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不同民族的文学中，找到许多作家对虚伪做作的利益表示彻底的忠诚，而对人类本性的正常[要求]却一点都不关心。这些作家可能不是撒谎家；可是他们的作品却是虚伪的，除了涉及形式方面的以外，我们无法承认其中还有什么价值。
——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
甚至那些最有教养、同时还是性格活泼、心地温和的人，在实际生活中，也很容易放弃他们的思想和计划，很快就跟围绕着他们的现实相妥协，虽然在言论上，他们还是在不停地说这种现实是卑鄙而且肮脏的。
——杜勃罗留波夫：《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是由两个不同的时辰和色调构成的。它是黄昏，也是黎明，是晦暗的，也是明亮的。在政治上，它简直就是令人难挨的漫长冬夜——俄罗斯需要政治改革，也曾进行了政治改革，但是，改革后的俄罗斯社会，就像一个刚醒来又睡去的懒汉一样，重又回到了僵滞的故态里去了，正如别尔嘉耶夫所批评的那样：“俄罗斯是那么滞重，那么懈怠，那么懒惰，那么沉溺于物质，那么苟安于自己的生活，简直无法挪移半点。”[1]
然而，在文化上，它却仿佛春天明丽的早晨，文学、音乐、戏剧、舞蹈、绘画等艺术样式，都充满巨大的创造力，呈现出令人惊叹的繁荣和成就。在政治的黑暗的天幕上，俄罗斯的文学群星，显得尤其灿烂夺目。这一切似乎告诉人们：文学生长和繁荣所需要的外在条件，其实并不复杂——只要给它最基本的自由和安全感，就可以了。
在评价杜勃罗留波夫的时候，在阐释他的文学批评的时候，必须将他放在俄罗斯的暗夜的背景上。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理解他的文学思想产生的深层原因，才能看到蕴涵在他文字深处的光芒和价值，甚至才能理解他的生命为何如此迅忽而短暂。
他是一支精神的烛火，为了照亮俄罗斯，短时间内，就燃尽了自己。巴纳耶夫在怀念杜勃罗留波夫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很沉重的话：“大家都知道，一切有才能的俄国人不知怎么都活不长……”[2]唉！心灵上承载着俄罗斯的苦难，他们怎么可能活得轻松呢？现实如此令人不安和焦虑，他们怎么可能活得长寿呢？极端落后的农奴制和等级制，严重的权力腐败，普遍的贫穷和司法不公，底层人的苦难，无辜者的眼泪，凡此种种，无不折磨着俄罗斯作家的良心，刺激着他们的人道主义情感，使他们很难有什么好心情。世道如此，心境如此，欲不早死，亦难矣哉！
在英年早逝的俄罗斯文学家中，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属于最年轻的一个——1861年，刚刚26岁，便在现实的沉重压抑和疾病的痛苦折磨中，赍志而殁。他年岁虽少，精神的成熟度却很高——博览群书，好学深思，熟知俄国文学。涅克拉索夫评价曾这样评价他：“他是那样一个又聪明又成熟的青年，更主要的是——他对俄国文学居然那么熟悉，不知他是什么时候做到这一步的？我发现他读过好多书，并且理解得很深。”[3]车尔尼雪夫斯基比他大8岁，却非常尊敬他，像对 “一个同学一样”[4]。
屠格涅夫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存有很深的偏见。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你是一条蛇，但杜勃罗留波夫是一条眼镜蛇。”[5]然而，就连他也很在乎这条“眼镜蛇”对自己的态度，希望他能来拜访自己。怎奈杜勃罗留波夫卓然独立，从来不趋奉文学权威。这让屠格涅夫很不高兴，批评“新的一代”是“精神上的畸形人”，“冷淡，片面，对审美完全缺乏热情，仿佛他们都是死人似的”。巴纳耶夫不同意屠格涅夫的看法。他为杜勃罗留波夫这代人辩护：“现在的青年比我们在那个年岁的时候更聪明、踏实，信仰也更坚定。”[6]显然，在这些心性各异的文学前辈眼中，杜勃罗留波夫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非凡人物。
文学是一种典型的人格现象。文学的精神品质和伦理高度，取决于作家的人格状况。就人格来看，杜勃罗留波夫也是俄国知识分子中的典范。他的一位传记作家说：“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他严格信守真诚、自然、淳朴的做人原则，深切强烈地谋求社会利益，杜勃罗留波夫要求文学也有同样的品质。这就是50年代末，最典型、最卓越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7]他的同时代人巴纳耶夫则这样评价他：“杜勃罗留波夫的活动是短暂的（总共只有四年半），但却硕果累累，令人惊叹……他的名字将永垂俄罗斯文学的史册。……是的！他的力量确实巨大。他是近二十五年来所有文学活动家中性格刚毅坚定、品德高尚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的言行从不自相矛盾，他的所作所为从未一丝一毫、哪怕纯属无意地偏离自己的信念。在他这种年纪很难见到第二个人比他更加严以律己……”[8]道德高尚的人像才华横溢的人一样少见，而同时集高尚和才能于一身的人，就更为少见，就此而言，杜勃罗留波夫像别林斯基一样，属于高尚而有才能的人。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杜勃罗留波夫也同样是一个难得的杰出人物。他比普列汉诺夫更亲切，比车尔尼雪夫斯基更灵活，比托洛茨基更谦逊，比卢那察尔斯基更稳定，比梅列日科夫斯基更有现实感和人间气息，而日丹诺夫跟他比起来，简直就是一个野蛮人。在文学批评上，他像别林斯基一样正直和勇敢，也像他一样有着渊博的知识和成熟的文学鉴赏力。他凭着精微的感受力、可靠的判断力和稳定的个人风格，跻身于俄罗斯第一流批评家的行列。他的文学批评，虽然也有思虑未周之处，但即便今天来看，仍然具有“芬至今犹未沫”的价值。
一、批判与服务：介入性的社会学批评
如果说，正义感和同情心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在人格和心性上的突出特点，那么，介入性和功利性则是俄罗斯文学和文学批评的重要原则。几乎所有十九世纪重要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家，都是关注社会问题的行动主义者。他们通过评论写作介入现实生活。他们相信善的价值，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视文学为促进社会进步和心灵净化的巨大力量，因而特别强调现实感和功利性因素对于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拒绝过度专业化的“纯审美”和“纯文学”理念。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理念和精神，俄罗斯文学才成了政府之外的政府，法庭之外的法庭。
