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界“检阅”现代女作家(2)
http://www.newdu.com 2024/08/28 10:08:48 中华读书报 吴晓东 参加讨论
毅真在文章《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中则集中讨论了五位作家:“我要谈的几位女作家,乃是经过一番审慎的选择的。我选择的标准,乃以时代为重,摘其能代表时代,而其作品又能为侪辈中之佼佼者,共得五人。此五人即冰心女士,绿漪女士,凌淑华女士,沅君女士和丁玲女士。”作者围绕“爱”的主题以及女作家对“爱”的表现方式,把五位作家分为三派:第一期,以冰心、苏雪林为代表的“闺秀派的作家”;第二期,以凌叔华为代表的“新闺秀派”;第三期是以冯沅君和丁玲为代表的“新女性派作家”。这种分类方式稍嫌简约了一些,而以“爱”为线索也忽略了女作家的丰富性。倒是贺玉波的著作《中国现代女作家》对十位女作家的讨论,视野较为开阔。如第五章《自然的女儿绿漪女士》,对苏雪林的评论从以下诸种角度展开:“绿漪女士的作品与工笔的草虫画”、“自然景物的描写”、“对于珍禽异兽以及草虫蝶蜂的爱好”、“美丽的文字和纤细的描写”、“不懂结构”、“绿漪女士的性格和言论”、“对于大自然的爱好”、“个人主义”、“自然的女儿的解释”、“宗教的信仰”、“绿天和棘心”、“狭义的国家主义”、“对于绿漪女士的希望”……评论的角度既多重又不乏具体针对性。比较难能可贵的是贺玉波对各个女作家创作中的缺陷的洞察,如认为绿漪“不懂结构”,称陈学昭思想贫乏和“不懂技巧”,冯沅君则叙述死板、“没有结构”,都不乏真知灼见。而从事一种“公平的批评工作”的确是贺玉波的自觉追求,正像他在本书的序言中所说:“在这本书里面找不出存心捧腿或毁骂的地方,完全以作品的思想与技巧为批评根据。”或许正因如此,1934年3月4卷5期《现代》杂志上关于贺玉波著《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广告词称:“本书是本极有系统的研究著作,所研究的当代女作家,有十余位,都是可注意的第一流作家。各篇都能独立,对个人的生活思想作品,以及生平,均有极精密的研究,而且观点与思想极为准确纯正。”不过“极为准确纯正”的措辞则显然有些过誉,贺玉波这本专著的问题是对女作家显得过于苛刻,有时难免成为“酷评”。如对凌叔华的总结: 作者因为是个大学教授的夫人,生活环境舒适,所以装满一脑子的享乐主义的思想。所以她的作品里充满着物质赞美和幸福歌颂的气味。甚至于有些作品简直谈不到什么思想。 作者的创作态度不严肃郑重。因为她是个有闲阶级的夫人,便养成了无聊、轻薄、滑稽、开玩笑的恶习。而这种恶习便很充分的表现在她的作品里,使人读到那种作品时,发生一种轻视厌恶的心理。 这种批评多少有轻侮人格之嫌,倒显出批评家自己的态度“不严肃郑重”,实在有违“公平的批评工作”之初衷。 这样的评论显然难以给女作家们创造一个良性互动的批评环境,有时激起女作家的不满和反弹也是很自然的。沈从文在《记丁玲》中所反映的丁玲对批评界的意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如钱杏邨诸人,就莫不陷入那个错误中,既不明白那些作品中人物型范所自来,又不理解作者在何种时代何种环境里产生她的作品,所知道的实际只那么少,所说的却又必然的那么多,这种印象地得出若干论点,机械地说出若干意见,批评的意义,除了在那里侮辱作者以外,可以说毫无是处。关于她的任何批评,登在什么刊物上,为她所见到时,总常常皱了双眉轻轻地说: “活在中国许多事情皆算犯罪,但从无人以为关于这种胡说八道的批评文章是罪过。故第一个作了,还有第二个照抄来重作。没有可作了,还在小报上去造谣言增加材料。中国人好讲道德,一个女人不穿袜子在街上走走,就有人在旁批评:‘真不要脸!’为什么有些人把别人文章读过一篇,就乱来猜一阵作者为人如何,对于社会革命如何,对于妇女职业观如何,胡扯那么一大套,自己既不害羞,旁人也不批评一句‘真不要脸’?” 这个人在各方面皆见得十分厚道,对于文学批评者却一提及时总得皱眉。那原因不是批评者对于她作品的指摘,却常在批评者对于她作品荒谬的解释。一切溢美之辞皆不脱俗气的瞎凑,带着从事商业竞卖广告意义的宣传,她明白这点,加上她还留下了某一次被商人利用而增高其地位的不快印象,故在写作上她日益出名,也日益感到寂寞。1930年左右,她有一次被一群青年大学生请去某大学演讲时,到了那里第一句话就说: “各位欢喜读我的文章,找我来谈谈,可不要因为我怎么样出名,因为我文章得到如何好评而起。请莫相信那些曲解作品侮辱作者的批评文章。我的文章只是为宽泛的人类而写的,并不为寄食于小资本家的刻薄商人方面的什么批评家写的。” 如果说丁玲的激愤的措辞针对的是无良批评家,而凌叔华即使对朋友善意的溢美之词也不买账。1927年《花之寺》问世,《新月》在第1卷第1号广告栏中刊出了徐志摩给《花之寺》的序文:“写小说不难,难在作者有人生,能运用他的智慧化出一个态度来。从这个态度我们照见人生的真际,也从这个态度我们认识作者的性情。这态度许是嘲讽,许是悲悯,许是苦涩,许是柔和,那都不碍,只要它能给我们一个不可错误的印象它就成品,它就有格;这样的小说就分着哲学的尊严,艺术的奥妙。”“《花之寺》是一部成品有格的小说,不是虚伪情感的泛滥,也不是草率尝试的作品它有权利要求我们悉心的体会……”“作者是有幽默的,是恬静最耐寻味的幽默,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紫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芳……”这段文字充满了志摩式的华丽,欣赏和称赞溢于言表。但不知何故,这篇序文在《花之寺》正式出版之际没有收入书中。而《花之寺》问世后,批评界一致把凌叔华与曼斯菲尔德相比。如沈从文道:“叔华女士,有些人说,从最近几篇作品中,看出她有与曼殊斐尔相似的地方,富于女性的笔致,细腻而干净,但又无普通女人那类以青年的爱为中心的那种习气。”苏雪林在《凌叔华的〈花之寺〉与〈女人〉》一文中也称:“如仿人家称鲁迅为‘中国高尔基’,徐志摩为‘中国雪莱’之例,我们不妨称凌叔华为‘中国的曼殊斐尔’。”而最早把凌叔华比作曼斯菲尔德的恐怕是徐志摩。晚年的凌叔华在一次答记者问中回顾说:“记得《写信》刚发表当天,徐志摩一早来恭贺我,赞我是中国的曼殊菲尔,我当时心里极不服气,就愤愤地说:‘你白说我了,我根本就不认识她!’”(郑丽园:《如梦如歌――英伦八访文坛耆宿凌叔华》,1987年5月6日、7日台湾《联合报》)这里或许有女作家意气用事的成分,但在彰显了女作家的自尊的同时,也昭示了批评界尽管不乏蜂拥而上的批评,但真正缺乏的是给女作家们以切中肯綮的教益者。或许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这种天敌的关系,在女作家这里体现得更为鲜明,因为与男性作家相比,她们所面临的文坛大环境或许更为恶劣,女作家本能地产生自我防护甚至戒备之心,也是大可以理解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