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初“是”的浑一性——沈子簋之“是”与代词说和形容词说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3:11:29 汉语史研究集刊 肖娅曼 参加讨论
作者 肖娅曼 发表 《汉语史研究集刊》（十），巴蜀书社，2007年。 提 要：最古一例“是”见于西周早期沈子簋“懿父迺（乃）是子”。对此“是”裘锡圭认为是指代词，唐蘭认为，“是子”与“懿父”相对，“是”为形容词。代词说与上下文不符，且“是”不能被“此”替换；形容词说虽与上下文相符，但与形容词“是”出现时代不符。本文认为：此“是”为肯定义素和指代义素统一于一体的肯定性指代词。它是后来各种“是”和系词“是”的源头。对原初“是”认识的困难是因为今天指代模式的制约。 关键词：沈子簋 是 指代模式 系词“是”的来源成因一直存在许多疑团。由此产生的“代词说”和“形容词说”（后者包括副词说），前者能够从形式上给予解释，却不能在语义根据上令人信服；后者能够在语义根据上给予解释，却没有材料的支持。一方面，系词来源于“是鲁孔丘与”[1]一类“是”，从形式上表明，系词“是”与指代词“是”有承接关系；另一方面，系词隐含确认义，从语义上显示，系词“是”与表示肯定的形容词“是”有内在联系，即： 指代“是” 正确“是” 语法 \ / 语义 系词“是” 学者们或持左方立场，或持右方立场，半个世纪来，争论未有结果。 根据今天的语言观，表示指代的“是”和表示肯定的“是”只能是不同的词。所谓不同的“是”，即指代“是”和形容“是”仅仅偶然语音和字形相同，因而既不存在共时的内在联系，也没有渊源关系或共同来源。虽然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对此无庸置疑，可系词“是”在来源上，却表现出与上古指代“是”和形容“是”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正因为无法解释这种奇怪的相互抵牾，系词来源的有关问题长期不能解决。如果我们向上追溯，直到最初产生的“是”，我们会发现，它们并不相互抵牾，而是以一种我们过去不知道的方式统一于一体。 一 最早出现的“是” “是”最初出现时的语义语法性质怎样，对认识上古所谓指代词“是”与形容词“是”的关系有重要作用，尤其对认识系词前身与系词的关系非常关键，而探讨这些问题，是以“是”的材料的原初和可靠为基础的。 在反映商代语言实际的甲骨文和《尚书·盘庚》中，“是”字还没有出现。就现有资料看，“是”最早出现于西周早期。西周金文中，仅见4例“是”，沈子簋、毛公旅鼎、毛公鼎、虢季子白盤各见1例。《周易》古经中有2例，西周初年的《诗经·周颂》中有3例，被公认是西周作品的十余篇《今文尚书》中，也仅见几例。裘锡圭先生说：“是”字始见于大约作于周昭王前后的沈子簋。”[2]沈子簋大约是西周开初六七十年的器物，[1]上面出现了“是”。既然商代甲骨文中不见“是”字，西周早期金文中开始出现“是”字，而全部西周文献中，无论是西周金文，还是《易》《诗》《书》的西周材料，“是”的出现率都很低，那么，基本可以确定，“是”字大约出现于西周初年或殷周之际。 西周的“是”就是原初“是”，沈子簋中的那例“是”就是最古老的“是”例，本文将考察的就是这首例原初“是”。在此之前，先概述一下其他原初“是”的有关情况。虽然《尚书》中有十余篇被公认是西周作品，但因其中混有伪文，这些材料只能撇开。下面是西周金文、《周易》古经、《诗经·周颂》中全部9例“是”： 懿父迺（乃）是子。（沈子簋） 无唯正昏，弘其唯王智，乃唯是丧我或（国）。（毛公鼎） 濡其首，有孚失是。（《易经·未济》） 是用寿考。（毛公旅鼎） 是用左（佐）王。（虢季子白盘） 时纯熙矣，是用大介。（《诗经·周颂·酌》） 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诗经·周颂·执竞》） 喤喤厥声，肃雝和鸣，先祖是听。（《诗经·周颂·有瞽》） 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易经·小过》） 九个原初“是”中，前三例至今是谜。