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已有近100年的历史，在这段时期内，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化的议题一直不绝于耳，创建中国学派的呼声也比较高。然而，这两个概念是否有区别呢？笔者认为二者的内涵不同，是发展的不同阶段。
从中国化的概念来看，西方学术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是以西方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学术发展阶段为背景的。一旦脱离这个背景和基础，把西方学术嫁接到中国社会中来，肯定会产生不适应和扭曲的结果。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学术尚未发展到有自足的基础概念和术语的阶段，自然不能骤而进入以讲究资料处理技术为主的研究方法。
按照上述逻辑进行推理，西方学术的引进，至少需要两个阶段。第一是建立基础概念和术语阶段；第二是形成独有的方法论阶段。笔者认为，前者可以看作是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化阶段，后者是中国学派的创建阶段。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化重点在“化”，强调的是本土化，也就是结合中国实际引进、吸收、消化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创建学科组织、制定学科规范、培养学科人才，这是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一步。中国学派的创立则重点突出的是在对国际学术界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在统一的学科规范下，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声音，打破西方的话语垄断，强调的是国际化，这是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二阶段。结合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吸收一直在进行，一些学者提出的看法可圈可点。学科组织、学科规范、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及完善也已有了长足进步，现已成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快速发展的有利助推。可以说，构建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学派的时机或已到来。笔者认为，在具体的构建过程中，如能形成以下几点共识或许有益：
一、广泛整理固有的民族志资料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文明发展从未间断过，历史上的各类文献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记录了无数周边族群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况，这些丰富材料能为中国学派的构建提供雄厚的资料支撑。民族志资料的整理不仅包括用汉文字书写的正史，还应当涵盖历代各类民间文献及各个少数民族文字记录的文献。另外，一些考古学资料、碑刻铭文、书画音乐等也应引起重视。只有这样才能突破传统史学中的单一政治更迭、王侯将相的桎梏，建立起一套涵盖社会各阶层、生活各方面、文化各层次等的立体化的民族志资料库。
二、深入总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学人类学思想，从传统思想中汲取智慧
目前，在民族学人类学界，主流话语依然在西方，最新的理论方法的突破也依然在西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若想更好地解释中国问题，走向学科独立、走向世界，必然要打破西方的话语垄断。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发展史入手，更要从中国博大精深的思想库中去汲取智慧；需要我们跳出西方表征话语，找到能与中国传统对接的方式，使得民族学人类学的含义能以原生态的面貌展现在国际学术界的宏大舞台上。
三、进一步加强田野调查的实践
虽然后现代思潮对于经典的田野调查方法提出反叛和质疑，但是这些质疑和反叛的声音也依然来自于最精细的田野作业。因此可以看出，田野调查方式无论何时都不会过时。想要进一步解释中国问题，仅仅靠历史文献的回顾，只能获得事件或者问题本身的只言片语，只有对问题本身进行精细的深入的共时性的考察，才能了解事情的真相和本源。所以，中国经验的总结最终还需要靠田野调查中对资料的搜集，也只有在广泛总结中国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并进行哲学层次的提炼，最终才能形成中国学派或者中国道路。
四、海外民族志或者世界民族的研究刻不容缓
民族学人类学传统上被认为是研究异文化的学科，但随着学科的发展，本土研究逐渐成为重要的潮流。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因为特殊的环境，从建立之初就开始本土的研究。在100多年后今天，国际交流愈来愈频繁，加强对世界上其他族群的研究显得迫在眉睫。从学理上看，中国经验的总结不仅需要在“自我”的研究中来获得，更为重要的是要从对“他者”的研究中汲取。对“他者”的研究就像一面棱镜，不仅能照出“自我”的高低矮胖美丑，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和文化提供反思，而且多元化多样性的研究，也能拓展视野，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最终实现中国学派在在前进中反思、在反思中前进。
五、中国学派或者中国道路是一个长久的永恒的任务
学术界的发展日新月异，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也突飞猛进，我们相信，中国经验的传播指日可待，中国学派的创立指日可待，中国学术的独立指日可待。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声音、中国话语必然响彻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并不是说在构建中国学派之后，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任务就要完成，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就要止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任重而道远，因为中国学派不仅要成为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多元中的一元、多样中的一样，更重要的是要再接再厉，使得中国智慧成为解决世界民族问题中的有效方法之一。这不仅是中国以大国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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