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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君教授访谈


    王洪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国家语委审音委员会主任。曾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语言学论丛》编辑部主任等职务。1951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淮安。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师从徐通锵先生。王洪君的研究涵盖历史语言学、音系学、词法学和篇章语言学等诸多领域,代表著作有《汉语非线性音系学——汉语的音系格局与单字音》《基于单字的现代汉语词法研究》和《历史语言学方法论与汉语方言音韵史个案研究》等。
    
    乐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句法语义学研究室副研究员):王老师好。社科院语言所最近重新设计了所网页,对所网站进行了改版,并先推出了“今日语言学”微信公众号,目的是搭建我国的语言学学术交流平台。新网页准备设立一个“领军学者”的新栏目,这个栏目主要介绍国内外语言学研究领域知名专家的学术历程,因此,语言所委托我来采访您。我准备了一些问题。
    王洪君:好。现在我刚退休不久,正也想整理梳理一下自己走过的学术之路。只是,学问越做越心虚,越知道自己的不足,特别是特殊社会环境造成的知识不足,个人的一些先天缺陷,都会反映在研究成果上。这些是我们这一代或我个人特有的问题,似乎并没有什么借鉴价值。不过,这也是敞开心扉跟师长、同行、学生们的一个交流机会吧,能够加深彼此的了解和理解,我就很欣慰了;于学术上有什么启发,我想倒是次要的,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乐耀:请问您是如何走上语言学研究道路的?
    王洪君:这个很简单,我于1979年夏以山西省文科状元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此后就一直在北大中文系。1983年本科毕业考上语言学专业徐通锵先生的硕士,因学科建设的需要,我和同教研室的硕士李平提前半年于1986年1月毕业留校,之后我就一直在北大语言学教研室工作,当然就一直做语言学的研究了。
    乐耀:您的研究领域很广,涉及音系学、历史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现代汉语词法、汉语语篇等,请问您怎么能对这么多的领域都有较深入的了解并有研究的?又是如何打通这些领域的?
    王洪君:我想分为两个问题来答。第一个是为什么我对这么多的领域都有了解和研究,主要是机缘有幸吧,“较深入”可谈不上。我想按接触先后的次序来说。
    第一个有过研究的领域是近代汉语语法,不在你的清单上。四年级第二学期时梅祖麟先生来北大开近代汉语研究的课程,他上课的方式在当时来说很特别。课程分为一个个专题,每个专题讲他的看法和别人的看法,还讲有哪些可利用的语料和有待研究的问题。一般会留些时间让大家问问题,然后让选课的同学到他那里继续讨论,能问出问题的给小礼物奖励。期中和期末要交两次小论文,并给出了不少建议的题目。我期中论文做的是上古表被动的“见”到魏晋南北朝变为表第一人称主动式标记的演变路径,期末论文做的是“主之谓”从上古到南北朝的演变。做期末论文时我们快要本科毕业了,精力有限,我和刘一之向当时主管中文系科研的朱德熙先生提出,能否将梅先生的课程论文与本科论文合而为一,朱先生当时就批准了,所以关于“之”的论文也是我的本科论文。后来,这篇论文跟那篇关于“见”的论文,得到老师们的认可,先后发表在了《语言学论丛》上。
    第二个接触的领域是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这跟你清单上的语篇研究领域相关。时间是在1983年秋,我考上徐通锵先生硕士研究生刚开学不久的时候。那时候徐老师不是还在美国伯克利就是刚刚回到北京,没有给我布置什么任务。刚好韩礼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学一个月,同时开设三门课——系统功能语法导论、社会语言学、还有一门好像是语篇的衔接与连贯和语言符号学。英文讲授,每周六天上午4课时正式授课,两次下午2课时的讨论课。李平(现在是美国宾大心理学系教授)英文十分好,又十分认真。他建议,上午听课同时录音,下午和晚上根据录音整理出文字稿。当时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导论还没有正式出版,发给了我们前面的三章和其他不少参考材料,费用包括在那200元之中。韩礼德讲课很有技巧,语速不快不慢,适当的重复和解说恰到好处,每节课的板书也刚刚好写满黑板。我这个英语不太好的学生,在课上的自我感觉也是完全听懂了。但是回来听录音却发现并非如此,很多地方的意思不太明白,说的是哪些词也听不出来。于是和李平一起猜这些音的英文拼写应该是什么,然后查英汉词典看是否有类似的词,意思是否讲得通。这样很费时间,但一个月下来我的听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从来的习惯都是读书不求甚解的,这次按李平的方式去学习,收获很大,所有的录音都完全转写了下来,可以说是直接接触到了韩礼德学说的精髓,第一手的!三门课中,我对系统功能语法那门最感兴趣,学完之后给汉语专业老师和研究生讲的三次也都讲的是这门课的内容。1994年后我还在中文系开设了“系统功能语法”的研究生课程。韩礼德先生在70年代的美国是很出名的学者,是当时功能学派的代表性人物,特别是语篇语言学的研究,他是重要的开拓者。后来,据说因为他有共产党的倾向,被美国禁止入境于是只能到澳洲去发展了。认真学习过韩礼德理论之后,我感觉再看近期的功能或认知学派的理论都很容易理解。这个领域,虽然我接触得很早,指导的博士生论文也最多,但我本人的研究却开展得很晚。我的研究涉及该理论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个是国内似乎没有提到过的,就是语法层面、音系层面各层级单位体系的普遍性(Halliday 1985 第一章),和具体语言的某个层面上应该区分多少大小不同级阶的单位不一定相同;那么,确定单位层级的原则是什么(Halliday 1985的导言部分以英文普通文本和诗歌本文的文字单位级阶的不同给予了论证),同时,各级单位在层级体系中的重要性在不同语言也不一定是相同的。这对于我理解和阐述徐通锵老师提出的“字本位”说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徐老师并不是从这个角度看字本位的。这个问题我在课上每次都是第一节课就讲,但好像能够理解其中道理的学生并不多。我与汉语构词法有关的一些文章也提到过这一点,但没有像课堂上那样展开论述。再一个就是韩礼德的三大元功能说,语篇功能与线性排列的话题-说明组成的信息结构有关,达意功能与以动词为中心的动名关系有关,交际功能与句子的语气和情态有关。这对于我理解之后的功能语法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近几年我对于汉语“了2”和关于汉语语篇单位的研究,是在韩礼德理论的影响下结合其他理论和汉语实际逐渐形成的。另外还有韩礼德关于作格的论述,他认为作格句与主格句(现在多叫宾格句)是观察世界的两种视角,前者把不断变动的万千世界看作现象的组合,而后者看成事件的组合;前者是爱因斯坦世界观,后者是牛顿世界观。这对于我后来做语篇研究时考虑汉语的动名关系、时体范畴和话题-说明等都很有启发。最后就是韩礼德的系统学说,以语义范畴的不断二分选择和范畴实现到语法层的形式关联来控制对语法的描写,这个我只是很欣赏,自己没做过,你们所的杨国文在这方面做得不错。总之,你清单上的语篇领域,我接触得相当早,但成果不多,发表的时间也最晚。
    
    北大中文系79级毕业合影,第一排左十为王洪君  
    第三个是我自认为用功最勤的领域——历史语言学,主要是基于汉语方言音韵的资料来做音韵历时变化的理论研究。引领我进入这个领域的是我的硕士导师徐通锵先生,相关情况我在《求索者——徐通锵先生纪念文集》中《徐老师指导我做硕士论文》一文中有详细介绍。下面把记得的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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