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北京，怀特黑德在2017文景艺文季活动现场。杨明摄
科尔森·怀特黑德生于纽约，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得过麦克阿瑟天才奖、古根海姆奖、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共写过六部小说、两部非虚构作品，包括《直觉主义者》《约翰·亨利日》《纽约巨像》《地下铁道》等。
王府井步行街的尽头，与灯市口大街交会的那个路口，交替闪烁的红绿灯旁，老槐树的荫庇下，怀特黑德点燃了他在北京的第一支烟。
这位新晋美国当红作家在京的行程太紧张。上午刚乘高铁从上海一路北上，下午一到酒店就被安排接受采访。难得中场闲暇，他只身到楼外，趁着一支烟的工夫，将眼前的街景好好一番打量。
横竖都是四车道的宽马路，周围一圈十层上下的小高楼。“为什么北京的街道这么宽？”第二天活动现场，在被问及对北京的印象时，怀特黑德半认真半玩笑地说出了自己的疑问，“完全还可以再挤下几座楼，而且好多楼都只有四五层高，应该再加个二十几层也不成问题。”台下一片笑声。
一直待在二环里的怀特黑德，显然对我们熟知的北京还是有些生疏。被工作塞得满满的行程，大概还容不得他去西边的老城区钻小胡同，到东边的CBD看大高楼。他到底还是一个地道的纽约人。不忘鳞次栉比的高楼连缀而成的天际线，才是纽约应有的样貌。
纽约人：“纽约是我的家，是我觉得安全的地方”
怀特黑德是个恋家的人，不怎么爱出门，也不喜欢人多的地方。他几乎一生都住在纽约。童年时经常搬家，所以纽约很多街区对他而言都有家的印记。“那些街道好像日历一样，告诉我们曾经是谁，将来又会成为谁。”
城市目睹了一切过往，包括所有孤独和彷徨，“我从没有机会去和一些老房子说再见。有些是我住过的，另外那些我以为它们一直会在那里。它们也从没找到机会和我说再见。我想它们是乐意这么做的，我不相信它们的冷漠。”
这是2003年出版的《纽约巨像》中，怀特黑德为城市里那些倏然逝去的建筑写下的独白。在那两年前，在布鲁克林的家中，他亲眼目睹世贸双子塔轰然倒下。这记重创无论对于他自己，还是对于纽约来说，都难以想象，且猝不及防。
纽约是他的家，是他心中最安全的地方，可那些曾经岿然屹立的大厦，却仍在顷刻之间毁灭崩塌。如何面对过去，又如何在未来继续？《纽约巨像》中，怀特黑德用一篇篇短文，记下他对这座城市细微真切的感受，写下那些未来得及说出口的告别，完成一场对自我的疗愈和纾解。
“当我们意识到纽约即便没有我们也会继续下去的那天，或许我们就变成真正的纽约人。”
怀特黑德已经习惯了纽约的一切，包括它的缺憾和不足。“即使生活在纽约这样大都市的人也可能视野非常局限，就好像生活在全球任何地方的人一样。”大都市的生活并不必然造就宽泛的视野，就好像光鲜的外表背后不一定对应着顺遂的人生。
纽约出生，曼哈顿长大，哈佛毕业，普林斯顿任教，写出人生第二部小说后就被约翰·厄普代克称赞为“天才作家”……这样的履历很难不让人把他视作人生赢家，但怀特黑德却丝毫不避讳公开袒露自己那些尴尬的过往：经历过中年危机，离过婚，第一份书稿就收到25封拒信，最后连经纪人也把他甩了。怀特黑德亲自带领我们打碎预先为他设定的“精英”肖像，“今天一天我听到了很多次人们用‘精英’这个词来描述我，实际上我听到了四次，这比我一生其他时间听到的都要多。”
因为觉得安全，才不需要伪装。纽约给足了怀特黑德安全感，才让他在其中肆意挥霍想象。
小说家：“小说是我的名片，是我回应世界的方式”
即便过去几年里，他也到纽约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但对他而言，教书不过是谋生的手段，写作才是最终的指向。他说自己做不到一边教书，一边写作。所以通常是一段时间的教课换来足够充裕的生活费，让他可以拥有更长专心写作的时间。
怀特黑德不是那种一气呵成的写作者。他对自己的要求并不高，一次写上一两页就好。“通常起身先写一页，打个盹儿；再写一页，再打个盹儿。”写着写着就困了的他，已经把打盹儿当成了日常嗜好，大白天的就要眯上四五觉。
这样的工作模式，让他只能把家当作办公室。12岁的女儿直到现在还很疑惑，老爸成天待在家里到底有没有工作，“她经常放学回家看到我房间灯是灭着的，我一个人躺在那里盯着天花板，她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工作呢。”
