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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芒:打假不允许私设公堂


    让我们先回顾近期发生的韩寒代笔的打假过程。首先,麦田对韩寒的写作时间提出疑问,认为韩寒的文章不可能是韩寒自己写的,必有代笔者。韩寒用2000万赏金回击;谁能找到代笔人,谁拿走2000万赏金。麦田很快对自己的质疑道歉。但事件没有平息,著名打假人士方舟子进入。他开始分析韩寒的文章,试图从文字的分析得出韩寒代笔的结论。同时方舟子把指责扩大到韩寒成名之作就是其父的手笔。韩寒暴怒,双方展开文字混战。
    让我们把这个过程法庭化。那么麦田和方舟子实际上扮演了公诉方,韩寒是被告方。但法官是谁呢?法官是公众!在整个起诉过程中,公诉方的粉丝不停地宣布“证据确凿”,“韩寒有罪”!而被告方的粉丝则高声叫骂公诉方耍流氓!很多的公知卷入了这场大辩论。少数公知站在方舟子背后,据大多数公知站在了韩寒一方。据大多数公知对这次混战表示不满,但大多数公知说不出来为什么不满。这变成了方舟子一方讥讽公知们“假民主”,“假自由”的证据!
    可这场闹剧是什么呢?这场闹剧是标准的私设公堂!为什么大部分公知在感情上在第一时间,几乎下意识地抵制这种行为呢?因为他们都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他们看到过现实生活中的私设公堂行为。
    在文革的混乱中,全国的公检法被砸烂。审判变成了清一色的公共审判!被告站在一个露天的高台上,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牌子,上书:“罪犯XXX”,“罪犯YYY”。革命委员会的人们站在边上宣读罪犯的罪行。罪犯如果有什么辩护行为,立即被“闭上你的反革命狗嘴”,“坚决镇压反革命份子”的革命口号声淹没。最后,台下的群众高呼口号:“打倒XXX”,“打倒YYY”,“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死”,呯!呯!呯!被告们被拉到野地枪毙了!
    看到过这种文革野蛮审判的人们,不用什么高深的理论,单凭下意识的嗅觉,就立即闻到了方舟子针对韩寒展开的大审判的味道不对头!方舟子等笔杆子们成了革委会成员,韩寒变成了挂着大牌子的罪犯。审判还没开始,写满罪行的大牌子已经挂在了韩寒的脖子上。粉丝们变成了台下的群众,他们高呼着口号,淹没了被告的任何辩护。最终,审判者们弹冠相庆,兴致勃勃地宣布:呯!呯!呯!“韩寒死了,韩寒再也不是原来的韩寒了,乌拉!”。
    这就是从文革走过来的公知们心头的恐惧,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公知站在了韩寒一边!我们经历了那个可怕的年代,我们经历了那无法无天的年代,我们的血液里埋藏着对那个年代一切相像行为的下意识抵制。我们怕了,我们怕这些恐怖份子,我们怕那些疯狂的暴民,我们怕那纳粹一样的疯狂民粹运动!
    打假是一个公共行为!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由于是公共行为,打假中的这个真假判断必须是公共授权的公权机构,按照公共认同的真假判断程序来完成。任何人无权劫持这个公权机构,任何人更不允许私设公堂而取代这个公权机构。劫持和取代公权机构的行为都是耍流氓行为!
    我们知道,打假的过程是可能会出现原始证据错误的,比方说公权最终判断证据无效。一旦这种事情发生,我们对被告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这是我们在社会契约中认可的代价,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认可这种伤害。但我们试图把这种非恶意伤害降低到最小。我们在证据搜集过程中,尽量保护被告的身份,如大家经常看到的用头套套住他们的头部等保护措施。一旦判断被告没有错,公权直接道歉,尽一切可能帮助被告恢复受损的名誉。
    可中国的质疑完全不顾这些,甚至恶意扩大伤害。质疑者在没有任何证据审查过程下,在第一时间公布他们的所谓“证据”,指名道姓地开始对被质疑者展开公开的审判。由于这种审判从来都没有一个最后结果,双方各持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这使得质疑者从来不用向被质疑者道歉。被质疑者的名誉损失从一开始已经成了定局。由于质疑者(特别是匿名质疑者)不承担任何后果,他们发展到刻意诬陷,整个质疑的目的变成了尽最大可能伤害对方,而不是保护对方!
    一个公民的正常权利被这种私设公堂的野蛮行为肆意践踏!我们看到过这种残暴行为,我们是从这种残暴社会走出来的。我们害怕再次回到这种无法无天的混帐社会。因此,我们强烈抗议这种野蛮行为。打假是公益事业,请把这个权力还给公权,不允许这种私设公堂的野蛮行为!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所谓”思想启蒙“,它在毒害社会!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