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被誉为西方“现代哲学之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用相当于两个霍布斯的篇幅表彰他在哲学领域的历史性贡献，但同时也对他的人格提出质疑。“笛卡尔乃是懦弱胆小之人”——这位素以言辞犀利而著称的哲学家断言。排除其中出于岛国褊狭心态所导致的嫉妒成分（正如牛顿控告莱布尼茨“剽窃”他的微积分方程），“懦弱”这一标签是否适用于“佩剑贵族”笛卡尔，倒不失为聚讼纷纭的哲学史上一个新鲜有趣的话题。
笛卡尔出生于名门望族，他的父亲是布列塔尼地方议会议员，家产可观。尽管他本人并非贵族之后，但当时流行的贵族派头他一样也不少，比如出门必配长剑，随行必有仆从——甚至在巴伐利亚从军之时亦是如此。跟他同时代的若干青年绅士一样，在有生之年能晋封为贵族是他的最高梦想。然而，当他晚年寄居于瑞典克里斯蒂娜女王宫廷并极有可能受封时，他又未敢明言，以此抱恨终天——或许这便是其性格懦弱之一端。
笛卡尔自幼体弱多病，家人一直担心他有早夭之虞，因此呵护有加，有时往往到无原则的地步。比如他在学校畏惧冬日严寒，不肯早起，家人就去说情，学校乃破例允许他在家自习。雄厚的家产和金钱的资助使他能够受到常人难以企及的良好教育（拉弗莱什耶稣会士学校在欧洲声誉卓著），而他本人在追求自己的兴趣之时也从未顾忌经济来源，由此遂养成终生沉思的习惯和任性孤僻的性格。此后，直到他成年闯荡天涯（远走荷兰、瑞典），此一病根终究未能痊愈，并最终成为致命杀手。可见权势之家的娇宠自古及今皆是有害无益。据说即使身在兵营，天寒地冻的时节他也畏惧起床——或者一下床就钻进他特制的火炉里——由此引发哲学史上那句有名的嘲讽：“苏格拉底惯常在雪地里终日沉思，但是笛卡尔的头脑只当他身暖时才起作用。”
笛卡尔一生之中两度投笔从戎，除了建功立业、耀祖光宗的贵族情结，很大程度上还可以被视为一种意欲从麻木、倦怠之中逃脱的象征。毒舌罗素指控他“懦弱”，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从未真正走上前线战场！即使在围攻胡格诺教派的拉罗谢尔要塞战役中，他也是作为旁观者和目击者，而非亲历者（他千里迢迢奔赴要塞，自称只是为顺从他内心的感召和信仰）。其实，交战双方（天主教徒与胡格诺派）为何而战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在战争中他感兴趣的也不是人类自相残杀、尸横遍野的场景，而是他们如何设计杀人武器——在后世的人道主义者眼中，这位唯理性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简直太过冷血。就在多瑙河畔的诺伊堡营地，笛卡尔在苦思冥想的梦境之中构造起两两垂直的直线所组成的坐标系，即笛卡尔坐标系——这一发现成为他日后哲学体系的萌芽。在离炮火纷飞的战场稍远的地方，他这样写道：“在我心中升起了美妙的理性之光。”这一本划时代的巨著《方法谈》乃是用第一人称写成，可读性很强。书中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笛卡尔自己——孤独地坐在战地行营的火炉旁，思索人类的未来与命运。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总共不过七十八页，首印三千册，一开始笛卡尔还担心卖不出去，但事实证明，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本书广受欢迎。哲学界的朋友甚至惊呼这本书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分水岭，在它之前一切都是旧的，在它之后一切都是新的”。