至于剩下的六例，虽然一般认为是指代词，但实际情况是，它们当中，只有《易经·小过》“是谓灾眚”之“是”的语义语法性质明确清楚，即为作主语、起指代抽象事物作用的指代词。其余五例原初“是”，即使是持指代词意见的学者也注意到，它们像指代词，可又有几分不像。尤其是上古数量最多的“X是V”格式中的“是”，有学者甚至认为是系词。[3]所以，这五例原初“是”的性质，实际也并不清楚。 《易经·小过》“是谓灾眚”之“是”，其语义语法性质虽然明确清楚，但未必真是原初“是”。因为，在西周乃至春秋金文的全部近30例“是”中，没有一例这样用的“是”；《诗经》中不仅《周颂》，就是《雅》《颂》全部近70例“是”也没有这种用法；《尚书》除后儒所补《洪范》中有“是之谓大同”1例外，其余全部30例“是”也都没有这种用法。所以，“是谓灾眚”中“是”的这种清楚的指代词用法，可能已经不是原初“是”的用法，而是稍后的用法，即“是谓灾眚”一句很可能是误将传文当作了经文。 因此，不只是沈子簋等三例原初“是”，所有原初“是”的性质，实际都不清楚。正因为作为源头的“是”性质不清，系词“是”的来源成因等问题才疑云重重。而要消除这些疑团，就必须从源头上着手。西周文献中全部8例“是”，对研究原初“是”非常重要，而沈子簋中这例“是”因其确凿可靠和时代最古老，更具有其它材料无法比拟的价值。 二 沈子簋之“是”与“代词说”和“形容词说” 沈子簋之“是”因其确凿和最古而至为重要，但也因此最为棘手。虽然此例“是”处于上下文中，但对它的语义语法性质，仍使学者们深感困惑，一般对它采取存疑不论的态度。例如，台湾《周代金文图錄及释文》沈子簋释文中，就没有提及这个“是”。[4]就整个上古的情况看，“是”的意义用法复杂，《汉语大字典》列出20个义项，[5]其中主要用法有：①形容词，正、直；②名词，法则；③动词，匡正、订正；④形容词，对、正确；⑤动词，肯定；⑥副词，真实、实在；⑦指代词，表示近指，确指等。可沈子簋的这例“是”，无论讲成哪一种，例如指代词、形容词、副词，亦或动词，都难讲通。 虽然很少有人专门讨论原初“是”的性质，但就对系词“是”来源成因的争论中表现出的观点看，可以说对原初“是”有两种观点：代词说和系词说。[2]绝大多数学者持“代词说”，但即使持“代词说”者，也不能肯定这例“是”就是指代词。例如，裘锡圭先生也只说“似指作器者自己”，[6]并没肯定此例“是”一定是指代词。实际上，并不仅仅只是此例“是”“似”指代词，上古早期所有的“是”都有这个问题。对西周春秋金文和《书》《诗》中“X是V”式中的“是”，虽然今天一般认为这类“是”为表示复指的指代词，但学者们也注意到，实际上没有“是”，这类结构的语法关系更紧凑，而况这些“是”都不能被“兹”“此”等指代词替换。所以，它们虽有几分像指代词，又不完全像。沈子簋这例“是”比“X是V”式中的“是”似乎更不像指代词。 尽管一般对此例“是”存而不论，却有两位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位是上面提到的裘锡圭先生，另一位是唐蘭先生。有意思的“是”，两位先生对初例“是”的观点竟然也可概括为“代词说”和“形容词说”。 为了解两位先生的看法，本需介绍沈子簋全文，但鉴于金文再现困难，这里只引“是”出现的末尾一段。下面的引文转引自唐蘭《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7]：（引文空白处的文字见打印稿） 也唯福，用水[顺]霝令[命]，用妥[綏]公唯 [夀]。也用褱[懷]  我多弟子我孙，克又[有]井[型][教]亚欠[懿]父廼[乃]是子。（沈子簋）“沈子”是沈国的子（爵位），沈子簋中的沈子名叫“也”，引文开头的“也唯福”的“也”即沈子名。对“亚欠（懿）父廼（乃）是子”中的“是”，裘锡圭认为“是”“似指作器者自己”，即作指代词；唐蘭认为“‘是’当读如‘忯’，《说文》：‘爱也’”，即作形容词。将“是”讲成指自己的代词有三个问题：第一，于文意不通；第二，上古“是”的用法虽然纷繁复杂，但没有指代自己的用法；第三，这个“是”不能用其他任何近指代词替换。