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期起，我们将陆续发表对国内几家重要外国文学期刊主编的访谈，这些外国文学期刊为我们了解外国文学概况打开了形形色色的窗口。对话将围绕刊物历史沿革、办刊宗旨、刊物现状等方面展开。
——编 者
余中先：《世界文学》主编
黑 丰：《北京文学》编辑
黑丰：据知，《世界文学》刊物的前身是鲁迅先生于1934年创办的《译文》杂志，1953年7月由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创办。为了纪念鲁迅先生，继承他创办《译文》杂志的传统，刊物当时就定名《译文》(月刊)，并由茅盾先生担当首任主编。当时的刊物是怎么定位的，办刊宗旨是什么？
余中先：说到鲁迅先生等人办的《译文》，这当然是我们的前身，但那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继承。至于1953年创办的杂志为何仍以《译文》为名，我们可以用茅盾在“发刊词”中的一句话来解释：“为了纪念鲁迅先生当年艰苦创办的《译文》并继承其精神，这一新出的刊物即以《译文》命名。”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的刊物。新《译文》在开本、篇幅、文图并茂，以及某些体例的设置(如介绍外国作品须有前言或后记或作者简介等)诸方面都沿袭了鲁迅创办老《译文》时的做法。《译文》当时为月刊，篇幅200页左右，译载的均为文学名著以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国家的文学作品，并刊登世界文艺动态和插图作品。《译文》的首任主编是茅盾，副主编陈冰夷，编委会由戈宝权、茅盾、陈冰夷、董秋斯、楼适夷、罗大冈、丽尼等人组成。
黑丰：1959年《译文》(月刊)正式更名《世界文学》，1965年至1976年停刊，1977年复刊至今(计340期)，从《译文》到《世界文学》，从停刊到复刊，其办刊理念是否一致？在选编和译介上有何倾向性？
余中先：1959年1月(总第67期)起，《译文》改名为《世界文学》(在封二上继续保留了《译文》的原名)。因为从当年起，刊物革新了内容，在刊登外国优秀作品的同时，也发表一些由中国作者自己写的评论文章，以求帮助和引导读者更好地阅读外国作品。曹靖华继茅盾之后任主编，陈冰夷为副主编。在改名《世界文学》的那一期中，编者在“致读者”一文中强调：“尽管我们刊物的内容改变了，但是继承鲁迅先生的《译文》的光荣传统，是始终不变的。”
1965年因国内文艺界整风，《世界文学》停刊一年。从1966年起，《世界文学》改为双月刊，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刊物仅仅出了一期便从3月起停刊，一停就是10年多。1977年10月，《世界文学》复刊，作为内部发行的试刊，共出了两期(双月刊)，不在总编号之内。促使《世界文学》在当时复刊的重要原因，首先是1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学读物的期望十分殷切。复刊第一期的“编后记”中，已经强调“介绍和评论各国文学应当从实际出发”，“反映外国文学的实际面貌”。这大致可解释复刊的指导思想。在中央提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之前，《世界文学》就在讲“实际”了。但由于当时还是“两个凡是”的时代，我们在介绍外国文学时，还有不少束缚，例如，苏联鲍里斯·瓦西里耶夫的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当时分两期在1977年试刊上连载登完，但为了能让作品发表，编辑部还是把它称作“修正主义文学标本”，供批判用。
由此回想“文革”之前，《世界文学》一度跟随苏联，发表了很多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作品，一度又反帝反修，发表了亚非拉各国的不少“进步”、“独立”作品。当然，即便在那个时代，杂志对欧美的经典作品的介绍也没有中断。
改革开放后，《世界文学》对外国作品的介绍逐渐走向客观公正。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刊物发表的作品是相当有分量的，也是相当有眼光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国内的外国文学出版事业还不完善，《世界文学》等刊物在介绍外国文学时，几乎是仅此几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革”10年的中断以及拨乱反正带来的思想解放，让许多亟待介绍的优秀外国文学作品蜂拥而入。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90年代后就走向了平稳。