杜勃罗留波夫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介入型知识分子和文学批评家。在他看来，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它的巨大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它的社会内容、思想深度、情感力量和伦理意味。由于“为艺术而艺术”是一种更为流行的倾向，所以，就像思想成熟后的别林斯基一样，杜勃罗留波夫将批评的锋芒，首先指向那些排斥社会内容和伦理内容的“唯美主义”。在他看来，一个时代的文学越是正常和健全，发展得越是蓬勃有力，就越不可能成为“唯美主义”的文学。他尖锐地批评那种与现实和文学隔绝的“衰弱无力”的唯美主义批评：“这种批评的门徒们既然去搜索一种死气沉沉的完美，把一种衰朽的、对我们毫不相干的理想表现给我们看，把那些从美的整体上割裂下来的碎片向我们猛掷，他们就常常离开生气勃勃的运动，对新的、活跃的美闭起眼睛，不打算了解新的真理，生活新进程的成果。”[9]文学要与社会生活保持密切的关联，应该成为帮助人们认识生活和改变生活的巨大力量，就像巴纳耶夫在屠格涅夫面前替杜勃罗留波夫辩护时所说的那样：向读者说明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所以，在解读《家庭纪事》的《童年》部分的时候，杜勃罗留波夫就放弃了那种连篇累牍的“纯美学”批评模式：“我们决定，还是不要通过详细分析《童年》的艺术上的完美和缺点把读者弄得疲倦来得好。”[10]他更为关注的，是意义世界的问题，是那些与人的自由和尊严密切相关的大问题，于是，便选择了社会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的批评方法。
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含着道德意味的精神现象。道德问题是文学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这是因为，在社会生活中，总是存在善与恶的冲突，在人物的心理和行为中，也总是包含着丰富的道德内容和伦理内容。所以，无论以什么样的名义，都不能把道德和伦理问题从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切割出去，否则，就会从根本上削弱文学的价值、力量感和影响力。一个成熟的作家，不仅从来不否定文学的道德性，而且还以积极的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具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即努力通过自己的写作，来培养人们的内心的善念，提高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意识和能力。就此而言，文学实在就是一种社会性和伦理性的精神现象。
杜勃罗留波夫特别强调文学的道德价值，认为关注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对于当时的俄罗斯来讲，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这方面太薄弱，很不稳固，连我们这些代表人物都是如此，更不用说群众了。”[11]他将追求社会性的善，当作评价一个作家或衡量一部作品的标准：“衡量作家或者个别作品价值的尺度，我们认为是：他们究竟把某一时代、某一民族的[自然]追求表现到什么程度。[人类的自然追求，用最小分母归纳起来。可以用这个词儿来表达：‘要大家都好’。]”[12]“要大家都好”，这看似平平常常的一句话，却包含着文学最美好的心情态度和最高尚的伦理精神。
在杜勃罗留波夫看来，文学写作有两个功利主义的向度：一个是批判，一个是服务。前者向外指向社会，指向那些需要批判的消极现象，尤其是指向权力；后者向内指向一切人，尤其指向那些需要同情和帮助的陷入困境的人们。就前者说，文学体现出的主要是质疑的态度和批判的锋芒，就后者说，文学则要有一种同情的态度和服务的性质——服务于人的解放和幸福，服务于人的人格发展和精神生活的进步，具体地说，就是作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要为人们所了解和认识，要能引发人们的同情和共鸣，从而对改变他们的精神生活和外部生活产生积极的作用。
在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意识中，伟大的文学首先是一种批判性质的精神现象，因而，它不仅要克服内心廉价的“肯定现实的冲动”，而且，还要遏制轻飘飘的个人欲望，转而表现沉重的“社会欲望”。它必须有尖锐的问题意识，关注公众感兴趣的那些重要的社会问题：“文学，一向就是社会欲望（的）第一个表达者，它把它们表现得更明白，它通过对一切已经接触到的问题严格而思虑周详的观察，来节制它们的力量。文学显然已经获得了社会的意义：它几乎特别关切那些引起公众注意的问题。”[13]同时，文学也是一种“服务”，是一种为公共事业服务的手段：“概乎言之，文学是一种服务的力量，[它的意义在宣传，它的价值决定于它宣传了什么，是怎样宣传的]。”[14]那些充分发展了的、成熟的文学，就是以一种自觉的、独立的方式为社会服务：“文学继续忠诚地进行自己的事业：为改善公共事业而服务，它认为这是自己的神圣使命。它已经永远离开襁褓时期了，现在随便发生什么事情，无论是看门人祝贺庄严节日的祝词，无论是某一位绅士欢迎某一位官员的奴气的颂歌，无论是祝贺什么有焰火和彩灯表演的节日的饮酒颂，这些在文学里面，已经都得不到公民权了。文学积极地继续着它的暴露，继续号召追求一切善良而崇高的事业；它照旧向社会申说关于正直和有益的活动……”[15]显然，杜勃罗留波夫所说的“服务”，不是一种被动的、缺乏个性和个人自由的消极行为，不是卑贱地服务于那些高高在上的人，而是，作一种高尚、自由而崇高的事业，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服务。
不仅如此，文学的服务，还应该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加巨大的力量——要能发现人类心灵生活的真相和秘密，要能帮助人类深刻地认识自己的生活。他以莎士比亚为例，阐述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他的剧本中有许多东西，可以叫做人类心灵方面的新发现；他的文学活动把共同的认识推进了好几个阶段，在他之前没有一个人达到这种阶段，而且只有几个哲学家能够从老远地方把它指出来。这就是莎士比亚所以拥有世界意义的原因：他指出了人类发展的几个新阶段。但是因此莎士比亚就站在平常的作家队伍之外。”[16]可见，杜勃罗留波夫所说的“服务”，还有一个更为高远和开阔的视野，而不仅仅拘囿于以“时代”和“现实”为藩篱的有限范围。
在杜勃罗留波夫看来，谢德林的《外省散记》，就体现着“介入性”与“服务性”。用他的文学社会学的评价尺度来衡量，似乎只有谢德林和他的《外省散记》属于够格的作家和作品。他高度评价谢德林的批判性质的写作：“谢德林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离开他的舞台，继续进行着他的崇高的斗争，一点都不露出精力枯竭的样子。”[17]他将谢德林当作“社会欲望”的表达者，而他的《外省散记》则是表达“社会欲望”的典范性文本：“反对官僚贪污的呼声高扬起来了，——于是《外省散记》中，也出现了一连串出色的文章，对一切小官吏的黑暗勾当进行无情的挞伐和揭发。到处都可以听到辛辣的责骂，没有一个人想到去反对它。”[18]至于其他作家的作品，虽然也有可称道之处，但在批判性和抗议性方面，似乎都没有达到谢德林的《外省散记》的高度。他之所以言过其实地肯定和揄扬谢德林的作品，是因为，他从中看见了自己所提倡和欣赏的介入精神和批判精神，是因为，他从谢德林身上看见了一个作家应该具有的勇气——“敢于带着文学这个有力的武器，冲到这个不流血的战场上去。”[19]