但是，裘锡圭先生这个意见又与上古“是”的总体情况相符。概括说来，裘锡圭先生是从“是”最初为指代词的观点出发的，而唐蘭先生是从铭文的语境和语言结构出发来判断此例“是”的。我们认为，二位先生各自抓住了此例“是”的部分特点，此例“是”的确是一个指代词，但它指示的是美德。 首先，“‘懿’作‘亚欠’，与班簋匡卣（yǒu）同”，[8]对此，学者们看法一致，裘锡圭在文章里就直接引作“懿父迺（乃）是子”。“迺”即“乃”学者们也无异议，但“乃”为多义词，此处“乃”是何义？唐蘭认为：“此处作‘與’字讲。”并论证说：“《大戴礼记·诰志》：‘物乃岁俱生於东’，‘乃’当训‘與’。”《汉语大字典》“乃”字下也有“连词，表示并列关系”一义项，也举《大戴礼记》此例，并引孔广森补注：“言万物与岁俱起于春。”这样讲，“懿父”和“是子”就是并列结构，“父”与“子”相对，“懿”与“是”也相对。“懿”为美或美德之义，这里作形容词；对与“懿”相对的这个“是”，唐先生也看作形容词。 他认为：“‘是’当读如‘忯’，《说文》：‘爱也’。”上古“爱”有形容词仁爱之义。《广雅·释诂四》曰“仁也”。《左传·昭公二十年》：“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王引之《经义述闻》：“家大人曰：爱即仁也，谓子产之仁爱有古人之遗风……”[3]所以依唐说，“是”为“忯”，“忯”为“爱”，“爱”为“仁”，即“是”为“仁”。因此，唐先生是将此例“是”看作形容词的。 虽然从时间上看，“是”在西周早期已经出现，但“爱”字出现稍晚，“仁”字大约出现于春秋[4]，而儒家的“仁”这一概念的形成则更晚。从这一角度讲，把“是”讲成具有“仁”内涵的“爱”，可能并不准确。但从语义上讲，形容词“是”为正确或善，与具有“仁”内涵的“爱”一说却相通。如果不纠缠在“是”“忯”“爱”（仁）的关系上，而是抓住唐蘭看法的关键：“是”“懿”二词对举，都为称美之词，那么，这一点无论从全文语境，还是从语法结构来看，都完全吻合。 从沈子簋铭文的全部内容看，铭文追怀赞美了几世祖先的功德和对后世的庇荫，然后说造此簋的目的：一是要“用綏公唯夀”，二就是“用懷囗我多弟子我孙克有型教懿父乃是子”一串文字。涉及第一个目的之“綏”为“綏祭”，《仪礼·少牢馈食礼》：“上佐食以绥祭”。“用綏公唯夀”，就是用“簋”（盛物的器皿）綏祭，使公（“也”的祖先爵位为公）[9]“唯寿”。对后一串文字，唐籣断为：“用懷囗我多弟子我孙，克有型教懿父乃是子。”我们不知道裘锡圭先生是如何断句的，台湾《周代金文图錄及释文》断为：“用懷囗我多弟子、我孙克有型教。懿父乃是子。”这样断句，“懿父乃是子”仿佛是落款，但殷周金文中未见这种格式。唐先生的断句前后贯通一致，并且合乎殷周铭尾勉励当时和后世的特点。 不过，我们也有理由认为，不能将“懿父乃是子”的“是”讲作形容词。因为上古所有文献中，真正可以认定为形容词的“是”始见于《诗经·魏风·园有桃》中“彼人是哉，子曰何其！”而春秋或春秋之前其他“是”，要么可以确定为指代词；要么像“X是V”式“是”，或“乃唯是丧我国”“有孚失是”中的“是”，即使不能确定为指代词，也可以确定不是形容词。如果认为这首例出现的“是”为形容词，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最早这例“是”孤零零为形容词，而其他大量“是”都不是形容词？如果说一个词某种用法的消失没有什么奇怪的，可为什么消失得无踪无迹后，春秋以后却又出现了?一方面，孤零零的单例很难支持原初“是”的“形容词说”，另一方面，见首见尾不见身的疑团也不能支持“形容词说”。这正是“代词说”派看到的问题。比较起来，“代词说”的理由似乎更充分，因为上古确有大量“是”的指代词性质是明明白白的。但如上述，原初“是”的“代词说”也有难解的疑点，这就是越靠近西周早期的“是”越不像指代词；而越不像指代词的“是”就与形容词“是”靠得越近。这是迄今为止，汉语史上最令人困惑的语言现象之一。 可是，如果不把唐蘭和裘锡圭二位先生的意见对立起来，而是统一起来，即把二位先生各自看到的称美的一面和指代的一面统一于一体，就可圆满解释这例最早的“是”以及上古所有有关“是”的难题。