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何以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21世纪的语言学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6:11:48 肖娅曼新浪博客 肖娅曼 参加讨论
作者：肖娅曼 发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摘 要] 视语言为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还是“分类命名集”，是现代语言学与传统语言学的分水岭。然而，现代语言学却从未思考过更无法回答语言何以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的问题；反之，语言何以是“分类命名集”的问题，却通过自古希腊以来的“词源”语源观预设得到了回答。由此暴露出现代语言学所不曾料想的两个互相联系问题：一是现代语言学实际持有必然导致“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词源”语源观；二是20世纪的语言学实际仍然为“分类命名集”语言观所支配。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之所以未能在20世纪真正确立，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不曾意识到语源观是一般语言观的基石。如果不能提出为价值系统语言观奠基的崭新的语源观，当代语言学就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关键词]语言观 语源观 基石 一 语言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总要寻求新的突破，而新的突破必然起于对原有的语言学理论的批判。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之于美国描写结构主义的革命是这样，认知语法之于生成语法也是这样。对年轻的中国理论语言学来说，理解20世纪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语言学理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批判西方理论语言学，建立起中国的理论语言学，并且获得与当今我国地位相当的语言学地位，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纵观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理论语言学和我国理论语言学的发展，我们认为，除了被认为属于结构主义的布拉格音位学和美国描写结构主义自不必说以外，无论是“乔姆斯基革命”，还是功能语法的兴起，特别是被有些人认为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提出挑战的认知语言学，都未能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构成挑战，更未能超越索绪尔的理论。因为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不过是将研究对象由可以观察到的语言现象（描写结构主义的研究对象）转向了不可观察的内在语言，即从可以观察到的语言的来路（哲学史上称“心智”、乔姆斯基称为“语法”）来研究语言的内在规律。它们应该被视为由表及里、彼此衔接的关系，而非矛盾对立的关系。它们都认同索绪尔语言与言语的区分，并且都致力于“语言”的研究。至于与形式主义（指描写结构主义和生成语法）形成对立的功能主义，本质上是由内部语言学向外部语言学的扩展[i]。而且系统功能语法由大到小寻求语言功能的实现，正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的体现。至于认知语言学，出于对生成语法所持的语言系统是人脑整个认知系统的相对独立的子系统这种观点的反对，否认语言系统在认知系统中的相对独立性，认为语言并非是一种独立的能力，而是人类的一般认知能力。这种观点如果稍右偏，沿着语言与心理、思维既密切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方向发展，则与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一致，并未超出索绪尔语言学思想；但如向左偏，发展为将语言与一般认知能力划等号，则将重回将语言与心理、思维混为一谈的老路。这就不是超越索绪尔，不是理论的螺旋式上升，而是倒退了。认知语言学还提出了语言的相似性（又译“类象性”、“临摹性”“具象性”）的观点，即认为语言的形式结构和认知结构具有直接的对应性。这一观点引起了一些学者对于索绪尔的任意性原则与相似性的争论，并由此引发一些学者对索绪尔任意性原则的否定（如李宝嘉1994）。不过，从这些批判索绪尔任意性原则的文章看，似乎批判者没有认真读过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不了解索绪尔对“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的论述。当然，这样就谈不上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批判，更谈不上超越了。 索绪尔被尊为现代语言学之父，首先是因为他区分了语言和言语，首次从理论上将语言学从哲学、心理学、人类学、语文学等许多相关学科的交织中剥离区分了出来；其次是因为索绪尔批判了自古希腊以来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提出了划时代的结构主义语言观，即：语言是由符号组成的“纯粹的价值系统”（索绪尔1999：118）。