当然，随着名气日益增大，麻烦也接踵而至（所谓“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毁谤他的居然是他的同行师友。尽管笛卡尔本人自命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尤其是1623年伽利略的地动说遭到教廷严谴和封杀之后，他更是诚惶诚恐，生怕有把柄落入敌手，但他的对手显然也并非等闲之辈。他们几乎毫不费力地从笛卡尔的哲学著作中发现了他的异端思想：这位信徒口口声声崇奉的上帝根本就不是奥古斯丁经院哲学体系中的上帝，而是他自造的人类完满理性的化身。其根本目的无非要借此一人造的理性摧毁上帝的信仰——其居心险恶如此，教会焉能不察？所幸的是，对这类哲学纷争，教会高层既不感兴趣，也无力裁决，于是干脆留中不发。然而这一指控对生性怯懦的笛卡尔却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他首先想到的是避走荷兰（十七世纪唯一可享受宗教和政治思想自由的国家），潜心科研——在研习了自然这本大书之后，他开始转向对自我的思考；其次，此后很长时间，他都没有公开发表自己的作品，而是将他有违教廷敕令和《圣经》之道的科学新发现以密码形式写进一本秘密手记，其中部分内容直到近半个世纪后才由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破解。哈佛大学数学史系数学家阿米尔·艾克赛尔在近著《笛卡尔的秘密手记》中揭示，从莱布尼茨至今长达两个半世纪的破译工作，确立了笛卡尔作为拓扑学创立者的形象；而二十世纪的天文发现则证明，手记中所隐藏的秘密或许就是宇宙可能的架构。但所有这一切相加，其分量都不及以下的这一惊天秘密：笛卡尔不仅像他的对手所攻击的那样蔑视教廷权威，更有甚者，他还是正统天主教（以及耶稣会）的死敌——蔷薇十字会（Rose of the Cross）的隐秘会员。
蔷薇十字会是十七世纪在德国创立的秘密会社（时至今日在全球范围影响巨大的共济会据说便导源于此），其标记是十字架上的蔷薇花。由于该组织内部纪律严明，壁垒森严，外人莫名其妙，于是关于它的传闻更平添若干神秘色彩。传说，最早的蔷薇十字会是由耶稣门徒马可于公元46年创立的，他在罗马、埃及和中东地区四处奔走，成功说服亚历山大港一位诺斯替主义者皈依，而后将此一组织发扬光大。值得注意的是，十字会的教义不仅与犹太教、基督教和埃及神秘教有关，它与伊斯兰教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其中的纽带，便是会员中为数众多的炼金术士。
“炼金术”一词源于阿拉伯语，实际上乃是埃及人古已有之（在基督教时代之前）的一种将熔炼与萃取相结合的方术。到公元四世纪，它将希腊赫尔墨斯主义和东方魔法相融合，由此取得历史性进展。其理念乃是基于事物是活的并且会自发生长这一源自古老东方的哲学假设——借助一定的仪式，事物可以受到影响而转化至更高的形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炼金术并不仅仅致力于寻求哲学家的点金石——将金属变为黄金，在更深层次，它是致力于寻求灵魂的净化，即直接获得神圣知识所需的意识的神秘转化。职此之由，时至十七世纪，炼金术仍然被认为是科学探索的一种途径，在狄德罗等人编纂的《百科全书》中，法国启蒙思想家仍以相当赞赏的口吻对其加以描述。当时著名的炼金术士包括瑞士人帕拉赛尔苏和克里斯蒂安·罗森克鲁兹，而后者正是蔷薇十字会的总导师。
罗森克鲁兹出生于图林根的贵族之家，举家遭灭门之后被迫流亡各地，他在那些地方学习古老的神秘主义哲学思想并获得启迪。在十字会的典籍《化学联姻》（The Chemical Wedding）中，罗森克鲁兹创制出一个人造新娘和一个人造新郎，并通过炼金术使他们结婚、死亡，以至复活。罗森克鲁兹于一百零六岁时去世，他被会友埋入坟墓并将十字会的秘密一同带了进去——这些秘密直到1604年在他的坟墓重新打开时才大白于天下。总体而言，蔷薇十字会实践的是炼金术，但仅仅局限于炼金术的精神层面，而非实验室的物质实践。但是他们开创了将精神目标与科学相结合的尝试。这一种介于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实践方式，显然受到当时科学巨匠如牛顿（物理学家、炼金术士）、开普勒（天文学家、占星术士）等人的影响。事实上，在十七世纪初中期，蔷薇十字会声望是如此煊赫，以至于若干科学史家认定成立于1660年的世界上第一家科学研究组织“伦敦皇家学会”就是效仿蔷薇十字会的理念而建立，即致力于在哲学人士和知识群体中共享知识。当然，随着科学革命的兴起，科学与宗教渐行渐远，终至分道扬镳，炼金术也和巫术、占星术一样被打入冷宫。
