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文化的“巫术化”及其后果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17 爱思想 郑永年 参加讨论
在西方，除了文化启蒙之外，还有商业文化的启蒙。很多学者发现，商业的发展，对西方世界走出宗教神权的愚昧时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商业使人变得理性，因为商业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可以量化的经济分析。人们无需求助于神和上帝，就可以算计和预测经济活动。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发生了商业革命。但中国的商业革命不但没有使人变得理性，反而使人变得疯狂。 商业一旦产生，就抛掉了所有的道德和价值，GDP主义和货币主义横行，就以货币来衡量所有的一切，包括人的灵魂。金钱至上货币崇拜的现象，本身就与精神领域的供给不足、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实际上，一些宗教领域本身的高度商业化更能说明这个问题。）没有多少人会否认，今天的中国尽管具有一个越来越巨大的经济体，但文化则是虚空的。 显然，中国商人群体里面为数不少的人是最需要“巫术”、最相信“巫术”的。底层商人穿金带银，恨不得把所有财富都贴在脸上，穿在身上。中高层就收敛一些。不过，不同商人阶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信“巫术”，只是所去的地方不同罢了，有去庙堂求神拜佛的，也有去找“高人“的（例如王林），或者干脆财大气粗把“高人”请到家里来的。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中西商人尽管都是赚钱，但过程则是相反的。 在西方，经商被认为是一个净化心灵的过程。人是具有原罪的，赚钱就是一个洗清“原罪”的过程。因此，商人发了财，就要发挥功德精神，做慈善。中国似乎相反，经商的过程往往使得经商者具有了“原罪”。尽管也有不少商人学习西方，做功德，但大多数商人根本上只关心自己，对社会毫无关切之感，对穷人没有关怀心。 如果把中国商人的行为，从他们今天所面临环境的角度考虑，也是可以理解的。通常人所处的任何环境，都是可以加以科学分析，并通过科学方法来解决其问题的。然而，对于当今中国商人来说，环境有时候并非他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所能解释的，于是他们中的很多人转而求助于“巫术”。讽刺的是，“巫术”能让他们“安心”，却依然不能改变和控制环境。更为可悲的是，尽管很多商人明明是通过自己的辛劳和努力打拼出一片天下的，但他们往往倾向于把自己的故事“巫术化”，好像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同，而得到了“神秘力量”的帮助。 中国的政治人物何尝不是这样呢？在政治领域，从理论上讲，党政官员应当是唯物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实际上则不然。因为吏治制度的不完善，人们对升迁难以预测。一些干部官员比老百姓更需要“巫术”，升官、求平安都需要求助于不同类型的“巫术”活动。早些年发生的“法轮功”运动里面，有多少是党政官员、科学家、工程师呢！ 知识领域的巫术化 “巫术”和一些大牌明星走在一起更容易理解，因为两者的特点都是“表现”，都需要听众和观众。在很多情况下，巫术师和明星对一般老百姓而言是很难区分的。如果说，商人阶层和政治人物对“巫术”的需求主要是内心的，明星和“巫术”走在一起除了能够满足一些大牌明星的内心需求之外，他们具有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大众信徒。没有大众信徒这个基础，也就没有“明星”或者“巫术”了。 今天中国的知识领域的文化有没有“巫术化”？答案也是肯定的，只不过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可以说，最可悲就是知识领域的巫术化。这里的“巫术化”的表现五花八门，但也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找不到科学答案的时候，或者没有能力来解释某一现象的时候，总会去找寻一个神秘的似是而非的“替代”答案。 这里仅举“阴谋论”为例。在经济领域，当货币市场不稳定的时候，或者当股票市场经历剧烈波动的时候，一些人总能找到“敌人”的阴谋来解释之。在外交领域更是如此，人们往往把问题的根源归于“外部敌人”的阴谋，无论是美国、日本、支持恐怖主义的外国政府等等。 在知识领域，“去巫”化就是要破解被认为是神秘的“阴谋”，把阴谋放在阳光下。但当今的知识界则扮演了一个相反的角色，一些人把明明是可以解释、也可以解决的现象和问题“阴谋化”或者“巫术化”。这些年来，形形式式的“阴谋论”满天飞，不仅广受普通百姓欢迎，政治阶层的一些人居然也深信不疑。这里当然不是说，这个世界没有“阴谋”，而是说，所有这些被中国的知识界视为“阴谋”的东西，实际上大多都是“阳谋”。 例如，在全球化状态下，在考虑货币或者股票市场的时候，外在的要素当然是要考虑在内的。国际关系更是各国较量的地方，不管什么样的外在力量，如果有可能，总是要影响到中国的。如果不能考虑到外部因素，那只能说明自己的无知和无能。以“阴谋论”来掩饰自己的无能和内心的恐惧，不叩心自问，这就使得知识“巫术化”了。今天，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就需要人们科学理性地去看待所有这一切。