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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还原历史:到底为什么要树立雷锋形象?


    雷锋之所以被选为先进典型和学习榜样,除了建构新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这个根本需要之外,还有一个很具体的、与60年代初期的特定形势相关的原因。[1]毛泽东“向雷锋学习”口号提出的时间是1962年3月,而“学习雷锋”运动早在此前两年,即1960年,就开始了。这个时候的中国刚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运动大搞浮夸风,违背自然规律办事,导致了三千多万中国人(主要是农民)饿死于所谓的“自然灾害”。党的威信、特别是毛泽东的威信面临考验。加上国际上的反华势力排挤中国,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创立的新中国处于内外交困的危急关头,各种社会问题频发。由于新中国当时几乎是一穷二白,根本无法从物质上解决民生以及其他政治和社会问题,因此不能不从思想上、精神上、道德上多想办法。对此,毛泽东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策略,一方面是对彭德怀等政治上的所谓“敌人”以及思想上可能出现动摇的群体,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实施“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硬的一手;另一方面则通过意识形态机器树立无限忠于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自己、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听毛主席话”的正面道德-政治典型。在此关键时刻,党和国家需要一个全国上下都能认同的典型人物,来团结整合民众“共渡难关”。雷锋于是应运而生。“雷锋那种面对困难,战胜困难的高昂精神状态和一心向公的奉献精神,顺应了党的全局工作的需要。”[2]正是这个具体的形势需要决定了雷锋精神的内核:对党和领袖的无条件崇拜和绝对拥护。雷锋的信仰单纯而坚定,只奉献不索取,安于现状,没有反思和独立思考能力(我们在1959年开始记载的雷锋日记中没有发现他对“大跃进”等一系列失误的任何反思。
    《雷锋日记》大量记录了雷锋的这种从不反思的言论:“党和领导叫怎样去做,就不折不扣地按党的指示去做。这样,就是有再大的困难,也有办法克服;再艰巨的任务,也能完成,相反,如果脱离了领导,不听党的话,光凭个人的心愿去做事情,是很难做好的,甚至要犯错误。”[3]1959年X月X日:“加强修养,努力学习团纲、团章和有关团员修养的书籍,处处听党的话;坚决地、无条件地做党的驯服工具。”[4]1960年X月X日:“可以说在我的周身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渗透了党的血液。 为了忠于党的事业……今后,我一定要更好地听从党的教导,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决不讲价钱。…… ”[5]1961年4月17日的日记记载:“今天连部召开了一个党团员积极分子大会,听首长说:因为近两年来我国遭到特大的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了一些暂时的困难。可是目前阶级敌人有所抬头,想乘机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听了心里直发火,恨之入骨。”[6]在《雷锋日记》中甚至还有直接为大跃进、大饥荒等重大错误开脱的文字:“我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在连续三年的大跃进中,工业方面提前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农业方面虽然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由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不仅减轻了严重天灾所造成的损失,而且为今后农业增产提供了有利条件,财政贸易,交通运输,文教卫生等事业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这些巨大成绩的取得,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党,是英明的、伟大的、正确的。”[7]雷锋还认为,我们正在面对“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的困难”,“为着克服这些困难,就要十分地听党和毛主席的话。”[8]他竟然完全不知道这个所谓的“自然灾害”和毛泽东主导的浮夸风之间的关系,还以为只有听毛主席话,才能克服困难。
    很显然,这个缺乏主体性、不会反思、不会思考的道德形象,正是当时处于危机之中的形势所需要的。
    雷锋永远把党放在人民之上。我们老说雷锋精神的核心是集体主义,是为人民服务,但是这个“集体”“人民”实际上就是党:“党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声音。”(1959年8月30日日记),[9]“一个革命者,当他一进入革命行列的时候,就首先要确立坚定不移的革命人生观。……树立这样的人生观,就必须培养自己的思想道德品质,处处为党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具有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风格。……要能够为党的利益,为集体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否则就是个人主义者,是资产阶级的人生观。”(1959年12月8日日记)[10]他从不把党和人民分开来看。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国家经济形势也为雷锋形象的确立提供了具体的契机。那个时候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于是“节约”就成为国家度过经济难关的一项重要政策,而雷锋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勤俭节约(虽然后来的材料表明雷锋的生活其实并不节约,而且有高级手表和皮夹克等奢侈品,详本文“下篇”)。