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读者大都熟知韩剧，其实，韩国女性作家在世界文坛上也是一道迷人的风景。最近，《纽约时报》2016年度虚构类十大好书出炉，韩国女作家韩江的长篇小说《素食者》赫然在列。这部小说此前还在2016年曼布克国际文学奖的争夺中，击败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的《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以及卡夫卡奖得主、中国作家阎连科的《四书》等劲敌而一举折桂。——岂止是韩江！联想到新世纪以来，韩国各大文学奖项大部分被女作家收入囊中，更能看出韩国女作家实力之强。可以说，在多元的文化格局中，韩国女作家以其独特的女性书写、特有的细腻和柔情，为动荡岁月中的读者带来精神慰藉，也呼应了愈来愈热的女性写作世界潮流。
“寻找母亲”余波和母亲形象反省
自20世纪90年代登上文坛以来，申京淑始终都是韩国文学当仁不让的领头羊（尽管发生了令人遗憾的“剽窃”事件）。她以深沉的情感和委婉低徊的个人史叙事赢得了读者长久的热爱。其2008年出版的长篇力作《寻找母亲》（又译《妈妈，你在哪里？》）被誉为“母爱圣经”，仅在韩国本土便畅销300万册，并在2011年力挫群雄，斩获第五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
《寻找母亲》可以说是申京淑抛向韩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深水炸弹”，余波至今不散。这是因为，小说中的母亲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母亲。作家的深意在于：通过生命中的深情回望，重新寻找和发现母亲，并且在被社会生活填满的心灵深处重新留出母亲的位置。
当读者沉浸于亲情感动的时候，韩国文学界也在深入讨论韩国母亲（K-Moms）的传统由来和具体特征，并对当代韩国母亲形象的嬗变作出诊断。评论家郑弘树认为，“《寻找母亲》是对那些经历了韩国近现代史的苦难、不得不将自身存在埋藏于岁月之中的无数母亲表示迟到却深切的哀悼”。评论家表晶勋则解读说，韩国母亲的这种形象，与韩国现代史基本上是苦难史这一历史原因不可分割。韩国1910年被日本吞并，二战后光复虽取得独立，然后又爆发朝鲜战争，南北分裂。战后社会现实变化剧烈，生存状态严峻，韩国母亲只能继续以坚定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守护家人儿女。然而，韩国母亲们的这种极致的“利家主义”也不可避免地凸显出其负面效应。例如，徘徊于“爱与偏执”之间的母亲们以爱的名义强迫孩子拼命学习，结果导致越来越多的丧失了独立性和责任感的“裙脚仔”；由于母亲们统筹家庭经济和教育大业，致使“父亲”在很多家庭地位一落千丈，就像年轻女作家黄贞殷小说写的那样，有一天“父亲”突然变成了帽子，被弃置于房间的角落而无人理睬，等等。这些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千云宁的短篇小说集《妈妈也知道》（2013）和金息的长篇小说《女人和进化的敌人》（2013）正是两部反省母亲形象的作品。
《妈妈也知道》共收录7个短篇，大部分描绘的是看似自然却又不正常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其中《睁眼闭眼》和《我的残酷而悲伤的孩子们》两个短篇相互独立，内容上又相互关联。14岁和7岁的姐妹成长于无人看管的环境，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某个公寓区发生了惊人的杀人事件，谁也没有料到，犯罪嫌疑人竟然是这两个小女孩！妈妈在接受调查时哭诉说：“这不是我自己要生的孩子，是她们自己出来的……”负责办案的刑警心里冒出奇妙的快感和共鸣，原来他也是不愿生孩子的男人。显而易见，时代发展到今天，要求这样的女性成为具有奉献精神的母亲角色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种“被迫的母亲”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韩国母亲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
金息的长篇小说《女人和进化的敌人》则勇敢揭露了隐藏于“牺牲的母亲”形象之后的残忍暴力，同时反思了要求母亲必须做出牺牲的集体无意识。新一代人梦想着“比母亲那代人更好的生活”，而母亲便成了他们成功路上的牺牲品。小说中的儿媳正是如此，为了实现“只想让我的孩子住进好公寓”的信念，儿媳决心和婆婆同住却像使唤佣人似地使唤婆婆，为了成为“我儿子”的“优秀妈妈”，她自认为理所当然地牺牲“另一个妈妈”。当女作家用这样的视角来刻画母亲形象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其真实性和客观性，同时也必须做好心理准备，以迎接另类的母亲。
女作家笔下的“都市生态学”
“80后”女作家金爱烂因两部短篇小说集《爸爸，快跑》（2005）和《口水打转》（2007）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不仅横扫各大文学奖项，甚至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的热烈赞美。