黑丰：随着极端工具理性时代的到来，休闲和消费越来越成为了人们的一种时尚。大众社会的文化工业制造着文化趣味和文化要求。人们要求纯消费、“故事会”阅读，要求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朦胧不读，“艰深”不读，“诘屈聱牙”不读，多种理由可以不读。作为一本严肃的纯文学刊物，尤其是一本具有广泛声誉与深刻影响的外国文学刊物，面对如此“严峻”、“陡峭”的市场环境，你们是否考虑有所调整，在选稿、厘定、编译的标准上是顺应读者“口味”，还是有所执著，将改变、引领和提升读者美学趣味放在第一位，把建构和重塑人的精神品质放在第一位？
余中先：有些话不用多说，事情做来就行了。我们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形势意识到，整个世界的文化越来越体现出商业化、产业化的倾向，阅读——尤其是文学阅读——越来越让位于视听媒体的传播。国内也已发生此类的转向：文学不再作为人们业余享受的主要精神食粮和娱乐形式。但我们始终认为，在这一文化转型的大环境中，《世界文学》并不随着世俗趣味的改变而改变自身原来的办刊方针。我们坚信，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人们文化结构多层次多差异的国家中，《世界文学》应该为那些渴望了解世界各国的经典文学、了解各国文学发展动向的人们，保留一个窗口，提供一片风景。
所以，尽管国内的一些刊物纷纷改版，改方针，改内容，我们却始终没有大改，依然承继着鲁迅、茅盾等先辈的一些做法。当然，也要考虑与时俱进，我们的栏目多少有些改动。一开始有的小说、诗歌、散文、剧本、评论等栏目依旧存在，又增加了“文化交流”、“外国文学资料”、“世界文艺动态”、“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文坛热点”等，以期更为丰富多彩。
黑丰：《世界文学》被人们誉为是一本“为中国文坛引来‘天火’的杂志”。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一“天火”和作为“盗火者”的《世界文学》？作为发明“火”的古老国度，我们需要“天火”的熊熊燃烧吗？
余中先：“天火”的隐喻本是神明所握的秘密之“火”，有些像“潘多拉之盒”，不是凡人能动用的。当然，隐喻也在变，多年来，“天火”之喻已经引入了新的外延和内涵。
中国读者需要外国文学的滋养，恰如大地上的凡人需要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界之火。在鲁迅时代，盗“天火”也可以说成是“为奴隶贩运军火”，或是“拿来主义”。后来，大致可以用“洋为中用”来概括，尽管，“汲取外来文化”上面加了很多框框的约束和限定，如“先进”、“革命”、“批判”、“现实”，等等。但如今在多元文化与经济一体的矛盾世界中，我认为，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大可不必加什么思想意识方面的框框，了解人家，就应该全面、客观地了解。人家的文学是什么样，就把它原原本本地介绍过来。选择标准就是文学价值。
我个人认为，文学的“天火”不是熊熊燃烧的大火，而是烛照心灵的微明之火。一方面，文学不会成为改造世界的有力工具；但另一方面，文学毕竟是人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最好文本，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文明的有机构成成分，而且是最深刻、最内在的成分。它不同于种种的流行文化，只要人存在，文学就在。它对人的影响是基本的、骨子里的。外国文学对中国读者的影响也将是普遍性的、人类共通的，我们都见一见为好。
黑丰：《世界文学》除刊载外国优秀文学作品外，还辟有“文化交流、国外通讯、评论、文摘、书评、简讯、译坛纵横、外国文学翻译出版漫笔、作家谈创作、编译者序跋、外国文学资料、世界文艺知识、世界文坛热点、世界文艺动态、文学史话、作家逸事、中外作家答本刊问、外国作家谈外国作家、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中国诗人谈外国诗、中国文学在国外、文学讲坛、《世界文学》的故事”等。想法相当不错，但从目前出版的《世界文学》来看，固定的栏目就那么几个，为什么栏目有的隐而不见？
余中先：有一些栏目还是比较正常的，几乎每期都有，有的栏目是不定期的，有的则是临时性的，如“中外作家答本刊问”。还有一些栏目如“外国文学翻译出版漫笔”，很难得到有见地而又不失偏颇的文章。我们每期320页，除了介绍作品之外，剩余的篇幅就很少了，这也是我们许多栏目多为“不定期”的原因。
黑丰：思想或思潮我一直比较关注，因为它们可以让人反省一些东西，可以成为一个人新思想的“充沛而强劲的源头”。为什么《世界文学》没有关于“国外文艺思潮”栏目呢？可以将他们的宣言、口号、文献资料、代表作建档，归于一处集中刊出。这种工作不是说没做，但很少，没有专门的栏目。不知以后是否有所考虑？