入伍不到十个月的雷锋积极响应党的“节约闹革命”政策,捡牙膏皮,补袜子,并给人民公社捐款积极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被选为“节约标兵”。[11]雷锋在1961年4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我们国家处在困难时期。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处处为国家着想,事事要精打细算,不能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我们要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克服当前的暂时困难,坚决反对大吃大喝,力戒浪费。”[12]
    解读雷锋的节约行为,至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雷锋总是把节约行为纳入感恩话语之中:节约的原因是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激,即使面对最大的苦难,也不能忘记对党的忠诚和感恩。就在全国陷入大饥荒、大量农民饿死的时候,雷锋这样告诫其同胞:“同志,您是否意识到您的一切生活在幸福之中?可能意识不到,也可能意识到了。当您能吃到一顿饱饭,穿上一套衣服,能当家作主,自由地生活,您有何感觉呢?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这是党和毛主席、革命先辈流血牺牲给您带来的。”[13]
    当有人问雷锋节约行为的原因时,雷锋就开始忆苦思甜,讲述自己的身世和苦难,表达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感恩之情。这个时候恰逢全党、全军、全国在开展“忆苦”教育,于是雷锋便成为了“忆苦思甜”的典型,到处去做报告。这是雷锋形象建构的开始。1960年11月26日,张峻、赵志华、佟希文、李健羽等“集体采写”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刊登在《前进报》上,从此拉开了雷锋这个典型的宣传走出部队的序幕。无论是节约还是忆苦思甜,都不仅是一种所谓的美德,而是一种意识形态教育,其目的是歌颂党和毛泽东。[14]
    这就是“雷锋”神话建构当初的历史语境,对此,有人这样写道:“时势造英雄,在共产党,又是死亡造英雄,在我们的党最需要雷锋这么一个人的时候,雷锋出现在领袖的视野,所以雷锋死得其时,雷锋以其死亡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社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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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袁为:《建国以来政治形象人物的塑造与传播——以雷锋为例的考察》《黑河学刊》2008年3月。
    [2] 袁为:《建国以来政治形象人物的塑———以雷锋为例的考察》《黑河学刊》2008年3月。
    [3]雷锋:《雷锋日记 1959-1962》,北京: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第7页。
    [4] 雷锋:《雷锋日记 1959-1962》,北京: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第2页。重点号引加。
    [5] 雷锋:《雷锋日记 1959-1962》,北京: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第12页。重点号引加。
    [6] 雷锋:《雷锋日记 1959-1962》,北京: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第31页。
    [7]参见《学雷锋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人民日报》1977年3月5日,第3版,作者《人民日报》。
    [8] 雷锋:《雷锋日记 1959-1962》,北京: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第38页。
    [9]《雷锋日记、笔记选》,摘自新华网,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4-02/12/content_1310546.htm
    [10]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837941.h。
    [11]雷锋生前摄影师张峻说:“那个年代,国内三年自然灾害,苏联又撤走了专家,蒋介石说要反攻大陆,中国处在建国后最困难的时期。所以这时候要树立一个典型——当时都提倡节约,雷锋恰恰又是个节约标兵,就这样,把雷锋推出来了。”参见《雷锋生前摄影师:雷锋爱拍照 具有丰富生活情调》, 2006年2月24日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
    [12]雷锋:《雷锋日记 1959-1962》,北京: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第35页。
    [13]雷锋:《雷锋日记 1959-1962》,北京: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第37页。
    [14]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依据最近几年披露的内幕,所谓的“节约标兵”雷锋其实并不节约,而且还拥有手表、皮夹克等在当时十分罕见的奢侈品。更让人吃惊的是,雷锋具有很浓重的小资产阶级习气,爱臭美。这些和“节约标兵”“毛主席的好战士”不吻合的因素当然都在雷锋形象的建构过程中小心地剔除了。详下。
    [15] 参见http://news.sina.com.cn/c/2003-03-03/095062875s.shtml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