就这例最古老的“是”来说，应该这样来分析： 沈子也造簋，除希望祖先“唯寿”，还希望先祖的功德惠及当世及子孙。怎样惠及子孙呢？就是“克有型教懿父乃是子”。“型”是范式、楷模；“教”，《说文》：“上所施、下所效也”。“上所施”的“上”就是“父”；“下所效”的“下”就是“子”。这个“父”不是指沈子也的父亲或其祖先，因为沈子簋全文中称其为“吾考”、“先王”、“先公”、“公”；这个“父”也不会指铸簋者沈子也自己，因为铭文中沈子也自称“沈子”或“也”，而况不会有人在祭祀祖先时自称“懿父”。我们认为，“父”与“子”应该是泛指沈国先祖之下的一代又一代，而“是”为肯定性指代词，指示“懿父”。这样，如果“乃”为并列连词，全句意为：以先祖为楷模，教化出有美德的父亲以及具有父亲这种美德的儿子。 当然，把“乃”看作并列连词，可能会受到质疑，因为这毕竟既不是“乃”最早的用法，也不是主要用法。“乃”最早最主要的用法是表示：竭尽全力艰难地实现。《说文》：“乃，曳词之难也。象气之出难。”《左传·宣公八年》有“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孔颖达《正义》曰：“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彼云乃此。云而者，《公羊传》曰：‘而者何？难也。乃者何？难也。曷为或言而，或言乃？乃难乎而也。’何休云：‘难者，臣子重难，不得以正日葬其君。言乃者，内而深，言而者，外而浅。下昃日昳久，故言乃。’”虽然今天一般仅把它理解为副词，理解为所谓“继事之辞”[10]，讲作“然后”，但考察《左传》中的“乃”却都不仅仅只表示“继事”，而同时都含有“难”义。比较准确地说，最初“乃”的意思相当于“这才……”的意思。如果沈子簋这个“乃”作“难也”讲，“懿父”之“懿”和“是子”之“是”的关系没有变化，只是需将唐蘭先生的断句修改为：“克有型教懿父，乃是子”，全句的意思就为：以先祖为楷模，教化出有美德的父亲，这才能培养出有这种美德的儿子。这样，最古老的一例“是”就不是一个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自身没有实义的指代词，而是具有实义的肯定性指代词。 三 原初“是”的指代词模式 发现最古的一例“是”为肯定性指代词，其意义不仅在于使此例“是”得到了圆满解释，还使上古“是”的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的状况，出现了重大转机。有关上古系词来源问题有一系列长期不能解决的难题，例如：为什么系词明明白白是从“指代词”发展而来，却隐含确认义？为什么上古存在着一组近指代词？为什么是“是”而不是其他指代词发展为系词？如果我们能够说明，原初“是”的特定功能是专门指代肯定性事物，含有肯定义，而不是象今天的指代词那样没有实义，那么，上述难题将不难解开。 当然，假如上古其他原初“是”的情况与此例“是”不吻合，那么我们最多只能说这例最古老的“是”得到了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而已，不能奢谈别的。但更为全面的考察显示，原初“是”的肯定性指代是普遍特征，即专门指代祖先、神灵、祭器或神圣正义的行为等等，也就是说，它们全都同沈子簋这例最古老的“是”一样，专门指代尊崇、肯定的对象（作者已有另文专论[5]）。因此，可以肯定： 一、原初“是”是作为肯定性代词产生的，并因此区别于上古指代词系统中的其他指代词；二、原初“是”有指代和肯定两个义素，这是它后来分化为指代词和形容词的内在根据；三、上古构成判断句的“是”与“此”不同，它本身具有判断性，这是它内在肯定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它演进为系词后隐含的确认义的来源。 “是”的来源成因问题之所以成了一个长期解决不了的难题，是因为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指代词模式的制约。