思想与语言、现代与传统、现实与超现实、写作与当下的困境等都有自己的交点和焦点，《世界文学》是否考虑对世界文学创作中的“交点与焦点”予以关注？
余中先：这个意见很好，思潮很重要，但翻译起来很难。目前国内已经有很多外国文学思潮的作品出版，但翻译得好的很少。首先，有理论思想作品不好译的原因；再有，欧洲的许多思潮，在欧洲并没有太大反响，经过美国，便成大气候，转而影响到中国，但翻译多为英语的转译，中间有误解，有丢失，有缺损。
目前，文学世界应该没有什么重大流派，重大思潮，也缺乏大师和传世杰作。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文化产业化的趋势，导致各国并无大波折，无大苦难，也很难有大作品出来，需要等待。我们研究外国文学只有等待，总不能把人家二流的作品吹捧为一流或超一流吧。
黑丰：探讨一下翻译问题。您是享誉国内外的翻译家，获得法国政府授予的文学艺术骑士勋章。我知道译作“总是晚于原作”，而且译作总是生生不息的“原作”的延续和它们后世的“潜在永生”。 翻译是艰难的，但仍是可译的。那么如何将原作中的“魂灵”成功地移植到译作中去，或者说如何在译作中召唤原作葳蕤森林中的“魂灵”？你如何看待严复提出的“信达而外，求其尔雅”的理念？您认为严格按此理念实施，译作可“信”吗？
余中先：我只有翻译的实践，没有翻译的理论。有的人谈翻译，专谈理论，但拘泥于理论探索，缺少鲜活的实际例子。有人谈翻译，专谈实践，比如我就是这样，我自己平时只注意细节，不太能把握理论。当然，对我自己的翻译，我有一些经验教训总结，对别人的翻译，因为读得多了，也能看得出优劣良莠。用最简单的话来总结，我认为，文学翻译只要做到两点，大致就可算得上是好的译作了。一是，能忠实地理解外语原文，包括感觉到其语言特色；二是，用通顺的汉语来表达，包括用同样的文体来转达原文中的语言要素。这大概就相当于前人所说的“信、达、雅”了吧。
脱离了具体的文本，翻译中的有些东西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总的说来，我认为翻译没有什么捷径，要认真，要老实，要细心，要敏感，不耻下问，多查词典。外语和汉语要有相当的基本功，语言水平高了，翻译的水平也提高了。
黑丰：您除了主编、翻译家身份以外，还写作，除此外，您还有其他身份和爱好吗？您是如何统一、区分、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的？
余中先：我近20年里确实做了不少的翻译工作。这星期有个粉丝跑来见我，背来了我的翻译和写作作品让我签名，我发现竟然有三大旅行袋。我的那几十本译作，主要是在平时抓紧了点滴的时间翻译出来的。出版人陈侗曾经说过，我是“牺牲了每一个晚上和周日”来做翻译的，他的话大致如实。比如，我出差时，总带着要翻译的书，可以在机场、火车上工作。在地铁上，我也可以阅读。早晨起床后上班之前，我还有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可以看稿子、做翻译。
另外一点，我翻译的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是新小说，或午夜出版社的作家的作品，他们可以说大致上有某种共同点，对文字很讲究，我翻译他们的作品多了，会有一种熟悉感，这有助于我提高工作的效率。
黑丰：我听说《世界文学》的网络很糟糕。某读者曾在《世界文学》网站上搜索它的历年总目，结果很失望，一无所获。被搜的还有《译林》，说“这两本杂志提供的数据太不准确”，“《世界文学》的内部数据搜索引擎又太烂”(我也查过，确实不好找)。这是怎么回事？不知《世界文学》关于网站和网络版的建设方面有何新的思路、规划和补救措施？
余中先：确实，我们没有专人做网络。杂志现在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主管，外文所有一个网络小组，在帮助我们做这方面的工作。社会上有一些人曾跟我们联系，要做《世界文学》的网络工作，但社科院外文所领导坚持由院所统一考虑各家杂志的网络建设。这方面正在做，但估计速度会不紧不慢。对不起读者了。
黑丰：《世界文学》以前用纸很白，也反光，看久了眼睛疲劳。好像从2010年开始，用纸好多了。其他如封二封三还是精美的外国文学名著插图、美术作品，封面还是作家肖像，页码还是那么多：320页。在新的一年里，想到过改变一下吗？是否考虑增加内容增添页码？另外，《世界文学》国内外订户情况怎样？谢谢！
余中先：2010年以来，杂志的用纸有了改进，同样320页的杂志，放在书架上明显比早先的厚了一些。外表上，《世界文学》从2000年以来一直没有大变，为的是让人从其他书刊中一眼就能认出来。我们可能有些保守，不太想在外表上多改动。
国内的订户近年来一直稳中有落，这与我国国民的阅读尤其是青少年的阅读状况大致一致。至于国外的订户，原本就少，现在一直也很少，但一些图书馆是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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