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江南,情系中国古典小说铃木阳一教授访谈录(3)
http://www.newdu.com 2024/08/29 02:08:50 中华读书报 newdu 参加讨论
《儒林外史》:向案头文学的转化 仝:2016年是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会成立三十周年,在您的精心策划下,该年9月在神奈川大学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纪念研讨会及相关活动,我十分有幸参加了这次盛会,聆听了许多专家学者的精彩发言,也引发了我对中国小说研究史的回顾与思考。就现代意义上的研究而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西方理论被大量引入,中国小说的相关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比中国更早接受和学习了新的理论和方法。您是较早运用结构主义理论来进行小说研究的学者,能谈谈您当时的研究思路吗? 铃木:我完全同意马克思说的“文艺作品是社会和时代的反映”这个看法。我认为,比起只研究作者生平的做法,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利用生活史、社会史、民俗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方法更有效果。 仝:您对叙事学理论的关注也是在同一时期展开的吗? 铃木:我大概读硕士生的时候,开始关注叙事学的相关理论。但高中时候的我已经注意到,即便是同一个故事,不同的演员用不同的叙述语言表演,都是完全不同的作品。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因此,叙事学本身就是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以前的叙事学强调“文体”,依据现实的作家和他的思考进行研究。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叙事学,在“作家死了”的前提下,进行文本本身的分析和比较研究。 仝:您的硕士论文写的是《〈儒林外史〉的叙事学研究》,能否谈谈《儒林外史》在叙事上的特点? 铃木:《儒林外史》这部小说没有使用之前中国小说中惯用的传统诗词及四六言骈文,没有采用全知视角,语言十分清新自然。比如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中有关雨后荷塘的描写令我印象深刻。另外,《儒林外史》中“看官”一词只出现过一次,“闲话休题(提)”出现过两次,诸如此类用语不像在其它小说中被频繁使用,反映了《儒林外史》存在着与说唱故事明显不同的特点,显示出了向案头阅读转化的倾向。 仝: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中国学者也从叙事学的角度对小说展开研究,比如陈平原先生出版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一书,能否谈谈您对这本书的看法? 铃木:他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文人写的文学史常常忽视过去老百姓喜欢的文学形式和作品。中国文学史因重视各种政治运动和思想,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加明显。但是我们要看到,二十世纪前半期流行的通俗文化都是美国产生的群众文化,它们体现了当时的一种民主主义。单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过去的文学史应该修改。但是,可能是因为犯了红眼病的原因,我认为陈平原先生所指出的好比是哥伦布的鸡蛋。 用五年的时间读《西游记》 仝:在日本,有关《西游记》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您作为研究《西游记》的代表学者,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读《西游记》的呢? 铃木:我读硕士生、博士生的时候,跟朋友一起读了五年的《西游记》。这些朋友中有研究语言学的古屋昭弘(现早稻田大学教授)、有研究清朝考证学的佐藤进(现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他们对我十分严格,要求我说出每个字、每个词之所以这样理解的根据,所以每次读书会之前我都会熬夜准备。 仝:通过这样细致的阅读,您发现了哪些问题? 铃木:有关《西游记》,我有个最大的疑问,就是猪为什么是佛教的弟子。我不同意从佛教的文献、图像中去寻找猪八戒的原型,我认为原型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猪,这一点也可以从文本中呈现出的猪八戒与厕所的密切联系来证明。当然,运用前苏联文艺理论学家巴赫金的理论和“TRICKSTAR(骗子)”的神话,《西游记》中的猪也带有符号学上的意义,比如强大的繁殖能力、多子多福,同时猪又与混乱和破坏相关,进而带来幽默大笑的气氛。 仝:您写有一篇《猪八戒为何戏耍三星?——试用年画破译小说》的论文(《中日文化论丛》,1993),运用了大量来自民间的年画资料,以此来论述人参果故事中的符号系统与年画中符号系统的同构关系,角度新颖,发人深思。能否谈谈这篇文章的构思? 铃木:我的研究往往是从朴素的疑问出发的。首先要说一下人参的问题,宋代的人参多产在山西上党,叫党参,颜色比较暗,又叫暗参。明代以后,人参多产在东北,颜色比较白,所以叫明参。出产人参的吉林省,流传着人参姑娘的传说。《西游记》中有关人参的记载有助于我们印证小说的成书时代大致在元末明初这段时间。猪八戒戏弄三星这一段是人参果故事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场面和人参果故事完全没有关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场面呢?悟空为了救活人参果在天空中拼命飞来飞去,为什么三星反而到这儿来跟三藏打招呼呢?研究《西游记》的日本学者矶部彰先生和太田辰夫先生非常重视佛教的影响,中野美代子先生重视道教的密码。但是,在我看来,他们的想法不能回答我朴素的疑问。我重视《西游记》和普通文人的关系。我相信作者的房间肯定有三星的年画,推想作者看着那张年画创造了这一段故事。我认为,作者和读者都是三教都信而又都不信的典型文人,我们应该按照他们的思想、价值观和审美感受解读文本。 仝:有关这个问题,我还想追问一下,您如何论证年画产生的时代和《西游记》创作的先后问题呢? 铃木:我是从读者的立场出发研究小说和年画的互文性的。因此,不用考虑先后。同时,也可以说,年画属于基层文化,小说属于上层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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