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陶片以及铜敦。 张春长、省文研所供图
1月16日，我省行唐故郡遗址成功入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社承办的“2017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
从籍籍无名的小村庄，到全国关注的考古地，行唐县南桥镇大沙河畔的故郡遗址考古工作，为研究戎、狄等北方族群华夏化进程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器形精美，蕴含早期中山国族群特征
行唐故郡遗址，位于石家庄市行唐县南桥镇故郡村北，目前确定遗址中心区域面积约50万平方米。考古专家初步认定，该遗址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北方戎、狄族群的贵族墓地和战国前期居住址。
如同很多考古发掘一样，行唐故郡遗址发掘是基于偶然。
数年前，相关部门填滩造地时，在故郡村铲出了“海里蹦”——一种古代充当货币的海贝。文物部门获悉后，迅速展开行动。在初步调查勘探后，2015年起，由省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家庄市文物研究所和行唐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开始对故郡村进行考古发掘。
随着挖掘的深入，循着“海里蹦”的出土，令人吃惊的一幕显露出来：墓葬坑、车马坑、灰坑、窑、灶以及上千件（组）器物……这竟然是一处极其庞大的遗址，陆续出土了青铜容器、兵器、车马器以及金、玉、水晶、陶等多种精美器物。
“器具装饰精美绝伦，只消一眼，便可感受到耐人寻味的美感，仿佛听到古人穿越历史的足音。”以联合考古队领队张春长见闻之广博，见到其中那只奇特的鸟盖瓠壶时，也禁不住惊叹。它是一种动物和一种植物，即鸟和葫芦的巧妙合体。鸟爪抓蛇，喙可开合。整壶轮廓像一只报晓雄鸡，神采奕奕，恰似古天文星象中“瓠瓜星”亦即“天鸡”之象。
“它是礼器，绝非普通用品，只有特定身份才能使用——盛满玄酒，以祀上天。这种超乎功能性的礼器，正是民族性格、社会理想、政治理念的具象表达。”张春长告诉记者，第一眼见到它时，不由自主想起中山国文化，有一种强烈神秘的质感，而随着磨光兽纹陶壶、铜敦等器物的出现，再结合对行唐故郡诸多历史文献的研究，可以初步确定这些文物里蕴含着早期中山国族群的鲜明特征。
墓葬和水井并存，为戎狄人群的华夏化进程提供了研究实证
如果说精美器物带给人的是艺术冲击和历史联想，那么“事死如事生”的传统，则引领考古工作取得进一步实证。在目前已发掘的7000平方米范围内，清理出东周墓葬36座、车马坑7座、水井50眼、灰坑420座、窑2座、灶2座——一般人或许会忽略这其中蕴含的强烈矛盾：墓葬与水井和灶并存，透露着什么？
在行唐县故郡村挖掘现场，记者目睹了几处车马坑。其中二号车马坑最为豪华：五辆车组成出行车队阵列，规模宏大，漆彩贴金的车舆，华美绝伦的络辔，代表了墓主的尊贵，殉人现象和殉兽坑昭示着迥异中原的戎狄作风……“在河北省境内，至今只发现三处车马坑，要论保存最佳，故郡车马坑可拔头筹，为复原先秦时期车马系驾方式提供了罕见的实物资料。”张春长说，车马坑前葬有单独的殉兽坑，坑内分层埋放大量的牛、羊、马头蹄，形制独特，是考古中首次发现，为先秦时期的丧葬祭祀用牲乃至賵賻助丧制度提供了全新资料，“尤其是一车三马，迄今还无法解释。”
就在墓葬不远处，几十口水井已显露真容。砖石水井、鹅卵石水井、圆形水井、方形水井、陶井圈水井……类型不同且深浅差异极大的水井令人疑惑又兴奋。不远处就是大沙河，直接河中取水即可，为何费力挖井？井的形制和规模为何如此不一？结合附近出土的陶罐、瓦片及大量残破的生活用具，考古人员判断这里存在不同文化层叠加，也就是故郡村历史悠久远超想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因各种原因几经繁衍生息又几经废弃，却在不同阶段遗留下形式多样的文化遗迹。
张春长认为，人们一般会习惯性地关注某个大人物的墓葬或出土什么绝世文物，但从考古学上来说，要解决文明的根源性问题恰恰需要寻找到那些远古的生活遗存，因为它们才在不经意间真正对文化进程产生深远而细微的影响。他告诉记者：“故郡遗址，提供了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北方戎狄族群在这片区域的生存痕迹，且调查发现方圆两公里内还有六处新石器及战国至隋唐时代的城址、墓葬、遗址，可以说它具有高度的浓缩性，尤其为进一步探寻鲜虞、中山国的历史、经济、文化，华北地区戎狄人群的华夏化进程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多学科研究论证，推动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同步进行
考古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事，需要综合多种手段，特别是在涉及重大历史谜题时，多学科综合研究更能提供多角度思维，有利于进一步揭示谜团、提供更合理的考古和保护措施。
行唐故郡遗址已发掘三年，但真正为世人所熟知还是在2017年。为了听取国内最权威专家学者的观点，2017年6月初，来自北京大学、中国文化遗产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山大学等单位的50余位专家，实地探访故郡考古发掘现场，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对故郡考古发掘工作提出宝贵建议和意见。
专家们对故郡遗址所采用的多学科研究给予了高度赞赏。比如为了准确判断墓葬年代，不仅根据以往的挖掘经验、文物知识来直观判断，而且还取样送入实验室进行土质分析，准确测定其年代。张春长称，当时出了一件海贝，可又和其他海贝有些区别，为了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出于谨慎认真的学术态度，当即就送往实验室进行了鉴定，“考古是一个细活儿，任何小细节都有可能推翻以前的结论，所以只要有疑问就要追寻到底。”
历史学、人类学、文献学、环境学……多学科的交叉综合，令故郡遗址考古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比如，三起三落的鲜虞中山，在浩繁卷帙的文献学上，仅有区区1.3万字的记载。为进一步获取信息，考古队在繁重的考古挖掘的同时还翻阅各种版本的《正定府志》《行唐县志》等文献，从惜字如金的古文献中去寻觅那不起眼的信息。
“行唐故郡遗址入选‘2017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这不是终点，而应该成为激励我们考古工作者继续前行的动力。”张春长说，目前正在制定考古发掘和长期保护的规划方案，下一步将继续加大科技考古的参与力度，把田野考古和室内研究更加有效地结合起来，同时还将和地方政府进一步论证协作，推动故郡考古遗址博物馆建立，让文物更好地发挥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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