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物里的故事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0:11:25 文艺报 乌兰其木格 参加讨论
关键词：苏曼凌 《京杭之恋》  荀子曰：“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在此，荀子指出了人与天地万物的密切关系。而在苏曼凌的长篇小说《京杭之恋》中，最引人注意的无疑是两代“才子佳人”对景泰蓝技艺和丝绸制品的精心研磨与发扬光大。作为珐琅世家子弟，谢京福与傅伊杭的相识相知源于珐琅。因为谢氏曾祖曾被满清贵族富察氏所救，所以曾祖父曾郑重承诺，要“给富察氏做两百件珐琅器，分文不取”。这一承诺一直传到了谢京福这代，由此，也开启了谢京福与傅伊杭、傅华与吴美莹之间的宿命相遇及情感纠葛。 故事开始于1956年除夕。曾经显赫喧嚣的富察氏珲贝子府此时早已门庭冷落鞍马稀了。专为皇室贵族服务的珐琅匠人已纷纷自谋生路，勉力挣扎在温饱线上，但重然诺、遵老礼、守规矩的旧京文化却没有被岁月全然带走。谢慎和谢京福父子以匠人精神沉浸在珐琅器的制作中，并按“老例”去昔日的富察氏今日的傅家送去精心制作的珐琅大瓶。在傅家的四合院中，谢京福对颇有艺术天分的傅伊杭一见钟情。但在小人的陷害和命运的拨弄下，一对有情人最终没能相守在一起。分离后的两人分别居于北京和杭州这两座城市，将无尽的思念和遗憾倾注在各自的事业中。经过刻苦的研磨，谢京福终成景泰蓝制作大师，而傅伊杭也成为著名的丝绸设计师。 在《京杭之恋》中，苏曼凌用大量的文字描摹了珐琅器的制作和丝绸的设计。作者反复申明的是，器物的制作不仅是人物得以安身立命的依凭，还是生命个体面对凄风苦雨始终葆有浩然之气的力量所在。当倾心爱恋的对象远走他乡与别人缔结姻缘的时候，谢京福赖以度过情殇、克服身心危机的秘钥便是回到他的匠人工作之中。自此以后，珐琅成为了他的精神支撑和灵魂伴侣。晚年的谢京福体悟到“做珐琅其实就是做人，当我们的人生遇到逆境时，就需要靠内心的勇气和力量弥补自己的不足，如此方能逐步化解一切困难”。某种程度上说，谢京福的一生就是与珐琅交互作用，互相陪伴、成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里，通过日常的劳作而体悟潜隐于万象中的事理与德性，最终达至修己立人、通达万物的匠人“至境”。 不独谢京福如此，小说中的傅华、傅伊杭、吴美莹、唐晓雯等人莫不如是。这些人物皆潜心于物，在与物交接的过程中既赋予世界以意义，同时也关切自身之“在”的意义。一器一物，亦有人世之思。精美的珐琅器皿和华美的丝绸不仅承载着匠人的技艺与运思，而且携带着他们的胸襟与品格。 此外，苏曼凌在小说创作中特别强调了对中国雅正文化的迷恋与追慕。在作者此前完结的《百草媚》《玉色》《染染纤尘》等作品中，均弥散着浓郁的传统文化特色。翻阅《京杭之恋》，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在长达40多万言的小说中，自始至终遍布着对古典诗词的引用及对书法绘画的描摹。作者特意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珐琅和丝绸制作的启迪作用。如傅华独出心裁创制的珐琅画便以古诗中的“蝴蝶”为主题，设计出了一系列高端作品。而吴美莹的丝绸制品也充分借鉴了国画和古诗含蓄隽永的意境，从而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独领风骚。 更重要的是，小说指出了大师级匠人除苦练技术外，还必须具备向学之心和人文情怀。正如谢京福在教授学徒时曾说：“人家是在丝绸上绣花，我们是在铜胎上绣花，我们用的是铜丝。如果学识饱满，胸中有沟壑，那么那些柳叶呀、花花草草呀、虫鸟呀，都可以按照我们想要的样子任凭我们驱使。”对器物制作的书写中，《京杭之恋》在强调科学理性精神的同时亦特别注重匠人的生命体验和心灵感悟。