由此，语言不再被看作是由词那样的孤立要素简单相加的结果，而是被视作一个有机的符号系统。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语言学在20世纪迅速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因此可以说，20世纪语言学的成就是在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20世纪的各种语言学理论和观点，不是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背离或挑战，而是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和深化。各种语言学理论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与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取代自古希腊以来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是根本不同的。就此而言，20世纪的各种语言学理论中，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观是划时代的的、也是最为深刻的语言学理论。然而，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提出已近百年，语言学必然在此基础上寻求新的突破。我们认为，此前对索绪尔理论的批判，没有抓住要害。当我们回溯并认真思考20世纪语言学的发展和索绪尔的光辉语言思想，我们发现，自索绪尔以来的现代语言学从未思考过这样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语言何以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当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现代语言学隐藏着的一个严重危机便暴露了出来：我们不能回答这个重大问题。由此，我们进一步发现，现代语言学的一般语言观与其语源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语言何以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一当我们这样发问，便立即陷入了困惑之中，因为迄今为止，所有的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理论观点都不能回答这一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语言学的严重危机，是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为什么语言会是“纯粹的价值系统”，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就不能真正确立，语言学就会回到“分类命名集”语言观。如果我们不愿意退回“分类命名集”语言观，我们就必须提出第三种观点并且证明它。如前所述，“价值系统语言观”是索绪尔提出的最为深刻而光辉的语言学思想，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回答语言何以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的问题，就成为21世纪语言学的重大使命。 二 《普通语言学教程》发表近百年来，我们从未提出过语言何以“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的问题，这本身就说明这是一个及其深刻的难以被反思的问题，因而，要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那么，我们掉头追问语言何以是“分类命名集”又如何？令人震惊的是：“分类命名集”语言观不仅源自古希腊哲学，而且古希腊哲学家以自己的方式，对语言何以是“分类命名集”事实上给出了明确的回答：因为词是一个个分别孤立地产生的。源自古希腊的词源观可以为“分类命名集语言观”奠基，因为语言既然源自一个个的词的孤立产生，那么它们汇集起来就是词的集合；反过来说，作为分类命名集的语言，是由各自独立的词汇聚起来的。不仅如此，同样源自古希腊的以词法为中心的传统语法观，不仅与分类命名集语言观一致，也与词源观互相吻合、互相说明、互相支撑，即：词源观（词的产生）→语言观（词的集合）→语法观（词的屈折）。这是相当自洽的语言理论体系! 可是，这个相当自洽的理论体系的底层还隐藏着一个没有回答问题，而这个问题才真正是“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基石。也就是词源观基础下面还应该有一块基石——语源观，这个基石性的问题是：什么是语言的原初样态？词是语言的初始样态吗？我们发现，古今哲学家和语言学家都从未提出，更遑论讨论、论证过这个一般语言观的基础下的隐蔽的基石性语源观。而批判这个基石性语源观成为批倒“分类命名集”语言观，并真正确立索绪尔的“语言价值系统观”的关键。 语言的来源问题成为禁区，差不多已有一个半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明令禁止研究语言的来源问题，是因为它不可观察、不可验证；而20世纪的现代语言学视它为禁区，则不仅因为它的不可观察和不可验证，更因为我们相信，共时语言系统的研究与语言的来源问题无关。但这其实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一般语言观和语言的来源问题不仅密切相关，而且一般的语言观正是建立在语源观的基础之上。 