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指代词，本身是没有任何实义的，它的意义要由语用中它所指代的对象来赋予。在我们所了解的语言系统中，任何特定概念都与指代词没有本然联系，像正确、肯定一类概念更是指代词不相干。于是，原本统一于原初“是”的指代和肯定义素，在我们的理论框架中，只能是风马牛不相及、分属不同词类的；而原初“是”指代和肯定原本不可割裂的关系，也就被截然分开。因此，所谓系词“是”上表现出的奇怪的指代词“是”和形容词“是”相互“抵牾”的现象，是我们的指代词认识模式使然。 上古“是”同时具有指代和肯定义素这一特征，并非隐微得全无迹象。实际上，几十年前已有学者接触到这一特征。上世纪50年代，洪诚在它那篇影响很大的《论南北朝以前汉语中的系词》一文中提到：演变为系词的“是”“不是纯粹指代词”，“它有以指示表肯定的意义”。[11]可惜，这一重要的问题是在论证系词产生的时代问题时提到的，因而被淹没于其中，没有引起注意。林序达在70年代末甚至提到了指代“是”和形容“是”同源的问题，他说:“指示代词‘是’之可以具有确认或肯定作用，事理完全可通。因为形容词‘是’由指示代词‘是’演变而来，至少应该承认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12]提出指代“是”和肯定“是”是否同源的问题，应该说“是”的研究进行到一个非常关键十字路口。可以想见，如果不是由于现有代词模式的制约，如果顺着林序达先生“同源说”，沟通“代词说”和“形容词说”，也许二十多年前就可以发现原初“是”的肯定实义性质。 发现原初“是”实义性质的价值，不仅在于“是”问题的解决本身，还给我们一个启示：学术上最困难的，是对我们思维模式的反思。“是”的问题之所以难以发现，就因为它是涉及我们基本理论模式的深刻问题。 参考文献： [1] 《论语·微子》。 [2][6] 裘锡圭《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载《中国语文》，1979年6期。 [3] 任学良《判断词“是”见于先秦说》，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 [4][8] 台湾《周代金文图錄及释文》沈子簋注释。台湾大通书局，中华民国六十年。 [5]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缩印本），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2年。 [7] 唐蘭《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沈子簋注释。中华书局，1986年。 [9] 唐蘭《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沈子簋说明。 [10] 蔡沈《书经集传》：“乃者，继事之辞。”中国书店影印本《四书五经》，1985年第二版。 [11] 洪诚《论南北朝以前汉语中的系词》，载《语言研究》，1957年第2期。 [12] 林序达《判断词“是”的形成和发展——兼与洪心衡等先生商榷》，《西南师范学院学 报》，1979年第2期。 注释： [1]周昭王在位的时间大致在公元前1000至前977年，而在此前的公元前1066左右周武王灭商。（周武王克商之年，各书记载略异，《史记·鲁世家》《齐世家》俱称武王十一年（前1066年）克商）。 [2] 任学良认为：“三千年以来，判断词‘是’都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是”原本就是系词，不存在演变问题。 [3] 转引自《汉语大字典》“爱”字①。 [4]“爱”，西周金文、《易经》、《诗经·颂》均未见，今文《尚书·酒诰》中一例（伪古文《尚书》有多例）。“仁”，甲骨文和西周金文、《易经》、《诗经》的《雅》《颂》均不见，今文《尚书》中仅《金縢》中有一例（伪古文《尚书》有多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