向往这个崭新社会，想把这个神奇的世界搬到印度人民中间去。
1934年，意大利法西斯军队侵略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泰戈尔立即严厉谴责。1936年，西班牙爆发了反对共和国政府的叛乱，他站在共和国政府一边，明确反对法西斯头子佛朗哥的倒行逆施。1938年，德国法西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他写信给在那儿的朋友，表示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关怀和声援。1939年，德国法西斯悍然发动世界大战，他又应欧洲朋友之道，撰文怒斥德国“领袖”的不义行径。
1941年8月6日，泰戈尔在加尔各答祖居宅第里平静地离开人世，成千上万的市民为他送葬。
生命的召唤
认清动物性生活中的空虚和无意义，而将爱的惟一真正生命导入自己的体内，这才能够带给一个人极大的幸福。可是，一般人为了要获取这种幸福却做了些什么？作为肉体存在者总是时时刻刻地朝向死亡前进，虽然是缓缓地前进，可是，却在不断地消灭中。对于这种事实，人人皆知，虽然知道，可是，生存中的人总以各种手段而想挽救逐渐灭亡中的自己的个体，也就是想要尽量满足自己动物性的欲望。人如此作为的结果是自动舍弃人生惟一的幸福——爱的可能性。
不了解人生意义的人在生存中所做的活动总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和他人争吵，或追求快乐，或想尽一切方法来脱离痛苦，更一心一意想逃避不可避免的死亡。
可是，越追求快乐，则与他人之争就越激烈，当然，痛苦也更强烈，同时也会加速死亡，所以，为了避免逐渐接近的死亡，惟有一个方法可行，也就是追求快乐，可是，快乐达到某限度之时，就无法再增加，此时，快乐突然成了痛苦，结果，余下更增加痛苦以及痛苦中所加速接近的死亡的恐怖。由一件事引起另一件事，而这另一件事又会加强其他之事，也就是一种恶性循环。不了解人生意义的人在生活中的最大恐怖即他们所认为快乐的东西并非很平等地分配到每一个人例如富裕的生活之各种快乐并无平均的分配，而必须从他人手中掠夺，对于爱的基础的“对所有的人的善意”，却以恶意或暴力来获取。在这种情况不，快乐即与爱相对立，因此，倘若越是快乐，则对立的情况也越深刻，所以，为了获取快乐，所做的活动越激烈，那么人所能获取的惟一幸福——爱就远离。
理性意识会支配生命，可是，人对于人生的了解并没有依照理性的意识来进行。让自己的动物性部分不断地跟随理性法则，虽然如此，仍留存一丝疑问而并无充分了解。人总是存有“对所有人的善意”，可是，能够活用这个善意而培养真正的爱的活动的人并不多。一般人都把人生当作肉体性的生存来理解，这种生存当然与“对所有人的善意”相反，而人在自己所制造的条件下，却认为这种生存只能维持一段时间的肉体性的生存。
受现代教导的毒害而专心制造生存条件的人，认为只要将自己生存上的表面条件做得更佳就可获得人生的幸福，可是，却不知想使生存的表面条件做得更佳时，总是会与爱相对立，此时，也许会对他人采取暴力。所以，若想使生存的表面条件更佳，则其结果就会越疏远爱，也会越疏远真正的生命。
这种入丝毫不以自己的理性来了解“动物性的生存所获得的幸福对任何人，都是毫无意义的”，反而将这种状况视之为有意识的幸福，因而才会想法更增加这种幸辐，这也就是完全不以自己的理性来考虑的结果。
如此，人并没有感觉到这种动物性生存的幸福是毫无意义的状态，动物性个体的生存无论对任何人都无益，也无论以任何外来的条件都不可能获得幸福。人丝毫不注意到肉体的存在不可能比其他肉体的存在更幸福——这正如一个湖泊的水面上无论哪一地方的水都不会比这个湖泊的水面之水位更高。所以，对自己的理性没有稳定的人就不会注意到上述所言之事，反而对某些不可能的事动用不正确的理性，结果，这种人始终想着湖泊水面上的水能否提升至比湖泊水位更高处——这正如孩童们浸泡于浴缸中而用手随意搅拌着水，使浴缸水起泡，却将这种状态认为是制造皮球，——如此，即于迷惑中而结束了一辈子。
他们认为人的生存仍有多多少少的快乐与幸福。他们会说：“贫穷的劳工或病者的生存确实很不幸又凄惨，而富者或身体健康者才是快乐幸福的。”因此，他们想尽方法要逃避贫穷与疾病，目的是为了不再过着不幸又凄惨的生活，而一心一意想活得又富裕又健康，认为如此才是快乐幸福，并且为了要达成这种状况就动用自己所有的理性。
这种人不但自己一辈子如此，甚至一代代都以不同的方式来维持更幸福的生活，将这种他们认为最幸福的生活方式一代代地继承下去，所以，承受父亲的人就将所承受的幸福生活用尽方法来维持，也会想着要建立更新更幸福的生活。如此，人们承受了上一代的生活方式，同时又追求着是否更新更幸福的生存，自己感觉这样做似乎做了了不起的大事。
有这种错觉的人终究会了解自己的这种生活是无意义的，他们必定会感觉似乎做了如同“以臼捣水”般的愚蠢的生活方式，有时还会说这就是人生。这种观念对于内心时而会产生的真正生命的呼唤，就轻易地将之埋没起来。对于这些人而言，从真理教导中，或从获得真正生命者的生活例子中，或从不会消灭的自己理性的爱的声音中所发出的真正生命呼唤，都已成了毫无利益的。
大多数的人原本能够过着理性和爱的生活，结果，却成了恰如从火灾中的小屋脱离而出的一群羊，此时，对爱存有错误观念者就想要救助这群羊，可是，这群羊却不知好意，反而拼命地反抗。
由于具有太大的死亡恐怖感，因而一般人已经不想从死亡中脱离出来。对痛苦产生很大的恐怖感的人已经舍弃会使自己更痛苦也会使自己能获得惟一的幸福与生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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