而古典文化的注入，不仅增强了小说语言的抒情性，调节了小说的叙事节奏，而且构成了别具一格的小说意境，是一种具有“中国格调”和“中国气质”的写作。 然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情书写和眷恋并不代表作者只一味地泥古和守旧。在《京杭之恋》里，具有悠久历史的珐琅和丝绸被放置在时代变化的考量之中，它们必须应对来自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必须面对新技术手段改变的现实，需时时揣摩和“迎合”消费人群的需求及心理。这让苏曼凌的作品虽然涉及传统文化和贵族的衰落往事，却并没有陷落在感伤主义的怀旧中难以自拔。虽然面对古典时代的渐行渐远，一种挽歌般的眷恋情绪始终挥之不去，但她的写作依然是时代性的书写与勘探。 例如，在谢京福和傅伊杭这代，小说写出了他们在日新不已的时代变革面前既守正又趋新的匠人智慧和气度。谢京福穷其一生沉浸在景泰蓝事业的钻研和制作中，对祖辈留下的这门技艺，他叹服尊崇，无数次要求他的弟子们“好好学习老祖宗们的智慧”。但同时他也以敞开的怀抱迎接技术革新，鼓励学徒们进行珐琅色彩的开发，用求新求变的态度保持与时代的同行。而在傅华和吴美莹这代，他们则在传承渊源有自、世代相传之技的同时，以更为积极的姿态进行着大胆创新并取得了成功。总之，在《京杭之恋》中，通过珐琅和丝绸这些中国技艺与器物文明的现代性遭际，作家试图找到一条沟通传统与现代的途径，从而激活古老文化中那些尚具生命力和精神性的部分，让它们在现代变局中焕发出新的别样生机，进而成为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技艺资源和文化宝藏。 如果说在器物的书写里，苏曼凌以通透豁达的心性思考揭示了“常”与“变”的辩证关系，那么在爱情的述说中，作者则以近乎极端的方式彰显出了古典之爱的庄重。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曾提出，“文以情生，未有无情而有文者”的深刻道理。小说中，苏曼凌将关注的焦点对准过往年代中圣洁而执拗的爱情往事。谢京福犹如爱情的殉道者般守护着他与傅伊杭之间那份亦真亦幻的情感。当早已过了而立之年的谢京福见到聪慧美丽的傅伊杭时，便如痴如醉地陷入了爱的漩涡。为此，他可以义无反顾地拒绝曹慧珍和唐晓雯对他的倾心之爱，也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父亲的意愿，甚至可以接受傅伊杭与别的男人缔结姻缘生下的孩子并悉心教导抚育。他如骑士般温情，每当傅伊杭落魄潦倒、日暮途穷之时，他便适时出现；当危机解除之时，他又自觉退却，将一腔深情掩埋于心。更令人唏嘘感慨的是，当傅伊杭再一次嫁给别人并不辞而别的时候，谢京福在几乎失了性命的情况下依然毫无怨言。此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独身生活，再无成家的打算，并在时光的流转和世情的变幻中始终保持着对傅伊杭的深情瞭望。 与之相似，傅华对吴美莹也是一见钟情，从此矢志不移地深爱她。但吴美莹因为前任男友的暴力伤害不敢进入爱的伊甸园，所以她屡次拒绝傅华的追求。与上辈相较，他们的爱情之路同样艰难波折。不同的是，傅华是行动派，不再延续养父谢京福柏拉图式的恋爱路数。在傅华的坚持下，两人在共同工作并历经生死劫难的考验后，吴美莹终于放下了心防，与傅华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可以看出，《京杭之恋》在“记载世间男女的悲欢成败”之时，作家本人对婚恋的“真意实感”也渗入其中，那便是温柔敦厚的儒雅君子对佳人“磐石无转移”式的爱情守候。许是出于对理想爱侣的召唤与渴慕，小说中对男性的塑造多少带有理想化和理念化的色彩。