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事正心读《名山书论》(2)
http://www.newdu.com 2024/08/29 08:08:45 文汇报 徐建融 参加讨论
其二是“拼命到自然”。其说:“或问作书如何?曰:‘拼命。’或曰:‘艺之为至者曰自然,拼命不与自然左乎?’曰:‘拼命到自然。’”“拼命”讲的是用功,“自然”讲的是随性。用功于规矩法则,不能进入到“自然”之境便拘执于刻意;个性的创造,没有在规矩法则上“拼命”用功的基础便沦于野狐禅。对于名山先生来说,书法只是经史的余事,经时济世的小道,但“有暇即学书”,不仅可以“消日”养心,而且也可以有补于世道。所以,他的“拼命”,首先在于“敬事”:“因学书悟到先儒一‘敬’字。”《逸周书》“敬事曰恭”;韩愈《进学解》“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盖事有正余、大小,“敬事”的态度则一以贯之,无有分别。他的“自然”,在于不存功利心:“为学求益,非善之善者也。学之为益也无形,日计不足,月计有余;月计不足,岁计有余;一岁计之不足,十岁计之有余。假使有益然后学,是无益将不求矣。是故为学之道,当视为吃饭睡觉,当然如此,乃善之善者。夫学书不可求益,临书不可求工,尽之矣。”他的“拼命到自然”于是便臻于心信手、手信笔之境:“下笔最忌疑,要使心信手、手信笔,则不疑矣。要求其信,莫善于熟。虽然,去一‘疑’字,则天下事皆可为之。孙吴用兵,不过如此,何止于书。”可证他的书学思想,还是从经史之学而来。 但即使如此,个性的创造还有雅俗、高下之分,并不是只要有个性就是好的,“奇形怪状”不也是个性,而且是更富于视觉冲击力的个性吗?所以,名山先生论书的第三个重要观点便是“胸中有道理”:“胸中原来无字,所以临下笔写出多少奇形怪状来。问:‘如何胸中便有字?’曰:‘也须要有些道理,有些见识,然后胸中有字。’东坡谓‘胸中有个天然大字’,只是胸中有道理而已。”又说:若王、虞、颜、柳,“大都有高旷绝俗之资,有勤苦不易之志,亦皆为道之一体,未可谓全无道理也。若只是一个世俗人,如何胸中有字来?”这个“道理”,我们今天一般理解为“风雅”。典型的标举,便是袁中郎、董其昌辈性灵诗文的风流闲雅而“平居大异于俗人”。但在名山先生,更重经史、《春秋》之学,《诗经》国风、大小雅的“温柔敦厚”“思无邪”,而“平居无异于俗人,临大事而不夺”。没有这样的学养,即使在“行其所无事”的基础上“拼命到自然”,也不过技术之事,艺术的境界是不能高旷的。更遑论有些书家要在无事生非的创意下,带着强烈的功利目的“拼命”到不“自然”,并把不“自然”当作习惯成“自然”的“创新”风格? 昔者,欧阳修论“颜(鲁)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苏轼论“(文)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其诗与文,好者盖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画者乎?”我于名山先生的书艺、书论,亦作如是观。读孔子《春秋》,要在微言中见大义,则读名山书论,宜于余事中见正心。志道而“游于艺”,与职艺而“进于道”,其同而不同、不同而同者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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