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的作品《克里斯蒂娜的世界》。本版配图均为资料图片
《契佛书信集》
《沃普肖家族纪事》契佛为数不多的长篇小说之一
在美国，对于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而言，横梗在个人及人生本来面目之间的外部因素几乎都被铲除，个人就必须直面残酷的人生真相，如西西弗斯日复一日推巨石至山顶，目睹巨石滑落，而后永无休止地重复这一苦役，没有任何幻境来掩盖这一路的荒芜。
这就是约翰·契佛的小说世界，他决绝地击破了各种美化人生真相的泡沫。这位美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小说家笔调漫溢幽默讽刺，充满戏剧性的狂想，又极富象征色彩。他笔下尽是畸人，这些人物的“丑陋”和“滑稽”似乎就是人性的浓缩。他的小说里有神秘莫测的光和雨，面对作家创造的这个世界，与其去寻找固定的寓意，不如感叹：他将那些可悲可叹可笑的事，转化成多么美的艺术。
一一编者
约翰·契佛，这位美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小说家身上被贴满形形色色的标签：“美国郊外的契诃夫”，酗酒，厌女……他在1970年代由 《外国文艺》杂志译介到中国时，被定义成“美国中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人物”，这个看起来四平八稳的称谓实则遮蔽契佛作品中呈现的独特美学。
如我们带着“文学作品触及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或群体时，就是对某类社会问题的揭示”的僵化观念，进入这一刻画美国中产阶级生活风貌的小说，不免轻易地得到如下结论：这些生活中什么都不缺的人在无事生非；他们的无聊并不值得同情———看看还有多少人挣扎在底层，辛苦恣睢只为养家糊口；他们的痛苦带有无病呻吟的意味，这些人就像温水里的青蛙，已不具备打破华丽生活枷锁的勇气。
这种“成见”背后暗含着文学观念的差异。在某些地方，社会因素可以成为生活失败的归因，个人可以将自己在幽暗命运中踽踽独行的痛苦归结于命运的不公；而在另一些地方，比如美国，对于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而言，横梗在个人及人生本来面目之间的外部因素几乎都被铲除，个人就必须直面残酷的人生真相，如西西弗斯日复一日推巨石至山顶，目睹巨石滑落，而后永无休止地重复这一苦役，没有任何幻境来掩盖这一路的荒芜。
这就是契佛的小说世界，他决绝地击破了各种美化人生真相的泡沫———
他在 《苏顿区的故事》 里这样写爱情：芮妮某天接到沃顿太太的留言，先是想了很久才想起自己确实有过姓沃顿的情人，回电后知晓情人已死，在葬礼上她泣不成声，“但不是因为与眼前这个男人共度的柔情往昔，而是因为这么多年来她从没想起过这个男人，而如今只有对回忆搜肠刮肚时她才能记起他有时会把早餐端到床边来给她享用，他还会自己给自己缝衬衫上的纽扣。”
他在《乡下丈夫》里描写的婚姻和家庭，能让海明威激动得半夜叫醒妻子，只为朗读其中的选段给她听。小说里，弗兰西斯·维德乘坐的班机差点失事，他想在饭桌上把这事告诉孩子听，不料年纪小的孩子只顾打闹，步入青春期的大女儿只顾看时尚杂志，妻子忙着张罗晚饭，当他抱怨妻子“能不能让孩子早些吃饭”时，琐屑而平静的家庭氛围被打破，妻子长久压抑的委屈和失落化作愤怒宣泄而出。每个人都活在各自的世界里，即便坐在一张饭桌前，即便每个人都叫嚷着“我的苦衷应当被理解”，却无人倾听。
对昔日美好的“怀旧”，真相不过是粉饰不如意的现状。现代都市和乡村小镇在美国作为世俗文化和清教徒传统的象征，长久以来分庭抗礼。在阿瑟·米勒和田纳西·威廉斯的剧作中，那些艰难维系家庭运转的母亲将眼前的困境归结为全家搬离了过去居住的小镇，她们甚至认定只要搬回到原先的小镇，就可以回到和乐融融的往昔，当然最终都事与愿违。契佛更残忍，在他笔下，家庭的重聚是葬礼的序曲。《哈特雷一家》中，一对夫妇以为带女儿重游八年前的滑雪胜地就可以疗愈婚姻的创伤，结果他们迎来的是一场惨烈的意外，女儿死在雪橇轮下。
《再见，我的弟弟》 是契佛最著名的作品。小说里，多年离散的大家族重聚于海滩边的老宅，家人的矛盾、抵牾终于酿成兄弟相残的悲剧。不同于米勒或威廉斯，在契佛笔下，所谓“昔日”本就满目疮痍。《再见，我的弟弟》 伊始，契佛就暗示那个所谓亲密的家庭根本就不存在，父亲多年前溺亡，自视甚高的弟弟劳伦斯素来遭人讨厌，他直接尖刻，不容任何息事宁人的假象存在，他说这座老宅不久后就要沉入大海，说家里的老厨娘被母亲剥削，暗讽家庭中其他成员愚蠢懒惰。如同鲁迅在 《立论》 里写的，好听的话多数不会成真，但那唯一说出真相的人必遭白眼。到了契佛的小说里，世间之人依靠自己给自己编织希望和幻象苟活，为了减少与冰冷真相照面的可能。
契佛远非写实派，他的笔调漫溢幽默讽刺，充满戏剧性的狂想，又极富象征色彩。他笔下尽是畸人，其中酗酒者又占多数，可怕的是这些人物的“丑陋”和“滑稽”似乎就是人性的浓缩。《哈特雷一家》 里，哈特雷夫妇逢人便说他们8年前的二月来此小住，说他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而旅馆的老板娘开口说的全是儿子：“我儿子在哈佛念大四的时候买了一辆摩托雪橇，他当时连驾照都没考，连夜从剑桥开回这里。”这对房主和房客之间的亲近关系就建立于这般“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的对话之上。《五点四十八分的慢车》 里，被解雇的秘书持枪跟踪昔日老板，为的是要他当着自己的面阅读她写的情书，情书开头的称谓令人震惊———她称呼这个跟自己毫无瓜葛的人为“亲爱的丈夫”。这些人物身上被放大的“怪异”让人生出恐怖的质询：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滑稽”造就了他们后来可悲的处境，还是无人能幸免的幽暗和孤独的命运将他们锻造成这般模样？
有评论认为“契佛的小说虽然经常对当代美国的道德和价值观提出严峻的批判，但是最终更多地还是宣扬生活给人们提供了多姿多彩的可能性和幸福。”但我丝毫不认为契佛试图为他笔下的人物指点出路，善良并不能成为他们挣脱人性弱点的救命稻草。以 《啊，美梦破碎的城市》 为例，埃瓦茨见识了纽约人的机关算尽，思念乡下那个虔诚善良的菲奈利妈妈，没想到他们重逢的那一刻，现实碾碎了他的信仰———菲奈利妈妈来纽约的原因是有人给她一大笔钱，要她与埃瓦茨对簿公堂，在这个小镇老妇的身上，有善良淳朴的天性，也有不可救药的无知和愚蠢。
契佛接受 《巴黎访谈》 时说过，小说的意义不在于道德的教育，而在于美学的启迪。他的小说里有神秘莫测的光和雨，有对 《圣经》 及古希腊神话的借用，面对作家创造的这个世界，与其去寻找固定的寓意，不如感叹：他将那些可悲、可叹、可笑的事，转化成多么美的艺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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