从小就怀有当作家的梦想，怀特黑德1991年从哈佛毕业后，就没再离开过写作这个圈。先是在著名老牌杂志《村声》当记者，写专栏；之后基本保持每两年一本的速度不断有作品问世，1999年处女座《直觉主义者》，2001年长篇《约翰·亨利日》，2003年散文集《纽约巨像》，再后来速度放缓了些，最新两本小说《第一区》（2011年）和《地下铁道》（2016年）前后相隔了整整5年。
碰上合适主题的非虚构作品，怀特黑德也会感兴趣，“我也是读诺曼·梅勒、汤姆·沃森这些人70年代的非虚构作品长大的”。只是他更愿意享受“无中生有”的满足感，“小说是我的名片，是我回应世界的方式”。
小说家的工作就是想象。将那些闪烁的灵感片段用巧妙的方式交织起来，天马行空，恣意昂扬。无聊单调的外部环境对怀特黑德来说并不是问题，他脑里自带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妙世界。他写作的很多灵感，都是打盹或做梦的时候突然产生的，经常半夜醒来，还能把突然冒出的想法记在纸上。
《地下铁道》最初也是源于一个打盹的工夫，那时他刚完成《约翰·亨利日》，正好也是一本关于美国铁路的小说。“如果‘地下铁道’是条真实的铁路会怎样？”怀特黑德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第一次听说“地下铁道”，就想当然地以为会有一个真实的铁路场景，隧道、铁轨、蒸汽机车，为了让自己儿时信以为真的想象在书中彻底实现，怀特黑德花了16年。
黑人视角：“占据叙事核心的总是那些白人”
历史小说《地下铁道》对怀特黑德而言，“小说”比“历史”重要。“我并不觉得我要处理美国历史或种族主义这么庞大的主题，我只是有了这个奇怪的想法，然后做了很多研究，之后人物、场景就自然进入了。”
查阅历史资料，阅读奴隶口述，为了有直观的感受，怀特黑德还去了趟路易斯安那州的种植园做实地考察。不过他实在没想到，旅游大巴上的导游会拿着话筒讲出如此“体贴”又令人瞠目结舌的话，“大家知道过去当奴隶主也是很辛苦的，也要做很多工作，要好好记账，还需要去监督工人们干活。”
一车渴望重温白人光辉岁月的老头老太，让怀特黑德猛然意识到，时间并没有带领人们向前。直到今天，同一段历史，在不同的叙事中，仍能呈现如此截然的分裂。
这种分裂不仅存在于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在黑奴和白人废奴主义者之间也有显现。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在《自由之路：“地下铁路”秘史》中也提到，“内战刚一结束，废奴主义者就发表了一批回忆录，旨在为废奴派的成就树碑立传……这些回忆录中虽然也夹杂了不少关于黑奴们力争自由的故事，但占据叙事核心的总是那些废奴派白人。”
一直以来都是“白人的声音才是声音”，才导致今日的美国仍会大声喊出“黑人的命也是命”。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采访时，怀特黑德提到他在高中时的一段经历，“有一次我在一家杂货店，一个警察过来跟我说，‘把手放到后面’。我就被带到外面的警车上，是一个白人女人在几个街区外被抢了，我是那附近警察能找到的唯一一个黑人男孩。她指认不是我，然后他们就放我走了。”
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纽约。“当时有很多案件，都是年轻黑人男子因为在布鲁克林陌生街区误闯或是游荡，就被打或者被杀。我爸爸一直告诉我，只要我离开家，我就成为目标。”那次被铐住问话，让怀特黑德第一次对这种分别和恐惧有了切身的感受，也终于理解为什么每次当他离开家，他的爸爸都会害怕。
怀特黑德似乎一直刻意避免为科拉的故事做小说创作之外的解读。“我不在那些人物里，科拉和我也没有共通之处。只是那些东西一直在折磨着我，比如，塔斯基吉梅毒实验，还有优生学。”对有色人种广泛进行的医学实验，优生学和科学种族主义的传说，一直困扰着他的内心。作为一个写作者，“一定要问问自己你在当下内心真正想写的是什么，以及写什么样的主题可以真正地填补你内心的某种缺失。”怀特黑德不仅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他还是不想过多地把自己的生活和笔下的人物做联结，“一个是我的书，一个是我的生活，它们是两码事”。他在乎的不过是尽可能给他创造的人物一个好的归宿，像他最后对科拉做到的那样，“我觉得我做到了，我把她带到了她可以到达的地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