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这个岛屿的许多前辈诗人、作家一样，哈利·克里夫顿年轻时起就选择离开爱尔兰，去往常人难以抵达的世界角落。对他而言，故土的地理有着特殊意义。“在我心中始终存在着两个爱尔兰，一个是爱尔兰的东面——被人群、汽车、现代文明所簇拥的地方，一个则是西爱尔兰——那里空荡荡的，几乎没有人，但充满了像精灵一样的东西，更重要的是那里是大西洋所在的地方。洋流带来了爱尔兰整个的情感生活，因此洋流是爱尔兰民族没有被写下的无声的史诗。”
“世界漫游者”，爱尔兰诗人哈利·克里夫顿被这样定义。如同这个岛屿的许多前辈诗人、作家一样，克里夫顿年轻时起就选择离开爱尔兰，去往常人难以抵达的世界角落。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诗人来到美术馆”活动四周年之际，他受邀成为嘉宾。
提起爱尔兰，人们熟知它的历史，但对它的地理似乎从未仔细打量，对克里夫顿而言，爱尔兰的地理有着特殊意义。“在我心中始终存在着两个爱尔兰，一个是爱尔兰的东面——这里是城市，被人群、汽车、现代文明所簇拥的地方，一个则是西爱尔兰——那里空荡荡的，几乎没有人，但充满了像精灵一样的东西，更重要的是那里是大西洋所在的地方。来自大西洋的洋流为爱尔兰带来一种极其特殊的天气，湿润的天气、灰色的苍穹，沉重而忧郁，洋流带来了爱尔兰整个的情感生活，因此洋流是爱尔兰民族没有被写下的无声的史诗。”
岛屿、洋流，藏着诗人最原始的记忆和想象。“洋流奔涌穿过童年/高高的内地。/我停留了一分钟。因为它正托举着/那遮蔽了十码之内的一切的/永恒之雾从海面撤离的……它正托举着那些距离，纯粹想象的空间/超越仅是局部了不起之物/干净一如田野的纵深。去往西边……”《洋流颂》里克里夫顿写一个十三岁男孩望着大西洋做着的白日梦，这个小男孩是他自己。“当我成长于爱尔兰这样一个很小的国家时，我始终觉得一部分我自己是属于别处的，我一直做着别处的梦、有着一种别处的幻觉。”总有自己属于别处的感受，也许是因为克里夫顿的母辈来自智利的缘故。这其间仿佛有一种隐喻——一艘从瓦尔帕莱索港口驶出的船到达爱尔兰，带来了诗人的出生和起源。
洋流同样带来了一种奇异的生物——鳗鱼，这一生不停地随着洋流到处迁徙，而且不断变换性别、蜕皮的生物，某种程度具有了象征的意味。“他回家过夏天。她回家过夏，/变着形，一个在另一个体内，/雌雄同体，模糊不定，滑入又滑出/属地方的，属宇宙的，/阅读自身，在鳗鱼之书中，/作为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鳗鱼》），鳗鱼是包括克里夫顿在内的许多爱尔兰作家的一种象征，漫游与迁徙是这个民族诗歌与写作的某种特性。更重要的是，鳗鱼也是诗歌和写作本身的一种隐喻，像法国作家德勒兹所说的那样，“在写作中，人们成为女人，成为动物或植物，成为分子，直到成为难以察觉的微小物质”，诗人们是永远无休止的变形器，他们变化成各种形态进行自己的写作。
将克里夫顿译介给中国读者的译者包慧怡这样形容他的诗歌版图，“岛屿柠檬与世界鳗鱼”。柠檬代表了克里夫顿描述爱尔兰的另一种神秘意象，包慧怡解释道：“柠檬的旅程始于私人的、神秘的、珍贵而不可言说的、有悖逻辑的、自给自足但却‘正在崩坍’的地域，终结于公开的、光天化日之下的、廉价且可被肆意评论的、逻辑至上的、依赖中介却坚不可摧的领域。”柠檬这样多汁而酸涩的球体，代表着岛屿给他们写作留下的某种印记，“岛屿经验一直静静卧在他们后期作品的深处，挤满尘埃却仍微光灼烁，无可奈何却也饱含着并非感伤主义的柔情”。
为纪念199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爱尔兰设置了国家诗歌教授一职，俗称“爱尔兰桂冠诗人”，克里夫顿2010年6月开始任职，为期三年。任期内他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曾说：“再也没有什么比‘凯尔特薄暮’式的抒情传统——或其他任何抒情传统——腐烂得更快，假如它执意要抽去自己的智性脊柱。时至今日，爱尔兰诗歌仍想维持这种对其抒情自我的认同，于是，它将思考的那部分自己驱逐出境，去欧洲老城的沙漠里完成工作。”竖琴、风笛、悼亡诗，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爱尔兰诗歌的抒情传统，但对于克里夫顿而言，智性的爱尔兰更是他想表达的。
这从他为自己的精神胞兄托马斯·默顿写的悼亡诗中可以一窥。“所以在黎明前醒来吧，独自吃早餐/想想你为何来此。你下方是一条河/从佛教腹地汩汩渗出，不在冥想中……灵修大师萎缩/成皮囊与枯骨，一言不发地等着你/在佛之中立国，金黄且中空，/来自内空间的微笑，超越灾祸”（《托马斯·默顿之死》）。二十多岁时，克里夫顿去往非洲、越南、泰国等地，截然不同的生活让他本能地寻找一个将当下的处境和过去连接在一起的事物，他找到了托马斯·默顿，这位影响了一代二战退伍兵与青年学生加入修道院的天主教道士。后者意外身亡后，克里夫顿写下了悼亡诗。诗中没有传统爱尔兰悼亡诗常见的情感喷薄的写法，相反却是一种冷静和克制，甚至有一些冷峭，复原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驳杂、诡异的世界景观，为1960年代做出比较客观的历史评论的注脚。
智性表达，这是许多爱尔兰诗人、作家在抒情传统之外致力传达给世界的东西，乔伊斯、贝克特、保罗·穆顿，这些爱尔兰盛产的出走在外并声名煊赫的作家，无一不是如此。他们的出走，克里夫顿说是因为“家已经装不下他们了”，他们站在岛屿的边缘，想象更广阔的世界，最终选择离开。“爱尔兰文学分为移民文学和流亡文学两种，所谓‘流亡文学’，多半是自我选择的一种结果，是因为诗人在智性上或者心灵上成长到爱尔兰已经没有办法容纳下他们。”
克里夫顿用生长在北爱尔兰的一种莓果来比喻他们这类诗人的处境：“从加拿大漫游到爱尔兰、芬兰、德国，你都可以找到它的分布，它不属于任何地方，不属于任何特定的故乡，但它属于所有地方。那么我们作为一些个体，不仅居住在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中，在定义自己是一个爱尔兰人之前，我首先定义自己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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