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批评，也忠实地实践着自己的文学主张。《前夜》里的英沙罗夫说：“我终于走上最后一步：从抽象的正义的法律我转到了人类幸福的更现实的要求；我使我的一切怀疑和智慧最后都集中在一个公式上：人和他的幸福。”[20]杜勃罗留波夫高度评价英沙罗夫和叶连娜身上的高尚品质和利他精神，将他们所体现的善，界定为“积极的善”。他说，“我们需要像英沙罗夫似的人。”[21]事实上，杜勃罗留波夫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人的平等和解放、自由和幸福，都是他特别关注的问题。他尖锐地批评俄国的落后制度。在他看来，这个制度是俄国社会一切不幸的根源：“归根结底——所有原因，又要归结于我们过去一切内部灾难的那个重要来源——对人们的奴役的统治。这种统治造成统治者的无忧无虑，他的懒惰、骄傲以及蔑视那些命里注定要为他的欲壑而劳瘁的人。”[22]他在《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中提出了“公开精神”和“官方人物”等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到现在为止，还是缺乏公开精神，只除了官样文章；我们到处碰见的不是充满活气的人，而是在某个部里服务的官方人物”[23]。作为批判型的知识分子，杜勃罗留波夫的气质和思想，他的诉求和理想，与那些平庸的“官方人物”，判然两样，迥乎不同。
他是一个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和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家。
他紧盯着被暗夜笼罩的苦难的俄罗斯。
他密切关注底层社会里被奴役者的境遇和命运。
在自己的文学批评话语中，他尖锐地表达了自己对官方俄罗斯的不满。
他渴望光明，因而，便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里，看见了“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
他喜欢怀疑和追问。他将怀疑变成了自己的第二天性。
他总是向自己和读者提出这样的问题：“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
他的几篇重要的文学批评文章，都有一个疑问句式的题目。
这些题目所包含的问题，都是沉重而尖锐的大问题，是一瞬间就会让人有刺痛感和惊醒感的大问题。
这些问题，就像深深地扎入时代穴位的针刺，就像照亮俄罗斯夜空的闪电，唯有思想、激情和勇气者，才能想出来，才敢提出来。
是的，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批评是一道耀眼的精神闪电，而他自己则实实在在就是“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
二、人民性：一种关联与一种偏见
文学是一种建构意义的精神创造活动。这种意义与他所关涉的对象有密切的关系。只在封闭的自我结构中展开的叙事，无论它多么新奇和卓异，它的价值和意义都是有限的。文学关联着他者。越是伟大的文学，越是能摆脱封闭的自我意识，越是能在积极的意义上建构与他者的关联。判断一个作家是否伟大，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他的作品是否能在最大的程度上建构起这种关联性，即唤起读者的普遍共鸣和全社会的极大认同。
杜勃罗留波夫用“人民性”来表达自己对这种关联性的认识。在他看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写作：一种是作家自我陶醉的写作，一种是与人民的经验密切相关的写作。就前者来看，无论作家多么自我陶醉，无论他对黄玫瑰色彩云的描写得多么生动，无论他把喝醉酒的庄稼汉从袋里摸出鞋后跟的故事叙述得多么动人，他的写作都很难获得人民的理解和认同。他在《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中说：“人民大众和我们的兴味是大异其趣的，我们的痛苦他们并不理解，我们的兴奋，他们也是觉得可笑的。我们是为了少数突出的人，是为了为数不论多少总是不足道的小圈子的利益而行动，而写作的；因此我们通常的眼光就狭窄了，愿望就渺小了，一切见解和同情都带着局部的性质。即使他们所解释的题目是直接触到人民，是使他们感到兴味的，也并非从大公无私的观点，从人的观点，从人民的观点来解释，而一定是着眼于某一个派别，某一个阶级的局部利益。”[24]他甚至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和方法来分析问题，从“政治经济学”和“阶级”的角度考察了“西欧文学”，批评它“时常受到派别和阶级的精神所左右，只有在少数局部的现象中才达到一种超过了集团或是某几个特殊人物的局部利益的纯粹人的观点。”[25]
人民的境遇，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被奴役者与被压迫者的命运，是杜勃罗留波夫特别关注的问题。在阐释阿克萨柯夫（亦译“亚克萨柯夫”）的《家庭纪事》的时候，杜勃罗留波夫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就是农奴制下地主与农奴的关系，就是如何在乡村社会建构一种文明的、平等的社会关系。他批评地主的“残酷、无知、愚蠢的骄傲”，认为他们“羞辱了贵族阶级的荣誉”[26]，也分析了农民的“毫无抵抗”和“逆来顺受”的人格形成的原因，分析了乡村地主家庭内部残缺的家庭道德与畸形的人际关系形成的原因。他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俄罗斯的农奴制，进而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农奴制的关系已经渗透到旧时地主尤其是乡村地主的全部生活中去，甚至在地主的家庭玩乐、亲属关系、子女教育这些不可能见到它的地方，也都显露它的影响的时候，那又怎么办呢？”[27]他所提出的问题本身就隐含着结论：“农奴制”与“人民性”格格不入；无论是人民的政治自由与基本权利的获得，还是家庭内部的平等与和谐的实现，都以那种制造堕落和腐败、苦难和不幸的野蛮制度的终结和消亡为前提。
杜勃罗留波夫也用“人民性”这一尺度来评价诗歌作品。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杰尔维格的“一首不久前获得巨大成功的优秀歌谣”就算不得好诗。它的“形式好像民间的”，但是，“只要仔细地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件不怎样成功的赝品”。为什么呢？因为，它“把青年和小鸟儿相对比，其本身就是完全不符合俄罗斯人民精神的。”[28]作为对比，他肯定了柯尔卓夫的诗歌写作。为什么两相比较有“霄壤之别”呢？因为，在柯尔卓夫的诗歌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怀着俄罗斯灵魂、怀着俄罗斯感情、跟人民的生活风习有亲切认识的纯粹的俄罗斯人，看到了亲身体验着人民的生活，对这生活怀着充分同情的人。”[29]显然，人民性已经成了他评价诗歌品质良寙和境界高下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尺度。
在杜勃罗留波夫看来，自己时代的文学还没有引起“人民”的兴趣。无论是普希金作品的“艺术性”，茹科夫斯基的“魅人的甜蜜”，还是杰尔查文的“高度的激情”，甚至果戈理的“幽默”，都没有被人民所领会。因而，“所谓人民作家这个响亮的称呼，在我们这里是没有根据的”[30]。从“人民性”角度来看，直到果戈理为止的文学进程中，俄罗斯文学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它“还几乎从来没有完成过使命：表现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愿望。”[31]这样的判断，虽然陈义甚高，但就实际情况来看，却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无论是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歌，还是克雷洛夫的寓言和果戈理的小说，都不同程度地表现着“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愿望”。谁能说果戈理对权力的尖锐反讽，对政治腐败和人性败坏的批判，不是表现着人民的某种愿望呢？
