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奥-斯特劳斯指出，现代人的特征在于不再知道如何评价好与坏：“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想要什么——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寥寥几代之前，人们还普遍确信，人能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加缪当然是现代人，他的作品呈现了现代精神的危机。对于我这样在90年代初上大学的人来说，萨特和加缪代表的存在主义风头刚刚过去，留下了一抹80年代中国知识界兴奋而幸福的余晖。存在主义的幸福是一种特殊的幸福，因为他们都相信世界是荒谬的，并没有特别的东西能够证明人存在的意义，人应当如何生活。萨特的《恶心》和加缪的《局外人》所描写的都是当人意识到所谓“意义”的欺骗性之后，如何以一种接近于英雄主义的气概面对笼罩世界的虚无。当他们对世界说出“不！”的时候，人们听到的却是铿锵有力的“是！”
西方世界最伟大的成就是理性的充分发育及其成就，但是当理性的道路走到尽头的时候，他们发现立着的石碑写着虚无，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神的世界坍塌之后，人的价值就找不到扎根之处，生活在大地之上，但是却又不知根在何处。面对这种状况，尼采要“重估一切价值”，萨特则认定“存在先于本质”，以虚无的代价赋予人沉重的绝对自由的权利。同样常常被贴上存在主义标签的加缪也力图克服这种虚无感，《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最主要的特征是一种特别的清醒，其表现就是对社会价值观的厌倦，一切都无所谓，“对我来说都一样”，漠然而潇洒。莫尔索面对社会甚至身边的亲人，一直显得麻木不仁。然而在被执行死刑的前夜，他却发出了形而上的冲动，小说第一次出现了激动的心理独白：“我呢，看样子两手空空，但是我能把握住自己，把握住一切，比他有把握，我能把握住自己的生命，把握住即将到来的死亡……从前我是对的，现在还是对的，我总是对的。”在悲剧中保持清醒，就是幸福：“我就好像净除了痛苦，空乏了希望，面对这布满征象的星空，我第一次敞开心扉，接受世界温柔的冷漠。感受到这世界如此像我，总之亲如手足，我就觉得自己从前幸福，现在仍然幸福。”小说结尾风格为之一变，给冰冷的《局外人》抹上了局内的亮色。
加缪是哲学系的毕业生，也出版过哲学著作，人们不免会把他的哲学书当作解读其小说和戏剧作品的密码，例如用《西绪福斯神话》来解读《局外人》甚至《鼠疫》。毫无疑问，这种解读有其合理性，但是也有局限。加缪与萨特不同，后者的文学创作明显是哲学思想的文学表现，而加缪的情况复杂得多，他不是一个系统化的哲学家。萨特与他化友为敌之后，还嘲笑和讥讽过他的哲学简单粗糙。然而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感性的力量压倒理性思辨，反而是优点，无论是莫尔索还是《堕落》中的克拉芒斯，都绝不能仅仅归结为某种思想的图像。加缪笔下的这两位主人公表现出足够的多义性，而读者似乎永远也找不到足够恰当的密码解读这两位神秘的人物。
加缪的创作存在大量的二元对立的主题，其中有一些直接作为书名如反与正、流放和王国等，荒诞和理性、生与死、堕落和拯救、阳光和阴影、有罪和无辜这些二元对立的主题经常成对出现，而且互不取消，甚至有相反相成的意思，这是他的一大特点和魅力之所在。加缪在他的随笔中数次使用这样的修辞方式：用一片黑暗来形容明亮的阳光。随笔中也许不过是一种修辞，但这种修辞代表的思维方式却贯穿了加缪几乎全部的创作，成为他的重要特色。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戏剧，或是哲理随笔，都看不到逻辑的一贯性，到处都隐含着矛盾，这在别的作家，特别是哲学家那里，可能是个致命的弱点，然而在加缪的作品中体现的却是复杂的深刻，丹麦物理学家玻尔说过：“和小真理相对的当然是谬误，可是和伟大的真理相对的仍然是伟大的真理。”正是在这样对矛盾的正视当中反映了人类理性思维的局限及其和世界的断裂，也正是加缪不信任概念思维而重视感性经验的原因。二元对立的两极互相为对方的存在而存在，形成强大的张力，悖论和歧义性、多义性在此丛生，这也成为加缪难以被定义的地方，其间人道主义一以贯之，然而人道主义本来就是意义含混的词。
二元对立其实是西方的传统思维习惯，传统的二元对立主要是主客关系、善与恶、美与丑等一系列概念，但在加缪那儿，这些传统的理念被抛弃了，善恶美丑问题被诸如流放和王国、阳光和阴影这样的形象所取代。甚至在讲述一桩杀人案的《局外人》中，传统的罪与无辜的问题居然消解于无形之中，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存在。加缪的这些悖论性理念没有令他找到理论上的出路，却使他的小说和戏剧有了令人捉摸不定的多义性，成为意义之源。在美学的意义上，则是用简单、毫不修饰的语言产生让人困惑的效果，这在《局外人》和《堕落》中最为明显。
加缪曾经列举过自己所喜爱的10个词：世界、痛苦、土地、母亲、人们、沙漠、荣誉、穷困、夏天、大海。如果他能写完《第一个人》，这部半自传性质的小说将给我们揭示这10个词背后所蕴含的全部笑容和泪水，可惜一场车祸结束了这一切。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关键词很少有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加缪的思想更多来源于感性生活和直接体验，他深深热爱的阿尔及利亚就是这种热情生活的代表，他一生都没有放弃地中海式的生活方式的理想。因此当我们比较萨特和加缪的时候，应该注意的是，他们之间的不同不是表现在观点的分歧上，而更多是表现在生活和思考方式上。同样是荒谬，萨特通过一系列的论证说明你不可能不荒谬，而加缪却说，我就在这儿，这就是荒谬；萨特的荒谬意识来源于书斋，加缪则可能来源于山顶上的一阵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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