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乡村，怎样现实？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5:11:39 文艺报 刘 艳 参加讨论
乡土作家贺享雍创作目标是十卷本史诗性系列乡土小说“乡村志”，现已出版八卷（卷八《男人档案》，2018年1月出版），加上已经发表的《大城小城》（《中国作家》2017年第7期，2018年单行本也将出版），已经面世九个长篇。想以十卷本的鸿篇巨制的体量，从农村土地变革、乡村政治、民主法制等关及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打造成这样一个多卷本乡土小说系列，这在中国现代、当代乡土文学史上都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贺享雍在一篇关于“乡村志”的对话中表达了他的创作意图和美学追求：“以志书式的实录方式，来创作一部多卷本的长篇小说，将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历史，用文学的方式形象地表现出来，使之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一部全景式、史诗性的乡土小说”。这样的创作意图，显示了作家文学上宏大而美好的理想追求，但能否实现，对于作家本人及其创作，无疑都是一个重大且严峻的考验。读者和研究者，都会为这样的作家捏把汗，但随着阅读的进行，所有的担心和疑虑也逐渐消失了。 在贺享雍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柳青及《创业史》的写作成就在当下最好继承和传承。1960年因出版“反映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史诗性”的长篇巨著《创业史》，柳青被称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作家”。何西来对柳青和《创业史》的评价是中肯的：“《创业史》是柳青小说创作达到的最高成就，也是他个人创作生涯的终结。正是这部作品，决定了20世纪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流作家的地位。” 当下乡土小说的产量也可谓丰厚，无论是以贾平凹《极花》为代表、通过带有浓重社会问题性质的事件（拐卖妇女）所书写的“中国最后的农村”，还是像《带灯》等乡土小说所着意体现出的危机感再或者是书写乡村文化传统是如何在文化消费主义面前不堪一击……似乎都与柳青式文学书写——将写实的传统、文学为人生的传统和文学表现社会历史相结合的书写方式，有着或多或少显在的差异性。为什么贺享雍的乡村志小说能很好地继承和传承柳青《创业史》式书写传统？个人的文学造诣之外，对于乡村生活的熟知、身在其中和深入扎根，恐怕是核心和关键的因素。柳青当年就是真正扎根于农民中间。“他不仅在县里有领导职务，而且把自己看作农民中的一员，与他们同甘苦共欢乐。因此，他对农民有了很深的感情。”这些史料文献让人看到，一个高级干部宁愿放弃在北京和西安本该享受的优越生活待遇，穿中式对襟的衣服，戴农夫草帽、拄着拐杖，与皇甫村的农民和基层干部朝夕相处。据说，他的举止言谈和黝黑的面孔，已与当地农民无异。 中国从现代以来，鲁迅等作家涉及乡土的小说，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一脉，成绩斐然。但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们的乡土小说，多是他们在离开乡土多年以后回望乡土之作。写作中更多启蒙和知识分子立场，小说的隐含作者，在叙事动因方面，更多的是怀着启蒙家乡民众的一种外部观照的视角和眼光。包括当前一些作家写作乡土题材的小说，由于作家本人已经离开乡村多年，素材更多来自社会新闻，或者至少是灵感来自于各种新闻和社会消息。但事实证明，这样的改写并不成功，原因系对现实的重新叙事化的无力。作家面对的是他们不熟悉的生活，仅凭想象、根据新闻素材闭门造车式地来“虚构”故事，这样的写作，与贺享雍这样实际务农四十载，对乡村的一草一木皆熟稔于心的土生土长的作家写作，还是不一样的。无论是对于有乡村生活经验的阅读者，还是对于没有和缺乏乡村生活经验的阅读者和评论者，从贺享雍小说当中，感受到的是乡村生活的真实。贺享雍的乡村题材小说，不似当前有的乡土小说中存在明显的编造和假造乡村生活经验的嫌疑。比如《村医之家》中贺万山从小的成长环境，他如何给村子里的病人看病，他对本乡本土生长的那些中草药植物的了解，都不是不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所能了解的。《人心不古》中各种乡村生活场景，像佳桂喝农药死后，村主任端阳领着众人料理佳桂后事，化解危机，凡此种种的细节描写，都不是缺乏乡村生活经验的人凭想象能够写出来的。现实主义长篇写作，是否能够拥有足够的真实感，离不开细节的文学表达，细节的真实无比重要，它们是写作本身得以确立的根本。 “乡村志”小说的真实感和丰沛的艺术感染力，首先就来自于作家丰厚的乡村生活经验。为此《村医之家》用的是第一人称“我”（贺万山）的角度来叙述，至于时常会插入一句类似“大侄儿你说没累，那我接着讲”，可以看到是对古典文学讲述体的一种有意的借鉴，没有比第一人称“我”的讲述，更能够带来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了。但却明显不同于知识分子精英化叙述那种“自叙传”色彩的叙述方式，其情节和话语叙述的故事性、虚构性，也与非虚构写作拉开了距离。《人心不古》中的贺世普是主要人物，小说所写是他和妻子佳兰退休后回村生活的一段经历以及围绕他们发生的种种故事。但细心的读者很容易发现，这个回村的贺世普与贺家湾完全不“隔”，虽然在对于法律的理解上，贺世普好像与遵从“救活人不就死人”的贺家湾人，有点“隔”，但通过他的视角所讲述出来的贺家湾的风俗、民情、物事等等，全是带有地域性显著特征的贺家湾的标签印记，不是一个外来者从外部观照的视角，也不是那种从外部难以进入乡村内部和细部的叙事眼光和小说叙事方式。围绕老黄葛树所发生的种种故事和细节，乡土气息浓郁，绝对不可能是一个闯入乡村生活的外来者所能够细细描绘出的。贺享雍在所有这些小说的细部，显示了他写作的能力和功力。 从语言能力和小说技巧方面看，“乡村志”小说也都内蕴着值得挖掘的财富。在当下乡土小说写作中，贺享雍的写作让我们重拾对于这种题材创作的信任，重燃我们对乡土文学的希望之光。贺享雍的文学才华，成为他进行乡土小说写作的有效保障。他把四川的方言土语，自然融入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进入小说风俗、民情、物事的描写，但又不任由方言的铺排和恣肆。其乡土小说地域性特征显著之余，又不失其“中国性”——他的乡土小说可以让各个地域的中国人读懂和读得津津有味，不存在因方言和地方色彩过重导致的阅读障碍。贺享雍有很强的叙事能力，既具有场景描写的能力，同时又具有对人物心理和言行的精准把握，比如对佳桂和世国冲突的描写——佳桂挨打，佳桂喝农药前的场景和心理描写，将人物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显示了作家能够贴着人物细节描写的艺术功力。贺享雍还有很强的景物描写能力，常常是寥寥几笔，略加点染，便能写出乡村风景的诗意，使人有身临其境的真切感。 贺享雍的“乡村志”小说，已经远远超出了“地方志”所能够呈现和达致的记录和书写层面。他以真诚的写作态度、良好的文学修养和写作才华，让乡土小说这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流脉，在当下得到了令人欣喜的继承和传承。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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