斯卡比切夫斯基说，杜勃罗留波夫对“人民作家”的定义，“是50年代末这个光荣时期最英明、最伟大的发现”[32]。杜勃罗留波夫对“人民性”的理解，确实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拓宽俄罗斯文学的精神视野，强化俄罗斯文学的现实感，提高俄罗斯文学的人道主义水平。但是，从学理上看，他对人民性的理解，显得有些简单化，在用它来阐释具体作家和作品的时候，甚至显得有些狭隘和武断。他没有认识到，应该在“人民性”与“人道主义”和“人类性”甚至“个体性”之间，建构一种开放而积极的关联。然而，杜勃罗留波夫的“人民”理念似乎缺乏这样的开放性。在他的批评话语中，不仅“人类性”一维偏弱，而且，还大有将“人民性”与作家的个人经验对立起来的倾向。他没有认识到，在文学内容的复杂构成中，作家的介入，他对自己的感受、态度和思想的表达，乃是一个自然而必要的事情。
杜勃罗留波夫对于人民性的误解，以及用它来批评作家和作品的偏颇，典型地表现在他对普希金的否定上。他肯定了普希金在语言、语汇运用等方面的“人民性”，但却从精神方面否定了他和他的诗——“要真正成为人民的诗人，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必须渗透着人民的精神，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站在同一的水平，丢弃等级的一切偏见，丢弃脱离实际的学识等等，去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情感，——这在普希金却是不够的。他的家谱学上的偏见，他的享乐主义的倾向，他在上世纪末法国逃亡者所教导下的基础教育，他的充满艺术的感受力、但和顽强的思想活动却格格不入的天性，——这一切都阻碍他去渗透俄国人民性的精神。”[33]杜勃罗留波夫对普希金的不满和否定，体现着一种狭隘的民粹主义倾向。这是一种绝对主义性质的文学立场和文学理念。它完全忽略了作家自己的个性、趣味和价值观的意义。不仅如此，它在潜意识中，还有一种仇智主义的冲动，认为知识分子天生就是不完美的甚至有罪的人，因而有必要对自我进行彻底否定和彻底改造，并虔诚地接受民众的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它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本身就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他的思想和情感，则自然而深刻地体现着人民性。
有的时候，杜勃罗留波夫颇有以作家的出身论是非的嫌疑。他批评那些傲慢的批评家说，“他们接受了一点最皮相的观念，就常常自以为是个有教养的人，带着鄙夷不屑的态度来批评一个平民。”[34]显然，他自己的平民身份，微妙地影响着他对其他阶层的作家的评价。他之所以尖锐批评和否定普希金，很大一个原因，就因为普希金是“非我族类”的贵族，——因为是贵族，所以就难免有“家谱学上的偏见”，就难免有“享乐主义的倾向”。不仅如此，这样的贵族作家，必然在许多方面与人民和人民性“格格不入”，内心世界必然充满“阻碍他去渗透俄国人民性的精神”的障碍物。
由于同属平民身份，杜勃罗留波夫对柯尔卓夫就不吝赞词，颇多揄扬。他把农民当作在生活和道德上向人们示范的阶层，认为那些依靠别人生活的人，应当为农民的榜样所感动，“开始有所作为，并且充分认识到寄生虫的生活是可耻的，只有劳动才能给人以享受生命之权。”[35]他说，平民的孩子，因为穷，“总要少受一些教育”，但是，“如果有什么有利的境遇帮助着他们，一个农民的孩子，常常能够以令人惊奇的速度形成而且发展起来。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我们的农民住得更接近自然。假使我们注意历史，那就会发现，从我们的平民阶级中，常常会出现无论在最困难局势中，在国家最高位置上，在科学与艺术样式纷繁的部门里，灵魂之力，明哲的智慧，愿望的纯洁崇高，都显得卓然不凡的人物。”[36]在他看来，平民柯尔卓夫就是因为“有利境遇的帮助”，即“更接近自然”，才成了在文学领域获得成功的杰出人物。
事实上，农民的孩子之所以能成为英秀卓特的人物，原因并不那样简单，单从“接近自然”的角度来解释，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从与自然的距离来看，许多俄罗斯贵族作家与平民作家之间，并不存在谁“住得更接近”的问题。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阿克萨可夫等贵族作家，都近乎本能地亲近自然，而他们的作品对自然的赞美和描写，甚至比一个纯粹的农民作家的描写还要真实和亲切。
杜勃罗留波夫有很强的“敌人”意识，常常尖锐地表达对“敌人”问题的思考，就像他在分析《前夜》的时候所表达的那样。他将敌人分为“外部敌人”和“内部敌人”，认为消灭前者并不难，但消灭后者，就没那么容易了[37]。由于“敌情观念”过于严重，在面对复杂的问题，他就难免有一种情绪化的冲动和简单化的评价倾向。他对俄罗斯知识界的领袖人物很不满意：“我们的公民领袖已经丧失良知，常常变得很无耻；我们的才智之士袖手旁观，不想使他们的信念得到胜利，我们的自由主义者和改革派的政纲根据的是法律的细节，而不是根据不幸的兄弟们的呻吟和号叫来说明的。”[38]这样的谴责，流于笼统，充满情绪化的偏见。这样的批评，固然可以使人看见他对不幸者的同情心，但却很难说是理性而有效的。
三、公正、勇气与鉴赏力：一个真正的文学批评家
批评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它既是对文本的欣赏和对作家的致敬，也不可避免地要表达批评家的不满态度和否定性判断。它意味着考验——既考验着批评家的鉴赏力和判断力，也考验着批评家的良心和勇气。
公正是批评家的重要品质。它要求批评家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努力根据可靠的原则和尺度来分析和评价作品，就像杜勃罗留波夫所说的那样：“批评应当是永久的艺术法则对个别作品的应用，应当像镜子一般，使作者的优点和缺点呈现出来，指示他正确的道路，又向读者指出应当赞美和不应当赞美的地方。”[39]一个不公正的人，会随时会放弃原则，背叛自己的良心，会随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评价标准，歪曲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作为一个优秀的文学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具备多方面的良好修养。他是一个充满正义感的公正的批评家。他认同和肯定的作品，未必是第一流的作品，也未必配得上他的赞美，但是，他是按照自己内心所信从的原则来分析和评价的，而不是根据外在的庸俗的功利目的来拔高和虚誉。他对阿克萨柯夫的《家庭纪事》的批评，就是极为客观和公平的，其中的基本分析和判断，也都是站得住的，可信赖的。例如，1858年，他说，“亚克萨柯夫君的文学活动是这样的纯洁和高贵，批评可以做的就是高高兴兴接受公众的共同判断。”[40]一个半世纪之后，回头再看，他对阿克萨柯夫的态度和赞誉，显得非常公正，非常客观。他对谢德林的高度评价，现在来看，就未必靠得住，因为，他忽略了谢德林作品中明显存在的简单化的否定倾向，忽略了谢德林对生活和人物的过于极端化的态度，也就是说，他没有看到，谢德林所缺乏的，正是他所赞许的那种良好的文学修养——“不偏不倚”的态度和“平心静气”的风度，但是，他的表达是诚实的，是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的。
