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叙事的变奏
http://www.newdu.com 2017-12-25 文艺报 周卫彬 参加讨论
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乡土文学的成就无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最为醒目的标志之一，从鲁迅、废名到韩少功、莫言，其叙事的模式不断转型，而在一体化以及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当下，乡土文学的叙事又在发生着新的转变。特别是自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以来，“进城”与“返乡”之叙事成为作家反思乡土的重要手段，当乡民的命运发生改变的同时（最显著的变化即是农村人变为城里人），乡土文学也因新的叙事资源的出现，悄然发生着“裂变”。但当下的“城”与“人”已完全不同于“漏斗户”陈焕生与小县城，作家们试图从“乡土文学”的历史境遇中，寻找新的突破口，比如诗意栖居的破灭、城市对于乡民的异化、人性的焦灼等等，因此，当我读到顾坚的长篇小说《青果》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种完全有别于城乡对立的叙事模式，一种全新的真实的乡民形象，一种在高考失利、城市户口失手的境况下，希冀通过自身的奋斗成为“新乡民”（“新市民”）的青春形象。在这部小说中，城市直接作为一个美好的梦想，而不是乡土的叛徒，城市的染缸非但没有让乡民丧失传统的伦理道德，而是使他们在挑战命运的战场中，释放出巨大的力量、勇气以及淳朴的人性，顾坚凭借这部小说，完成了他对高考这个乡民“鲤鱼跳龙门”关隘的批判与谅解，实现了人在城乡角色转化中的统一，进而在乡土叙事的变奏中，实现了对于乡民存在境遇的现代性诉求。 在顾坚迄今为止创作的几部长篇小说（《元红》《青果》《情窦开》《爱是心中的蔷薇》）中，我以为《青果》是最接近其亲身经历的一部小说，我们甚至可以看到顾坚跃跃欲试地想要跳出叙事对象发声，当然，最终他放弃了这种破坏小说形象的做法。但是，我们正是在这种无比真切的叙事中看到了一种极为真实的人物形象，“金龙”其实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他们从一个看似落后的起点出发，越过迷惘、骚动与混乱，最终遇到一个澄明、笃定的未来。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所要经历的种种艰辛自不待言，重要的是，他们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曾经不断修改的我们想象的城市，那个当下我们置身其中时常感到困惑的地方，却出乎意料地散发着乡土传统的光芒。亲情、友善、抱团取暖，这些几乎是传统乡土伦理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城市的霓虹闪烁中，非但没有迷失、衰减、损耗，而是变得更为清晰动人。我们或许可以反过来说，当金龙、银凤、宝根、春英这些异乡人来到城市，他们一往无前地不断向自己命运的高地发起冲锋，在青春勃发的无垠光芒下，城市其实成为一个新的乡土实验场域，一份不断延伸、不断修改的乡土版图。也许有人会说，从根本上说，顾坚仍是乡土命运的表现者，城市只不过是用来阐释乡民在当代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命运放到更广阔的历史境遇中加以考察，我们就会看到小说背后宏大的视野与无比自豪的自信心：正如乡土日益成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必然也是乡土的一部分。或许，这正是这部小说关于历史与城乡变迁的寓意。 我们或许可以将之称为城乡融合叙事，正如评论家郭艳所言，“市场价值伦理和乡土情义是相悖的，《青果》很好地将二者融合到一起。”但是，这种融合并非易事，因为金龙、宝根他们在随着城乡变革的同时也被改变着。在他们进城的途中，乡民身份就像他们的生存密码，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所以他们必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来打破这种局限，才能实现步步为营。我注意到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我认为这个细节对于后面的情节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多年之后，当金龙在长征菜场再次遇到银凤的时候，他的年轻的自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高考失利就像城乡变革中的疤痕，深深地刻在他的心上，从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非但没有考上大学，甚至沦落到摆地摊的地步，这种作茧自缚的心理结构，其实是乡土与城市变迁中传统与现代的分化所导致的复杂心态。“银凤的出现如同一块酵母，让很多从前杂糅在一起的事情以相当敦实和亲切的形式呈现出来”，“回忆到最后的结果是痛心不已”，这一结果直接对后来金龙到底要不要继续复读与要不要放弃与银凤的爱情之间的矛盾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即是说，当金龙自以为在城市立足的时候，曾经的高考失利轻而易举地击溃了他的自信心，一边是城市的奋斗者，一边是乡村的失败者，在这二者的凝望与对视中，充满了小说的丰富性与人性的真实。此时，城市与乡村不仅仅是生存空间或者说地域意义和社会形态的区别，而是文化形态和伦理经验的区别。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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