迄今为止，蔷薇十字会的公开出版物只有一本名为《法玛》（1614）的小册子和一本传达其基本教义的《兄弟会训谕》。书中建议，全世界的学者应该联合起来，为建立一门综合科学而努力，将天启“兄弟会”发扬光大。历史学家深信此一主张明显受到赫尔墨斯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思想的启发。如新柏拉图主义者、英国诗人埃德蒙·斯宾塞在1590年出版的长诗《仙后》中，便曾提及一位受到天启的英国骑士，名为“红十字”；莎士比亚在他晚期戏剧的代表作《暴风雨》中对魔法、占星以及蔷薇等十字会“征信之物”亦有巧妙暗示与刻画。总而言之，蔷薇十字会的成员多为当时社会精英，其信奉神秘力量的异端思想及其诚信无私的行事方式（他们对穷人实施免费医疗），皆有意无意碰触到天主教会敏感的神经。在天主教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法国，一向以反宗教改革为己任的耶稣会更将其视为不共戴天的仇雠，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这样的情势下，生性怯懦如笛卡尔，闻之焉能不跑？
避地荷兰的哲学家将科学研究的对象从外部转向自身，但研究的结果却令他大感震惊。有人形容他的后半生是“戴面具的哲学家”——他不得不将他的思想隐藏在奇怪而模糊的词义之中。他大胆地为哲学找到一种极端的新证据，却又被它的极端性吓倒，被迫转回到旧思想和旧信仰的轨道——可能处于历史转折期的哲学家大多如此，尤其是对瞻前顾后、难以决断的笛卡尔而言。毋庸置疑，笛卡尔在数学和哲学这两个领域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尝试将数学的精确方法运用到哲学中，使哲学像几何学一样确定和明晰，改变了因不确定性而造成的意见纷争。正如他本人所说，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就是为了给整个哲学体系寻找一个坚实的基础。他一直坚信：人们只有通过进入自己的心灵，用一种神秘的直觉，进行自我反思，才能真正体验到上帝的存在。在这里，笛卡尔明显借鉴了新柏拉图主义和奥古斯丁的心灵直觉。但诚如罗素所言，笛卡尔小心翼翼地躲避着神学上的谴责，发展起一个宇宙演化论，看似与柏拉图时代的观念并无不同，其实大相径庭：前者强调宇宙秩序和谐与定命，而后者的混沌宇宙则既无中心亦无边界，再也不是上帝为人类创造的宜居家园。由此不难看出，笛卡尔的物理学一旦公之于世，必定会在相当范围内引发人生观与价值观的革命。这样人们也许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笛卡尔至死也不敢让经院哲学派的神学家知晓《第一哲学沉思集》与他的物理学有关；为什么罗马教廷让伽利略宣布放弃他的学说时，笛卡尔吓得几乎要烧掉压在箱底的《论世界》手稿；为什么他一辈子都在逃离天主教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祖国，并最终客死他乡。
1650年，为躲避反对派的攻讦，他接受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邀请寄居她的王宫——代价是他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此前，他一般从中午才开始工作（罗素说他白天以闲暇示人，一定是半夜里用功，否则不可能作出如此巨大的成就），而精力旺盛、日理万机的女王只能在凌晨五点抽空与他探讨哲学问题。笛卡尔感慨地说，瑞典是个“熊的国家，处于岩石和冰块之间”，他打算离开，又顾虑重重。他很快染上风寒，并转成肺炎。他既不肯服药（担心宫廷的政治对手毒杀），又不肯接受当时流行的放血疗法，而是服用他自行调配的烈酒（他无端地相信烈酒可以逼出他体内的毒素），终于不治而亡。更为可怕的是，1663年，他的著作在罗马和巴黎被列入梵蒂冈教皇颁布的禁书目录。直到1740年，教廷才宣布解除禁令。而他也如愿以偿获得教廷追封的“礼遇”。
毫无疑问，笛卡尔身上一直存在某种动摇不决的两面性：一面是他从同时代的科学中学来的东西，另一面是耶稣会学校传授给他的经院哲学。这种两面性让他时常陷入畏首畏尾的两难境地，此即为罗素所言之“懦弱”——凡人谁也无法逃脱自己的环境与时代。然而，这一种矛盾或懦弱反过来也恰恰成为他丰硕思想的来源，成为古今任何一位其他哲学家难以企及的一种优势。用罗素的结语：“自圆其说也许会让他仅仅成为一派新经院哲学的创始者，然而自相矛盾，倒把他造就成两个重要而背驰的哲学流派的源泉。”——历史的吊诡之处，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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