这里所说的“语源”是指的语言的源头。此“源头”（source）并不是说的语言的“起源”（origin），而是说的语言的初始样态，通俗地说，就是指的最初的语言究竟是怎样的。通常所说的“语言的起源”问题，其实至少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语言的源头，这是关于语言的初始样态的问题，即关于“何物”或“什么”（what）的问题；二是语言的起因，这是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初始样态的问题，即关于“为何”（why）的问题；三是语言的形成，这是关于这样的初始样态具体地究竟是通过怎样的方式、途径、过程而形成的问题，即关于“如何”（how）的问题。通常所谓“语言的起源”问题实际是将上述问题都包含在内的，它表述的其实是语言的产生问题；而本文所说的“语源”则仅指第一方面、亦即语言的初始样态。 这三个问题互相联系、不可分割；不仅如此，它们之间还具有一种“奠基”关系，即起因、形成方式的问题必须以源头问题为其前提，亦即：如果要讨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语言初始样态、这样的初始样态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而形成的问题，那么显而易见，首先就必须确认这个初始样态本身。然而我们发现，“分类命名集”语言观源自古希腊，而自古希腊始，虽然哲学家就高度关注语言的起源问题，但却从未有过关于语言的初始样态的讨论，即从古希腊开始，从未有人明确地提出语源观的问题，词是语言的初始样态这个作为“分类命名集”语言观基石的语源观问题，一直是一个未经讨论、更遑论证明的预设。 古希腊人很早就对语言的起源问题发生了兴趣。在语言的起源问题所包含的语言的初始样态（what）、起因（why）和形成方式的（how）三个方面中，他们关注的是语言的起因问题。德谟克利特最早提出了“感叹说”，认为语言产生于表示感叹的音节，即感叹词。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柏拉图2003：117）被认为是古希腊关于语言起源问题的著名文献，文中记叙苏格拉底与克拉底鲁和赫谟根尼之间的讨论：“名称”是“约定俗成”的（约定论），还是“自然”地“表示事物的性质”（本质论），名称是不是由模仿而来（模仿说）？讨论的方式，是通过对“名称”、即词的分析而追溯其词源。这就是说，古希腊人并没有讨论语言的初始形态问题，而是将语言的产生直接与词源联系起来，并直接进入词的起因（why：模仿说/感叹说）和词的产生方式（how：约定论/本质论）的讨论。[ii]他们没有讨论语言的源头问题，却理所当然地以词为起点讨论语言的起源问题，这意味着未经论证地事先预设了语言的初始样态，即古希腊人预设了如下的语源观：再没有比词更原始的语言样态，词就是语言的起始点。 “分类命名集”语言观与“词源”语源观的“自洽”带给我们的困惑消除了。“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确与“词源”语源观具有理论自洽性，但因为“词源”语源观仅仅是一个预设，根本未得任何论证，其“自洽性”是缺乏根基的，因而“分类命名集”语言观也就谈不上是圆满的理论。 三 我们坚信，索绪尔关于“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iii]的思想是正确的，但为什么却缺乏理据，而且自索绪尔以来，没有谁对此提出过疑问呢？从“分类命名集”语言观以“词源”语源观为基石这一点看来，索绪尔的价值系统语言观也应该以某种语源观为基石。也就是说，要回答语言何以“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这个问题，必须回溯到关于语言的初始样态这一基石性问题——语源观（what）上。当我们聚焦于符号价值系统观的语源观问题时，我们发现，我们既不能从索绪尔那里，也不能从20世纪所有语言学理论中寻找到符号价值系统观的语源观答案。翻开现代语言学史，我们看到的是，20世纪的语言学理论都坚信，进行共时的语言研究“根本不需要什么历史知识”（布龙菲尔德1980：21），更与语言的起源问题无关。这种看法意味着共时的语言研究可以没有语源观。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以为语言理论不仅可以悬置语源问题，而且可以没有语源观。可是，20世纪的所有语言学理论真的没有自己的语源观吗？当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时，发现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事实：20世纪的语言理论不仅有着自己的语源观，而且我们的语源观与源于古希腊的“词源”语源观预设分毫不差！ 当然，现代语言学不是以命题的方式，而是以预设的方式从语言学实践上体现出这种“词源”语源观的，包括我国和西方发表的语言学著作和文章、教材，无一不以这种预设为前提。先来看看一般语言学理论的情况： 20世纪的主流语言学，诸如形式主义阵营、功能主义阵营，无论他们之间有多么不同甚至对立，但都反对将语言视作分类命名集，认同“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这是20世纪语言学与传统语言学之间的分水岭。在此基础上，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都视语言的起源问题为禁区，也都不认为自己有着关于语言起源的任何观点。然而，当它们反对语言是一个个孤立的词的集合，将“分类命名集”语言观概括为“贴标签”时，殊不知“贴标签”就是对古希腊的“词源”语源观的比喻性表达。因为无论认为词是音义一一“贴”出来的也好，不是音义一一“贴”出来的也好，都首先设定了词是语言的最初形式，不过是在“词源”语源观基础上来批判词的音义结合的方式观（how）罢了。 