判断一个批评家是否优秀，固然要看他是否有发现天才和杰作的眼光，也要看他是否有批评劣作的勇气，尤其要看他是否敢对那些著名作家“说三道四”，直揭其弊，不加讳掩。世间天才少而庸才多，天下杰作少而劣作多，此亦常态，不足为奇，不正常的是，庸才被捧为天才，劣作被赞为杰作。这就需要负责任的批评家站出来说话，不讲情面，不恤人言，为人们提供有效的分析和可靠的判断。在俄罗斯，别林斯基是敢于说“不”的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也是这样的批评家。
杜勃罗留波夫的否定性批评，甚至比他的肯定性批评更有意思，更见才情。有必要指出的是，他的批评并不像韦勒克所批评的那样，“缺乏文学趣味和感受力”，“毫无文苑风雅和敏捷才思”[41]，而是表现出对艺术性的敏感，并能用有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阅读体验，就连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说，杜勃罗留波夫“语言的简洁明快，值得特别注意和赞扬”[42]。他的敢于质疑的勇气，对艺术性的敏锐而精微的感受力，简洁而明快的表达力，都可以从他对索洛古勃、冈察罗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批评上看出来。
1857年，杜勃罗留波夫在《同时代人》（即著名的《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索洛古勃伯爵的作品》的文章，尖锐地批评了著名作家索洛古勃的五卷本文集。他认为其中的许多作品“和大部分俄罗斯读者的求知欲大相径庭，因此这些根本就不可能称之为俄罗斯文学的新的丰富”[43]。他的批评不仅有宏观性的整体判断，也有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他特别擅长进入文本内部，通过细胞解剖式的考察，来分析作家在景物描写、人物塑造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例如，他引用了索洛古勃描写暴风雪和玛尔林斯基描写大雷雨的两段文字，并通过比较，揭示了两者在语法和修辞、手法和风格上的共同问题：“全部秘密，主要就在于挑选出来的形容词，几乎全是同义语，把几个动词作适当的重复，巧妙地避开连接词‘И’，大家都知道，这个词是用来连系字句的。这种天花乱坠的描写，为了不要失掉自己的自由，在大多数的场合，就完全不去使用这个字，就是用了，那也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重复一下——排成对偶。此外，还必须注意辞句的声调。”[44]在中国的某些只关注和研究“宏观问题”的学者和批评家看来，这样的批评拘泥于小节，纠缠于字句，显然是没有出息的。然而，杜勃罗留波夫的批评典范却告诉我们：文学的魅力，皆从细微处来；一部作品，倘若词汇贫乏，语法不通，修辞不美，标点不当，细节“不细”，则必为令人厌弃的劣作。对于文学批评来讲，没有对细节的关注，没有对一词一句的认真“纠缠”，那么，任何宏观的判断都是靠不住的，任何形式的赞誉，都必然是浮枵而不诚实的。
塑造人物形象是小说艺术的具有核心意义的任务。一部小说如果不能让自己的人物具有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不能赋予他以丰富的个性特点和人性内容，那么，它就很难说是真正成功的小说。杜勃罗留波夫喜欢用“完整性”来评价那些在人物塑造上成功的小说家。他说：“冈察罗夫才能的最强有力的一面，就在于他善于把握对象的完整性，善于把这形象加以锻炼，加以雕塑。这就是他特别不同于同时代俄罗斯作家的地方。……他有一种令人震惊的能力——他能够在随便一个特点的瞬间，摄住那正在飞驰过去的社会现象，把握它的全部完整性与新鲜性，把它保持在自己的面前，一直保持到它整个都属于艺术家所有。”[45]他还肯定了冈察罗夫在塑造典型形象方面的自觉意识：“他要努力把一种在他面前闪过去的偶然的形象提高到典型的地位，赋予它普遍而持久的意义。”[46]然而，索洛古勃的小说写作，缺乏这样的“完整性”与“新鲜性”，只有“片面性”和“陈旧性”；他不善于把握“对象的完整性”，也无视人物自己的个性，于是，便采取一种消极的补救策略，那就是，将作者自己的话语强加给人物：“不管现代趣味都已改变，但是他还是不屈不挠地贯彻他的老方法——强使他所创造的人物，来说他们实际所不说、但是他认为应当这样说的话。就这方面来看，我们觉得，在索洛古勃伯爵的初期作品与后期作品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47]他以小说《一双套鞋的故事》（1839年）和戏剧《结婚前夜，或是一千年后的格鲁吉亚》（1856年）为例，说明索洛古勃在塑造人物方面，一直没有进步。敢对一个著名的伯爵作家如此痛下针砭，不留情面，足以说明杜勃罗留波夫在文学批评上有多么勇敢和正直。
杜勃罗留波夫的质疑性批评的个性和锋芒，典型地表现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新作的批评上。小说是一种追求客观的真实性效果的艺术。杜勃罗留波夫特别强调小说家在描写景物和塑造人物上的客观性。然而，他发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新发表的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年）中，被放大的作者形象笼罩了一切，遮蔽了人物。作者与人物之间，叙事话语与人物的话语之间，缺乏明晰的界线。这是一种严重的主观化倾向。杜勃罗留波夫认为，写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一个“……没有很好给故事选取一定的形式，没有考虑过形式对故事担负什么责任的作者。因此故事的调子是极其虚伪、极其做作的”[48]。在小说里，小说家当然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他的“灵魂”渗透在作品中。他也要“把活生生的现实中的纷纭不同而且矛盾的方面融合且改造在他的世界观的整体中。”[49]但这并不等于说，作者可以随意地处理生活和描写人物。一个成熟的小说家，赋予作品以灵魂，甚至让自己的心灵之光照亮作品，但是，他绝不将一切都变成自己人格和思想的碎片式的承载体。作者与人物各有自己的空间。作者不可以随意侵入人物的世界。他要赋予小说中的人物以个性尊严和客观性质。
然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里，作者的主观性压倒了一切。他不关心人物的“灵魂”和个性，不关心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完全忽视这种（关于人物性格的）要求的”：
既然这个长篇小说甚至在叙述中也暴露出它对艺术是缺乏要求的，要一本正经地、详细地、引经据典、罗列例证以分析它的美学意义，这实在是过于天真，过于无知的。在整个长篇小说里登场人物所说的话都像作者自己一样；他们使用着他喜欢说的话，他心爱的表达法；他们的语句节奏也是一模一样的……很少有例外。开头，所有人物彼此一定互相称呼亲爱的（也许，只有公爵例外），而结局，他们总是喜欢在同一句话上盘旋或是把话拉得很长，像作者自己似的，——在所有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作者自己，而不是那种代表自己说话的人物。[50]
