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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翎:在异乡书写中国故事(2)


    从个人的创作经历来说,我的“中国故事”配方里一个必不可缺的元素,就是中国语言。我经受过七年正规的英美语言文学系统训练,用英文书写一个故事,应该不算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我曾经尝试过用英文改写一部已经用中文发表过的小说,最后发现改写过的成品是一个“四不像”,原作小说字句段落之间隐含的社会历史人文因素,在经过另一种语言的过滤之后几近丢失。而且我在母语中具有个人特色的行文风格和情绪表述,在转换到另一个语种之后,突然变得笼统和苍白,意义虽在,特色尽失。语言作为载体有时和被承载的内容一样重要,是一个视角、一种观察、一种情绪的表述出口。每一种语言本身都具备了与它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密切相关的机智幽默嘲讽隐喻双关,这些因素在另一种语言里失去了生存的根,失去了生命灵气,变得刻板呆蔫。改写之后的英文小说显得平庸无趣,不伦不类。我这才意识到,特定的文化表述必须借助特定的语言工具,所以从那时起,我就放弃了用英文写作的尝试。
    我的“中国故事”配方里的另一个重要元素,是人物。我在北美生活了30年,并且做过17年听力康复师。工作为我打开了一扇观察北美社会的窗户,使我得以深入那个社会的生活构架之中。在职业生涯里,我接触过无数个从战争中归来的退役军人,也为许多难民做过听力康复。这些人亲历了战火带来的灾难以及骨肉分离的痛苦,使我对苦难的观察,有了一个新的维度,也使我对“疼痛”和“创伤”这一类话题,有了全新的理解和认识。《劳燕》里阿燕被战争带来的耻辱碾压成尘土,却在尘土一样的卑微中找寻到一条生存之路;《余震》里李元妮被灾难逼到墙角,必须在自己的亲生儿女之间做出残酷的生死抉择;《金山》里方得法家族四代人为了生存,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骨肉分离;《阵痛》里勤奋嫂母女为了生命的延续,可以用匍匐的方式承受任何屈辱……这些人物身上,体现了许多病人带给我的创作灵感和生命启示。但我却从没有想到把某个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美国二战老兵,某个在“沙漠风暴”中听力和心灵都受到创伤的美国年轻退役军人,塑造成我小说中的主人公,尽管我熟知他们的故事。他们给我的感动是普遍意义上的感动,我无法把这些感动直接转化为我的人物,因为他们和我之间不具备相同的文化基因。我必须使用我的文化过滤器,将这些感动转化到和我分享同一种文化基因的中国人物身上去。文化基因是文化血液的承载物,很难在后天培育,所以尽管成年之后在异国他乡生活多年,我依旧无法创造出一个外国的故事,因为一个作家无法跨越他的文化基因。当然,在我的小说里也出现过外国人形象,但他们都和我的中国主人公产生了深入的互动和交融,我没有办法想象自己能创造出一个全然游离于我的中国元素之外的“跨基因”人物。
    这些年里,我的写作一直是错位的:在一个英语国家里居住,却用母语写作,我的发表渠道和读者群体与我的居住地遥隔千里;我一生都在逃离故土,却在孜孜不倦地书写那个我一直都在逃离的地方;我明知道已经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园,却在试图通过写作一次次地回归故里。我不需要专门去思考如何书写我的“中国故事”,因为它已经在我的血液里,在我的认知经验中,在我每一根观察世界的神经触须里,它牢牢地把守着我创作灵感的出口。我唯一需要认真对待的,是如何诚实地面对我的认知经验,在把它转换成文字的过程中,尽可能让它少受干扰和污染。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