知识界不能“去巫化”，对中国的长远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说精英阶层“巫术化”了，其实指两种精英，即精英和反精英（反精英的也是精英）。回到“气功大师”的案例。没有精英们的需求，就不会产生相应的“气功大师”。但是，反精英的精英何尝不是这样呢？诸多今天嘲笑这些“气功大师”的，不是也多次“面见”（或者专门拜访或者“不期而遇”）这些“气功大师”吗？反精英者也有着同样思路、同样的目标。 每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总会有另一类精英来批判倒了霉的精英。不过，结果总是一样，即用一种心灵鸡汤来替换另一种心灵鸡汤，并且两者之间根本不会有本质性的区别。实际上，在没有科学精神而文化被普遍“巫术化”的情况下，这样的事情一直会循环往复地进行下去。1980年代以来一代又一代的“气功大师”的涌现就是经验证据。 文化和思想的创造者首先出了问题，而传播者更是推波助澜，往往能够把“巫术化”的东西，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传播者不仅包括传统的媒体和学校等平台，也包括今天的社交媒体。实际上，在社交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是传播者，那些具有数十万甚至百万粉丝的“公共人物”，本身就俨然是一个巨大的媒体平台。 传播者千千万万，但商业化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今天，很多表面看来非常严肃的官方网站，都能连接到那些被法律禁止的网站。在商业化社会，赚钱是最重要的。因此，传媒的关切点不再是思想，而是人们的眼球，吸引越多的眼球表明越丰厚的利润。今天的各种网络用语层出不穷，但很难说是文化创造，大都是搞庸俗化，糟蹋文化。以庸俗为荣是当今媒体的最显著特点，连官方媒体也不能避免。 看看今天中国的记者群体就能了解媒界的很多情况。在很多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社会，记者本身就是一个好学者，是知识创造者，对事物具有判断能力，懂得传媒的社会责任。而中国媒界记者大部分都是刚离校的年轻人。他们精力充沛，走南闯北，报道着社会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经验，对事物缺少判断能力，一些人因此只凭吸人眼球的“言语”。这是体制的毛病，有经验的记者要不走上了领导岗位，意味着离开业务，或者转行到其他行业。在西方，记者从二三十岁到七八十岁的都有，这不仅仅是年龄的等级，而是知识的等级。年长者的经验和对事物的判断能力，与年轻人的精力和对事物的敏感相结合，很多报道本身就能传达好的思想和知识。 重塑道德和文化 “巫术化”文化的受众当然是形形式式的社会群体，包括激进的学生、炒股者、受人指使到处抗议者、对很多社会事物想不通而自杀或者诉诸于暴力、受邪教组织的录用而不能自拔等等。这些群体既是主要受众，也是支持者，同时他们也是“巫术化”文化最大的牺牲品。 文化如此堕落，使很多人对文化前途感到极其的悲观。有没有出路呢？应当意识到，类似的社会文化现象也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西方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形。前面已经讨论过，西方在中世纪也经历了漫长的黑暗和愚昧的时代，经过了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才改变了文化愚昧的情况。同样，在经历商业革命之后，西方再次面临文化重造的挑战。当时尼采就宣布“上帝死了”，就是说传统道德体系解体了。不过，之后，西方又找到了一个新的“上帝”，也就是重塑道德和文化。 中国文化如果要有出路，就必须对之进行重造和重构。正如一些人一直在呼吁的，中国需要一次新的启蒙运动。不过，在从事启蒙运动之前，人们可能不得不对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进行深刻的反思。如果不改变从前启蒙的政治性，情况或许会变得更加糟糕。如果不能引入科学和理性精神，任何复兴传统道德体系的努力都会走向反面，国学运动带动了“巫术”文化的复兴就是很好的例子。同样如果不能去政治化，任何外国思想和文化（不管被视为是多么先进）的进入，也会演变成另一类心灵鸡汤，而不是有效的制度转变。 历史的经验也告诉人们，文化的重建和复兴必须从文化和思想的生产者开始，也就是从精英开始。如果精英沉湎于“巫术化”的文化，整体社会都会仿效，今天中国的情形就是这样。中国必须培养出一些关键的少数人，他们具有现代科学和理性精神，能够生产出有效的知识产品，并且能够对社会承担责任。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更需要配合这个过程。如果没有这些关键的少数人群体，“巫术化”文化就会在百姓和精英之间互相流传，互相强化。在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的今天，面临“巫术化”文化越来越盛行的情况，中国也的确到了考量文化重建的时候了。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联合早报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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