接下来，杜勃罗留波夫通过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人物话语的细致分析，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写作上的一个严重问题：“人物形象贫乏和模糊”；“不善于细心创造每一种性格”——“所有这些，一方面暴露了作者观察到的内容缺乏多样性，另一方面，也直率说明他的创作是违反艺术上的完整性和一贯性的。”[51]他进而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缺乏对人物的“尊重”，也没有认识到，在小说中，也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人物“应该成为一个完全而独立的人”[52]。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最可宝贵的声音。鉴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已成为最近一百年最缺乏理性质疑的作家，杜勃罗留波夫的对他的尖锐而中肯的批评，就成为最为难得、最值得珍视的意见。比较起来，杜勃罗留波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比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研究，无疑更具有问题意识，也更切合实际——韦勒克就批评巴赫金“不讲分寸地夸大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趋于戏剧的倾向”[53]。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塑造人物的“艺术性”方面，也存在于同样重要的“伦理性”方面。对杜勃罗留波夫来讲，讨论美，即讨论善，讨论艺术，即讨论人，也就是说，他在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所谈论的，既是一个美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学和伦理学的问题。而且，文学的根本价值，必然涉及人的人格、尊严、自由和解放的问题，或者说，必然涉及人道主义的问题。于是，他便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发出了这样的质问：
那么，这些不幸的、逆来顺受、受尽屈辱、受尽诬蔑的人们的处境，就应当是毫无出路吗？他们可以做的，就只有沉默，忍耐，还有，变成一块肮脏的抹布，把自己的默默顺从的感情掩藏在最模糊的褶缝里吗？[54]
人物的软弱性格和卑琐人格，来自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意识和想象，是作者自己的某种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投射。也就是说，此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不是一个特别成熟的作家，因为，它不仅没有塑造出有着自己个性和思想的人物形象，而且，对生活和人物性格的理解，也是缺乏内在热情和力量感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听到了杜勃罗留波夫的质疑声。他没有具体回应杜勃罗留波夫对自己的小说作品的批评，而是在《俄国文学论丛》一文中，开辟了第二战场，向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理念和批评模式，发起了总体性的攻击，进行了整体性的质疑。
像杜勃罗留波夫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反对“纯艺术论拥护者”，接受要求艺术承担社会责任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他认为，艺术与当代的现实有着天然的联系，“真正艺术的标志，正在于它是现代的、迫切而有益的”[55]。但是，他是有条件的文学功利主义者。这条件就是自由。自由是艺术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艺术越是自由地发展，越能发展得正常，越能迅速地找到自己真正的有益之路。”[56]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束缚和限制，“任何压迫、控制，任何外来的任务，任何加给它的特殊目的，都是没有道理的，不明智的。”[57]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只接受温和的、宽缓不苛的功利主义，拒绝那种过于严苛的束缚作家的文学教条：“这种关于利益的考虑，如果不作为要求而只作为愿望，我们觉得甚至是可嘉的”[58]。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杜勃罗留波夫关于文学上的“利益”的认识，确实很不一样：杜勃罗留波夫更强调文学介入现实的直接性、迫切性，也更强调对社会性和政治性维度的关注，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选择以温和的方式介入现实，更强调对宗教性和精神性维度的关注；杜勃罗留波夫虽然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谈论“自由”，但是，他绝不反对自由，也从来没有将外在的“限制”强加给作家，或者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自由。当然，有必要指出的是，关于有条件的功利主义文学价值观，关于文学的自由问题，年长十五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述，确实比杜勃罗留波夫的表达更严密，也更深刻。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忽视艺术性，是杜勃罗留波夫文学批评的一个严重缺陷。所以，他反复强调，文学上的功利主义必须承认艺术性，因为， “没有艺术性的东西不管以何种面目出现，从来都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不仅如此，它利大于弊。”[59]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向人们提供了判断小说艺术性的具体标准和尺度：“那就是我们要能看到艺术构思与艺术形式的和谐，尽可能完全的和谐。说得再明白些：小说家的艺术性，就是通过小说人物和形象鲜明表现自己思想的能力，要让读者完全像作者写作品时那样理解这个主题。所以简单地说，作家的艺术性就是写得好的能力。所以对艺术性不屑一顾的人，就是允许写得不好。”[60]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些文学观点，基本属于常识的范畴，而在常识的层面达成共识，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事实上，杜勃罗留波夫不仅从来没有否定这些常识，而且还强调文学必须以符合自己本性的方式，即艺术性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方式不能是专断和强制性的，而应该是优雅而平静的：“它不喜欢暴力和强制，它只喜欢平心静气、不偏不倚以及毫无阻碍的说理。它提出了一些问题，它从四面八方来观察它们，报导事实，激发人们的思想和感情，可是它自己并不占有什么执行的权力，像你们所要求于它的那种。”[61]显然，杜勃罗留波夫不仅没有要求一个作家为了“服务”而放弃“艺术性”，而且还提醒作家必须以真正艺术的方式来写作，以可靠的方式赢得读者并向他们提供“服务”。
