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语言研究的几个问题与潘文国教授商榷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07 语思 贺文照 参加讨论
就语言研究的几个问题与潘文国教授商榷
贺文照 笔者有幸拜读了潘文国教授的文章《汉语研究：世纪之交的思考》（2000,1）。同时又在2000年12月于中南大学铁道校区聆听了潘教授以同一题目所作的学术报告。潘教授语惊四座，他对二十世纪汉语及语言学研究进行了回顾，从马建忠到王力，吕叔湘，到乔姆斯基，普世语法到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到汉语语法以及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法等。尤其是潘教授总结汉语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和失误让笔者感到耳目一新，受益非浅。 然而，坦率地说，在笔者拜读潘教授的大作的时候，对潘教授的某些观点有不同看法，现提出来，向潘教授及其他语言研究前辈请教。
语言研究的用处何在？
潘文国教授在他的大作中，反复强调语言研究的实用价值，并且以此作为判断语言研究得失的标准。一）谈到《马氏文通》，潘教授除了指出其在“语言观和语言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彻底更新”（潘文国：2000,2）成绩外，还指出了其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对于提高民族自信心、提高汉语乃至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是有重要意义的”（潘文国：2000, 7）。二）在谈到历史比较语言学进行世界语言谱系划分的意义时，这种研究只是“很吸引人，但是实用意义不很大。”（潘文国：2000,10）因为它“既不能帮助说法语的人学英语，也不能帮助说英语的人学德语”。按照历史比较语言学“将印度的梵文拖入印欧语系，并不能增加印度人对欧洲的认同感，也不能免除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潘文国：2000, 10）三）在评价汉语研究以语法为中心的失误时，潘教授奉为标准的仍然是语法研究能不能对本国人或外国人学习汉语有用（2000，12）。例子无需举得太多。归纳潘教授该文中判断汉语（或者语言）研究得失的标准，不外乎，能否提高一个民族或其语言的地位，或者能否帮助本国人或外国人学习一门语言。 笔者不禁要问，语言研究除了以上用处之外，难道就没有别的用处了？语言研究，尤其是一些基础性研究，在近期难以看到效益的领域，是否要限制或者禁止研究者涉足？对于中国人学习自己的母语，即便是不知道“词”，“词性”，“词组”，“句子成分”等概念，也无大妨。有比较理想的语言环境，外国人学习汉语，也可以不涉及汉语语法。但是，当教师要指出一个学生造句所犯的错误时，语法却可以成为比较“有用”的辅助手段。比如我们如果要说明“*很白菜贵”是一个错误的句子，我们可以从“很”、“白菜”、“贵”这三个“词”开始讲起，说“很”是副词，“白菜+贵”构成“主谓”结构，而主谓结构不受程度副词修饰，所以这个句子是错误的。如果没有“词”这个概念，我们就要从“很”、“白”、“菜”、“贵”四个“字”开始讲起，这样讲会比较罗嗦（詹卫东）。要全面地预见语法研究的广泛运用非笔者所能。笔者这里只能举一些例子说明语法研究并非像潘教授所说的那样，完全没有什么用处。我们对一个句子（或任意的语法形式）进行分析，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确定主语、宾语干什么呢？对人学习语言（母语或外语）来讲，无非是为了用来说明学生造出的一个句子是对还是错，或者当一个句子太长、太复杂的时候，借助主宾语这些概念，可以帮助理解这个句子。什么是“字”？什么是“词”？什么是“词组”？什么是“句子”，什么是“小句”？等等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更抽象的问题，语法研究中的单位是什么？干什么用？对于学习汉语的人来说，弄不清楚这些问题，对语言学习并无什么影响，而对于计算机的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对这些问题的明确答案要求迫切得多。据笔者了解，在自然语言的处理研究领域，为了提高机器翻译的准确率，有必要建立人工知识库，让机器区别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定义并且标注出各个概念的属性，以便于机器进行检索识别。这个过程中就要用到“词”，“施事”，“受事”等语法概念（董振东 董强）。 笔者这里无法列举语言学研究的所有用处，因为过去看来没有用的理论，今天派上了用场，而今天我们没有用上的理论，很难说明天一定没有用。作为人类总不能什么都等到需要的时候才去研究。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来，是否所有的研究都要以实用的标准来衡量它的价值？在我国科技史上，我们的祖先就比较缺乏科学理论研究的传统，相比较而言，更注重具有实用价值的技术。因此，有人认为，中国近代在科技方面的落后有其他的原因，而与传统中缺乏长远的科学理论研究的传统不无关系（曾近义等 ）。对已经过去的事加以评论比较容易，而要准确预料未来则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像语言研究这样的基础性研究，我们不能拿过去或今天它有用还是没有用的标准来判断它的价值，进而抑制其研究活动。因为，语言研究也许功不在当代，但很可能对后代有利。
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的概念及其理论研究的动机