在写作的过程中，苏曼凌不再只是隔岸观火，而是“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鲁迅：《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这种炽热的情怀遍布在字里行间，营构出或凄美、或恬静、或萧瑟、或温馨的画面与场景，将人性深处的普遍诉求用文字轻吟浅唱，读者则从作品中体验到澎湃的激情，获取了精神抚慰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女性作家，苏曼凌对女性的生存境遇与心路历程格外关注。《京杭之恋》中，小说精心描摹出一群各具特色的女性人物群像。尽管这些女性在出身和阅历上不尽相同，但她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具有骚动和饱满的灵魂——不愿做困守闺阁的贞顺女子，而愿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中活出属于自己的华彩。譬如傅伊杭面对家族落寞、家庭困窘的现状，她没有自欺欺人地沉浸在家族没落的辉光中，而是清醒地意识到变革时代已经来临，以及陈腐规矩必须改变的现实。 在小说的第三章，少女时代的傅伊杭便对嗜赌成性的父亲傅恒远说出了“求人不如求己，自力更生才是正途”的劝谏之语。而且，她坚定地认为，“现在是新时代了，女子都上学堂了，我也可以和男子一样顶天立地”。为此，她不顾父亲的阻挠，勇敢而大胆地做起了丝绸生意。然而，在库寿山和凌云等人的阴谋算计下，傅伊杭的事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她赖以栖居的房产也被霸占。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倔强的傅伊杭依然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也没有放弃做出一番事业的雄心。终于，她成为了知名的丝绸设计师，实现了少年时代立下的鸿鹄之志，活成了理想中的自己。 傅伊杭之外，小说亦浓墨重彩地塑造了吴美莹、唐晓雯、梁思真、曹慧珍等“至情至性”的女子。在《京杭之恋》中，她们在追求事业或爱情的道路上都曾遭遇过失败，但在痛苦过后，她们也都获得了成长，体悟到爱和生命的真谛，并怀着信与善的力量继续前行在滚滚红尘中。 当然，《京杭之恋》最打动读者的还是作者对人性和人心的理解与体恤。苏曼凌不愿她的写作陷溺在简单的善恶判定与欲望书写里。恰恰相反，她以温婉的方式对固有观念和喧嚣热闹的写作模式表达着异议。在深刻的理解和“懂得”之下，作者将书写的重心置诸在呈现人类灵魂的内部景观上，并用至高的仁慈之心为笔下人物的抉择和言行寻找因由。尤为重要的是，作者对人物深沉的爱与理解不仅止于那些充满美感的“正面”人物形象，而且无差别地照彻在那些具有人性弱点的“反面”人物身上。例如小说中的库氏父子、黄玉斌、陆梅等人物都曾有过不光彩的行为。他们或被仇恨迷失了心性，或因妒忌而施展阴谋，或因误解而蛮霸贪婪。对这些不那么美好的人，苏曼凌也没有一味地谴责和批驳，而是详细具体地交代出他们的家族历史与精神肌理，将生活的复杂和人性的驳杂呈现出来。可贵的是，犯错之后，黄玉斌、陆梅等人开始意识到自身的狭隘和偏激，他们用实际行动弥补着过错，身与心逐渐向善与美的方向靠拢。而背负家族世仇的库光耀也在傅华的善意与救护下显现出转变的迹象，仇恨的坚冰在悄无声息地融化，救赎之路则渐次敞开。 毋庸讳言，《京杭之恋》在总体上带有“质胜于文”的缺憾，章节布局和人物塑造也有生硬艰涩之嫌。但作为一名正在成长中的网络作家，我们可以看到苏曼凌在写作中的辽阔与温厚。她的文字一以贯之的是对优雅器物和优美人性的追慕与钟情，而这些恰是文学之“心”和人性之“核”。寻此道路，也许在未来的日子里，作家会为我们带来惊喜，并源源不断地提供尘世的慰藉。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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