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杜勃罗留波夫的冲突，主要不在文学上，而在政治上，具体地说，是在对俄罗斯现实的政治态度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斯拉夫主义者。他替俄国和沙皇辩护，甚至会时不时会赞美沙皇：“君主亲自给我们做出了接近人民的榜样，是他消除了最后的实际障碍，在整个俄国一千年的历史中，没有比他的事业更崇高、更神圣的了。”[62]对杜勃罗留波夫这样的民主派来讲，这种斯拉夫主义式的赞美，是无法接受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讲，杜勃罗留波夫这样的“激进派”对俄国社会的极度不满和尖锐否定，也是不可接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波夫”代替“杜勃罗留波夫”，说他在当时的《现代人》杂志的评论中“独占鳌头”，也是很有“读者”和“才华”的。但是，紧接着，他就开始发泄对杜勃罗留波夫的不满了：这位批评家的思想，“常常有悖情理，并且带有一个重要的缺点，就是闭门造车。——波夫先生是位理论家，有时甚至是幻想家，经常是不很了解实际情况。有时对现实是过分地不客气，随心所欲地弯过来弯过去，直到能证明他的思想为止”[63]。这样的评价，显然是非文学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政治性的。
虽然，从理论的严密性和系统性的角度看，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思想确实不够完整，但是，就文学批评的公正和勇气来看，就艺术感受力的敏锐来看，他无疑是一个天才的伟大批评家。他所表现出来的认真态度和求真精神，体现着一个文学批评家最重要的职业操守和伦理原则。他是热情的，甚至是激烈的，但是，在令人绝望的时代，这样的热情和激烈，恰是人们最为需要的。因为，他像暗夜的一道闪电，足以使人们在瞬间看见被夜色笼罩的大地，看见那些可以点燃希望和鼓舞人心的事物。
对于今天的许多中国读者来讲，杜勃罗留波夫已然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而在那些对杜勃罗留波夫略有所知、薄有所闻的读者看来，他的批评方法和批评理念，也早就过时失效了。然而，文学上的价值发现是季节性的——有的作家在冬季被埋没，到春季又被人们发现；有的作家在夏季被遗忘，到秋季又被人们记起。现在，正好是重新发现杜勃罗留波夫的季节。我们需要他的经验支持。我们的文学批评缺乏现实感，缺乏介入生活的热情，甚至缺乏深入文本的能力，缺乏感受细节的能力和分析文本的耐心。重温杜勃罗留波夫，我们会找到一面镜子，会在这面镜子里看见自己的面影。我们会发现一条被荒草遮蔽的路径，顺着它提供的方向，我们会少走一些弯路，会更直接地走近真正的文学批评的世界。
2017年8月31日平西府
[1]（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汪剑钊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2]（俄）伊·伊·巴纳耶夫：《群星灿烂的年代》，刘敦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441-442页。
[3]（俄）巴纳耶娃：《巴纳耶娃回忆录》，蒋路、凌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99页。
[4]（俄）巴纳耶娃：《巴纳耶娃回忆录》，蒋路、凌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00页。
[5]德·斯·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上卷，刘文飞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3页。
[6]（俄）巴纳耶娃：《巴纳耶娃回忆录》，蒋路、凌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309页。
[7]（俄）普罗托波波夫等：《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 皮萨列夫 冈察洛夫》，翁本泽译，海燕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8]伊•伊•巴纳耶夫：《群星灿烂的年代》，刘敦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436页。
[9]（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51页。
[10]（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页。
[11]（俄）巴纳耶娃：《巴纳耶娃回忆录》，蒋路、凌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15页。
[12]（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58页。
[13]（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一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35页。
[14]（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60页。
[15]（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一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
[16]（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一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61页。
[17]（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一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页。
[18]（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一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页。
[19]（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一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页。
[20]（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页。
[21]（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27页。
[22]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页。
[23]（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页。
[24]（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37-138页。
[25]（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页。
[26]（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29页。
[27]（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53页。