我们的语言学教材常常把语言比作大厦，把词汇比作砖石，把词组比作由砖石构成的预制板，把语法比作大厦的骨架。将语言比作大厦，这就意味着“语言大厦”是由互相没有关系的一砖一石（词语）修建起来的。且不说这是典型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产物，这种看似不涉及语言起源的比喻，暗示着语言是由词语（砖石）一点一点搭建起来的，而这正是典型的“词源”源观。 反对讨论语言起源问题、自认为不持任何语源观的主流语言学理论流派是如此，关注语言起源问题的理论观点又怎么样呢？比较而言，进行历时研究的语言学家不回避语言的起源问题，但也没有人提出语源观的问题，一当涉及语言起源的问题，无一例外都将语源问题等同于词源问题，就像王力先生（1991）在《同源字典·序》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所说：“同源字的研究，其实就是语源的研究。”由于上古汉语以单音节为主，一字书写一词，所以将“同源字”与“语源”直接联系，就是将词源与语源直接联系。 近十多年来，美国有一本很受学者和一般读者欢迎的少见的涉及语言起源的书——《语言本能：探索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平克2004），它从生物遗传角度讨论语言问题，它所竭力主张和证明的很多观点可能支持者众多，反对者也同样多。例如作者认为人类语言没有什么了不起，“语言像蜘蛛结网一样是本能”，语言和人的器官的性质一样，“眼、手和无限的字汇这种特质”是“生命树状图”进化过程中某一“分枝上出现”并逐渐“变成了人的特质”的，等等（平克2004：366-367），这些观点就可能极有争议。尽管《语言本能》一书中的许多观点会引起争议，然而他视语言的初始形式为“字汇”（即“词汇”）[iv]这一点却是最不会引起争议的，因此，作者在论辩性很强的洋洋近500页的巨著中着墨最少，一笔带过。 王世元是我国的世界级著名语言学家，也是目前少有的有勇气研究语言起源问题的语言学家。他（王士元2006（2））近年通过计算机建模研究语言的起源，在“我们的祖先是如何从一个如其他猿类中发现的信号系统开始，并最终发展出类似我们今天的语言的”这一问题上，他认为“第一个重要的相变是符号化，即意识到一个任意的符号可以代表与之迥然不同的东西”。符号化即词的音和义的结合问题。为此，他领导的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工程实验室首先“做了一些建模工作来研究词汇的起源”。关于词汇的起源，他们实际是通过计算机模拟词汇系统的能指与所指怎样在任意性原则的基础上达到“约定俗成”的。然后，他们进一步“发展出更为复杂的模型”，以研究词汇“与语言中的句法组配相关”的问题。由于在词汇与语法组配的关系问题上的早期猜测是“句法是一个独立的相变，很晚才出现，且其出现在词汇系统达到最大化之后”，他们的研究就是想通过计算机建模弄清这一问题。结果“建模研究显示，词序的运用几乎跟词汇项目的首次常规化一样早”，从而得出结论“词汇和句法是共同演进的”。建模研究结论与此前的猜测似乎完全不同，但实际上，它们的差异仅仅在句法较之词汇是“很晚才出现”，还是“几乎”跟词汇“一样早”，也就是说，其实质仍然是先有词汇后有词序，因为“词序的运用”是要以词的存在为前提的。这一点，还可以从下面的研究看出：在上述建模研究之后，他们还探讨了语法的“两词阶段”的模式究竟是“施事一谓词和谓词一受事”这样的两个模式呢，还是“施事一谓词和受事一谓词”这样的两个模式？“两词阶段”术语本身即是“词先于语法”观念的明证。总之，他们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都是以“词是语言的原初样态”为研究起点的。 翻开古今中外各家各派的语言学论著，只要涉及语言起源的，哪一个不是以词为起点来讨论语言的起源的？至于在我们的语言学教材这个一般被公认为只能反映成熟的知识、回避存在争议的观点的领地中，当介绍语言起源问题时，又有哪一本教材不是在谈词的起源呢？ 虽然近代语言学以来，几乎没有语言学家明确地以命题方式提出或提到语言的初始形式是词，或者词就是语言的起始点，但却不是完全没有非常近似“词源”语源观的表述。例如：《旧约·创世纪》说：“于是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各种动物和飞鸟，把它们带到那人（亚当）面前，让他命名。不管亚当怎样称呼每一件有生之物，它就这样得名。”对这样一段话，著名学者许国璋（1991：11-12）在翻译后解释为：这就是说“语言源于命名，命名是任意的。”并随即评论说：“命名说未必能够全部解释语言的起源”，不过“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再次看到，如同古希腊哲学家对语言起源问题的争论，这里有所质疑的不是语源问题，即质疑的不是词（“命名”即以词符表示某种词义）是否是语言的原初样态问题，而是语言的起因问题。 看不到“词是语言的初始样态”这样的命题方式表述的“词源”语源观，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语源观，恰恰是因为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别的语源观。提出语言相对论的沃尔夫在《科学与语言学》一文中，引用了一句不曾引起注意、然而及其深刻的古老格言：“例外的存在证明了普遍规律的存在。”（沃尔夫2001：206）正如沃尔夫所说，这一古老的格言极富“智慧”，因为反过来理解就是：当没有例外时，“普遍规律”就已经成为背景而不能被意识到了。从来没有任何人对古希腊以来的“词源”语源观预设提出任何异议，由于没有这种“例外”的存在，“词是语言的初始样态”这一预设就成为语言学不能被意识到、更难以反思的背景了。 