金爱烂作品的主人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经常思考我是谁的人”，一类是“经常思考你是谁的人”。如果说前者的思考是对自我本质的追问，那么后者的思考就是对于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追问。迄今为止，金爱烂的短篇小说大都往返于这两种思考之间，前者可以看作某种“家庭罗曼史”，如《爸爸，快跑》《她有失眠的理由》《爱的问候》等，后者可以看作是“都市生态学”，如《我去便利店》《β星越过子午线的时候》《圣诞特辑》等。作为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韩国称之为“IMF事态”）、亲身见证了父权沦落的新生代，金爱烂将父亲刻画为遗弃子女的无责任感的人和乞食于女儿的无能力的人。金爱烂的叙事主人公并不是浪漫主义者，而是更接近于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另外，作家的优点同样发挥于“都市生态学”类型的小说，她动员了细微的观察、新鲜的感觉和丰富的细节，出色地描写了周围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命状态。
在金爱烂长篇小说《我的忐忑人生》（2011）中，一位叫阿美的男孩不幸患上了早衰症，刚满17岁却有着80岁的衰老的脸庞，浑身无力，不能出门，只能沉浸在书海里消磨时光。在逐渐走向死亡的过程中，阿美不断复原自己的生命记忆，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出生和成长，亲眼见证了父亲和母亲，也包括自己在内的家庭面对命运摧折之际的无奈和悲凉。书中，阿美想象自己在运动场上踢足球、打棒球，且队友都是莎士比亚、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大文豪、大哲学家，这充分显示出金爱烂的想象力和叙事才华，也使得这个令人唏嘘不已的悲剧故事显得温暖而从容，主人公对于生命的追问和探索也变得更加积极而富有意义。
片惠英被誉为“韩国的卡夫卡”，其冷酷的描述性短句无丝毫的感伤，这本身就是对早已荒漠化的现代文明的风格模拟。第42届东仁文学奖获奖作品《傍晚的求爱》（2011）从早期关注的自然主题转向城市文明的深处，整个现代社会成了迷宫，彻底变成了没有差异和区别的混沌，成为无可依赖也无从改善的相同的空间和时间支配的噩梦世界。作品描绘的韩国现代城市风景让人联想到卡夫卡在《城堡》中描绘的现代文明寓言。白英玉奉献给读者的是现代人为了打造“名片”而失去的灵魂风景，在其小说集《小恋爱》（2011）中，出现了很多从事现代性职业的人物，他们拥有体面的工作，却因为表达自身欲望的职业活动而逐渐丧失了本质。
韩国社会的“单人家庭”正在逐渐增加，住“单人房”，独自生活、独自吃饭、独自死去，孤独的人们越来越多。而在几十年之前，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制度在韩国社会还很普遍，但现在的社会已经开始质疑“家庭”这个概念本身。面对这种社会现象，女作家们以敏锐的感觉，努力探究逐渐被韩国人遗忘的“家庭”的历史和意义。尹成姬的长篇小说《看客》（2010）讲述了某个少年三度战胜死亡幸存下来的故事，同时刻画了八口之家在生活之中相互影响的过程。孔善玉长篇小说《英兰》（2010）讲述了事故中失去丈夫和儿子的“我”，如何抚平往日创伤，重生为“英兰”的故事。在黄贞殷长篇小说《我还要继续》（2014）中，小萝和娜娜对母性、爱情和人际关系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而住在隔壁的顺子母子便成了两姐妹的救赎。这几部小说都提醒我们，相互之间的信任何其重要，来自人际关系的创伤也只能在人与人之间得到治愈。
走出香闺 直面残酷现实
韩江是著名作家韩胜源的女儿，也是“70后”作家中最早斩获李箱文学奖的作家，更因父女同获该奖而创造了韩国文学史上的奇迹。韩江不像别的女作家那样细腻婉约，笔调异常沉重，尖锐而深刻，出道以来深受评论界和读者的推崇。《少年来了》（2014）是韩江的第六部长篇小说，背景设定在1980年5月的光州，讲述1980年5月18日之后10天时间里的光州民主化运动情景，以及幸存者的后续故事。这部小说延续了韩江精巧而绵密的语言，全部叙事以严格考证和实地采访为基础，踏实而可信。“失去你们之后，我们的时间变成了黑夜。我们的家、我们的街道变成了黑夜。我们在越来越黑，再也不会明亮起来的夜里吃饭，走路，睡觉。”韩江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在黑暗和暴力的世界上受伤的人们，勇敢地直视五月光州的残酷大屠杀。
河在英的长篇处女作《丑闻》（2010）讲述了在互联网时代，由不实传闻而引发的女演员之死。传闻通过回帖迅速膨胀，我们每个人作为大众的一分子，也被动地参与了这个过程。作家尖锐地揭示了新媒体社会中通过回帖和传闻歪曲与重构“真实”的恐怖机制。
郑裕静的长篇小说《28》（2013）描写了首尔卫星城——花阳因怪病“红眼”而被封锁28天的故事。这种病可以在人与犬之间传播，且传染力相当可怕。正如禽流感发生的时候，人类理直气壮地捕杀禽类，花阳市同样选择了捕杀犬类，以保障人类的生存。郑裕静的初衷当然不是歌颂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化解危难的英雄人物，她要追问的乃是生存与毁灭之间的道德问题：我们人类的生命难道总是比其他生命更宝贵吗？如果是牺牲其他生命换取人的生存权，那么人们该如何克服愧疚感和负罪感？韩江在她的《素食者》中也发出了同样的追问。女作家在获得曼布克国际文学奖后曾向法新社表示，这部作品刻画出主人公想成为一株植物，远离世俗，摆脱人性黑暗的一面，“透过这种极端的描述，我想对生而为人的难题提出质疑”。
除了上述作家，像近年涌现出的丁柚井、金思果、金美月、尹高溵、尹异形等年轻女作家也都展示出非凡的实力。她们以崭新的感受力和迥异于前辈作家的表现力，勇敢却又不失温柔地描绘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力求在资本无孔不入的时代留下心灵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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