[28]（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一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0页。
[29]（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一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
[30]（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页。
[31]（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87页。
[32]（俄）普罗托波波夫等：《别林斯基 杜勃罗留波夫 皮萨列夫冈察洛夫》，翁本泽译，海燕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
[33]（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84页。
[34]（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一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35]（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58页。
[36]（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一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37]（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28页。
[38]（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26页。
[39]（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43页。
[40]（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页。
[41]（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修订版·第四卷，样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34页。
[42]（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7卷，文论（上），白春仁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页。
[43]（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一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93页。
[44]（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一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页。
[45]（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一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84页。
[46]（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一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86页。
[47]（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一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页。
[48]（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51页。
[49]（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54页。
[50]（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57页。
[51]（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63页。
[52]（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74页。
[53]（俄）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七卷，杨自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595页。
[54]（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517页。
[55]（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7卷，文论（上），白春仁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页。
[56]（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7卷，文论（上），白春仁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页。
[57]（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7卷，文论（上），白春仁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页。
[58]（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7卷，文论（上），白春仁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页。
[59]（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7卷，文论（上），白春仁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119页。
[60]（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7卷，文论（上），白春仁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页。
[61]（俄）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一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页。
[62]（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7卷，文论（上），白春仁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101页。
[63]（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7卷，文论（上），白春仁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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