可是，问题还不在于现代语言学是否有着语源观，也不在于有着语源观而意识不到，问题在于这个“词源”语源观预设是“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基石，却是价值系统语言观的釜底薪。 为什么说“词源”语源观是价值系统语言观的釜底薪？因为按“词源”语源观，词就是语言的初始样态，而这样一来，语言的出现就必然是以一个个孤立的词的不断出现为特征，而这样分别孤立出现的一个个词，怎么可能构成有“连带关系的整体”（索绪尔1999：159）？怎么可能是“消极地由它们跟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关系确定的”“系统发出的价值”（索绪尔1999：163）？它们只能必然“是积极地由它们的内容”（索绪尔1999：163）所确定的、“从各项要素着手，把它们加在一起”构成的系统。（索绪尔1999：159）。亦即是，如果持词是语言的初始样态这样的“词源”语源观，就必然导致“分类命名集”语言观！ 应该说，索绪尔本人对此是有所意识，并且还专门从语言起源的角度，阐述了语言的任意性原则和纯粹价值系统的关系。按照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语言自产生起，无论它多么简单，也必定是一个价值系统。反过来说，语言产生之初，绝不会是先出现一个孤立的词，接着再出现另一个孤立的词，并由此不断增加汇集，这必然导致“分类命名集”语言观。那么，索绪尔是怎么看待语言符号价值系统与语言产生的关系的呢？索绪尔在“语言的价值”这一章，以一幅很少被提及然而十分重要的示意图（说明语言怎样从前语言状态进入语言状态），提出了一个长期被忽略的、然而及其重要的崭新观点。 索绪尔认为：第一，就所指而言，“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思想本身好像一团星云”，“模糊不清”，“飘浮不定”，“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第二，就能指而言，声音也不是如一个个“模型”，准备好“为思想提供所需要的能指”，语言出现之前，声音也只“是一种可塑的物质”。第三，就所指（词义）和能指（词符或语音）怎样产生并结合为符号的问题，索绪尔提出了这样的语言形成观（how）： 语言对思想所起的独特作用不是为表达观念而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使 它们的结合必然导致各单位间彼此划清界限。思想按本质来说是浑沌的，它在分解时不得不明确起来。（索绪尔1999：157-158） 索绪尔认为，是语言创造了自己的所指，概念才因此产生；是语言创造了自己的能指，也才有了一个个表示概念的词符。正因为是语言自己创造了自己的所指和能指，而语言创造的所指和能指是由“星云”般浑沌的前语言状态“彼此划清界限”而来，因而语言从一开始就是价值系统——系统规定着“各单位”，“各单位”也彼此规定。很清楚，索绪尔不仅是从语言产生的角度批判了分类命名集语言观，同时也正是从语言产生的角度阐述了语言符号之所以是“纯粹价值系统”的因由。遗憾的是，由于古希腊人预设了“词源”语源观而直接进入了语言起源的方式问题的讨论，索绪尔也就仅仅批判到了语言起源的方式问题，并直接建立了自己的语言起源方式观，而未能向前推进到对古希腊语言起源观的基石——初始词源观的批判。 由于索绪尔当时面临的任务首先是建立语言符号系统的基本理论框架，来不及对符号价值系统理论的理据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加上古希腊人预设的“词源”语源观埋藏极深，因而索绪尔未能意识到“词源”语源观预设是“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基石，是价值系统语言观的釜底薪。（肖娅曼2006、2009）索绪尔之后，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索绪尔的理论，都没有人提出过语言何以“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的问题。也正因此，索绪尔不愧是20世纪最为深刻的语言学家。 由于“词源”语源观是一个未被明确意识的预设，而它所导致的“分类命名集观”也是悄无声息、不被我们所察觉的。如前所述，20世纪的语言学在很多方面实际上都深受“分类命名集观”语言观的支配而不自知。应该说，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并未在20世纪真正确立，原因就在于它缺乏语源观的根基，之所以如此，就因为我们未能意识到语源观是语言观的根基。因此，21世纪的语言学首先面临的任务，是完成索绪尔没有完成的革命：彻底拔出“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根基——“词源”语源观，同时，下力气研究并提出能为价值系统语言观奠基的崭新的语源观。可以说，提出与暗中支配了我们几千年的完全不同的崭新的语源观，是21世纪语言学酝酿已久的大突破的一个突破口，因而具有重大的意义。批判“词源”语源观预设与研究、提出崭新的语源观二者必须并举并重。因为不破除“词源”语源观，就很难开启新的语源观的研究；而如果不能提出崭新的语源观，就不可能批到“词源”语源观。当然，一方面源自古希腊的“词源”语源观预设已历时2000多年，根深蒂固，要拔出它谈何容易；然而，另一方面，如果不下决心拔出这个“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根基，不仅20世纪的现代语言学，就是21世纪的当代语言学，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参考文献 [1]柏拉图[古希腊].克拉底鲁篇(中译本)[M].柏拉图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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