潘教授文章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对乔姆斯基的语言观和语言理论研究进行了批评。笔者拜读过潘教授的大作，又面对面地聆听了潘教授的报告。其言辞之激烈，用“抨击”二字不为过。这到不是引起笔者注意的地方。问题而在于潘教授对乔氏理论最基本部分的误解以及由此进行的不当批评和对乔氏研究动机的胡乱猜测。 欧洲历史上的确有过以拉丁语为基础的普世语法传统，西方其他各语种传统语法就基本上是以拉丁语语法为蓝本，削足适履而成的。乔氏虽然也主张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但与历史上的普世语法有着不同的含义。普遍语法基本内容是这样的：人脑按人类遗传规定生下来就呈现出一种狗脑不会呈现出的生物-生理状态， 称作“初始态”（initial state），这种初始态的形式属性称作“普遍语法”或“语言获得机制”(LAD)（宁春岩）。可见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是从生物学的角度去阐述的。借用布龙菲尔德的观点，潘教授自己将普遍语法理解为，在总结几乎所有语言的语法规则后，归纳出来的结果（潘文国：2000）。对这两个不同概念的混淆，造成了潘教授对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带有偏见性的错误评论。在此错误理解的基础上，潘教授将美国政治，推广其价值观等方面霸权做法毫无根据地联系到乔氏的研究上去。 为了批判乔氏理论的不合理，潘教授提出两个问题，乔姆斯基为什么要在第二次大战以后提出普遍语法的观点？他为什么要用演绎法而不用归纳法？潘教授认为，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采用分布法是为了解决培养战事翻译的问题；而当美国成为全球霸主后，为推广英语，又提出普世语法，将英语中推出的规则强加于其他语言。问题似乎很深刻，引人深思，联系也似乎很符合潮流。如果潘教授能给于充足的证据，并且进行严密的证明，也不是不可以。可惜潘教授的回答渗透着非常明显的偏见，说法缺乏论证，联系颇为牵强附会，难以让人信服。这种不严谨的做法，对于严肃的学术论文和学术报告是不恰当的。 为此，笔者认为，要评论别人的理论观点，最好先弄董别人所使用的概念的真正含义。此外，评论者对自己提出的观点应该给予充分的证据并进行严密的论证。学术论文和学术报告毕竟不同于平时的闲聊。
中国语言学研究是科学因素不足，还是科学主义已经泛滥？
对这个问题的判断肯怕不能光凭大概印象。要比较准确地做出定性结论，必须有一定的数据加以说明，才能令人信服。可惜的是，潘教授在他的大作中，仅仅凭一些只言片语就得出汉语研究中科学主义迷信失误的结论，未免过于草率。 潘教授认为科学主义的表现有如下三种：对科学体系的迷信；对所谓科学方法的迷信；对所谓的“科学规律”和“科学理论”的迷信。这就是潘教授要反对的科学主义。 其实，科学主义并不是什么新东西。科学主义和科学一样，都是舶来品。事实上，这个词的英文（scientism）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已出现。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Dilthey）在十九世纪末主张人文学的研究方法与科学方法不同，人文学应该“主观”，与科学的“客观”相对，并批评那种试图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学（指法律、艺术、历史和宗教）研究的思想为科学主义，科学主义一词，从此就叫了开去。 “科学主义”一语经常被当作贬称来用。批评者拿它当攻击的棍子，指责对手主张只有科学观点才是唯一有意义的观点。这样的主张本身就构成了悖论：它显然不是科学观点，所以要么不成立，要么没有意义。但是，反对“科学主义”的批评者涉及的领域，往往并不在科学之外，却正好在公认的科学之内，只不过批评者一厢情愿想把这些领域从科学中分割出去而已。在美国攻击“科学主义”的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原教旨基督徒，坚信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都由上帝创造，因此把进化论骂做科学主义，把进化论者骂做科学主义者，比如已故天文学家和科普作家卡尔・萨根（CarlSagan）就被就被神创论者称为“科学主义的先知”。另一种人，则是宣扬特异现象的伪科学者，在别人向其要科学证据时，就以“反对科学主义”为遁词。至于国内某些人动辄说人是科学主义，则可能还属于第三种情形， 即对科学了解甚少甚至极度无知，由无知而产生恐惧，因此一见有人大谈科学，就给扣顶科学主义的帽子（方舟子）。 科学方法是人类已知的发现客观真理的最可靠的方法。只要是为了探讨客观真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可以使用，不应该有禁区。像我们这样既缺乏科学传统，科学技术水平又不是很发达的国家，更有必要推广科学的方法，尤其在学术研究领域。 让我们回到小标题中的问题上来，中国语言学研究是科学因素不足，还是科学主义已经泛滥？阅读潘教授的文章除了危言耸听的语言外，我们找不到可以信赖的证据。这肯怕是潘教授主张用“评点式”方法带来的必然结果。 桂诗春和宁春岩两位教授曾经对国内主要的四本外语研究期刊作了三年755篇文章作过统计。他们调查了三个方面，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类型，数据类型。结果表明，我国外语工作者对语言学的各个领域都有兴趣，但是却没有足够的方法支持他们的研究，54%的人使用的是简单的思辨性的方法。两位教授认为，扩大调查范围，其结果也会是相同的（桂诗春、宁春岩）。应该说桂诗春和宁春岩两位教授的结论是可信的，基本反应了我国语言学研究领域的实际状况。 当然，像潘教授说的那种个别现象很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实际情况是，中国语言学界需要大力推广科学精神，而不是反对所谓的科学主义。 参考书目 桂诗春、宁春岩.序言. 语言学方法论[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方舟子.也说“科学主义”. 光明网, 2000-07-26 宁春岩. 简述美国当代理论语言学的特征及研究方法[J]. 国外语言学, 1996, 1, 7-18. 曾近义等. 中西科学技术思想比较[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詹卫东. 汉语语法研究的思考. (1999年7/5) 来自于互联网，具体网址已经丢失。 潘文国. 汉语研究：世纪之交的思考[J]. 语言研究，2000, 1. 董振东 董强. http://ww.keenage.com/zhiwang/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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