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元年（1909年）秋，清廷的游美学务处，招考赴美留学的学子。最终四十七人上榜，第六名为梅贻琦。当时主持留学事务的梁敦彦，惩于留日学生多习法政归国后以做官为尚，主张游美学生应着重理、工、农、商等实用科目，以裨学成报效。也许受此观念影响，梅贻琦选择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吴士脱工科大学（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现译伍斯特理工学院），就读电机工程系。1914年秋，梅贻琦毕业回国，第二年秋，到清华学校任教。浦薛凤回忆他在清华时受教于梅贻琦的情形：“梅师曾授予数学一课，讲话特别缓慢，解释非常明白，练习认真，而态度和蔼，此一印象至深，迄今犹历历如昨日事。”（《梅故校长精神永在》，收入浦薛凤著《音容宛在》，商务印书馆2015年5月版，69页）
既然梅贻琦是理工出身，一般人遂不免以为这位清华大学的校长不怎么读文艺、社科方面的书。梅贻琦之妻韩咏华写于1981年的文章《同甘共苦40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谓：“月涵（梅贻琦字——引者注，下同）担任校长后，他的生活几乎就只有做工作、办公事，连吃饭时也想着学校的问题。工作之余就是看看报纸，也未见他看过什么小说之类的东西。”（《天南地北坐春风：家人眼中的梅贻琦》，石油工业出版社2018年9月版，21页）我们只能说，这位太太怕是不怎么“了解”自己的丈夫——梅贻琦当然看过小说，而且看过不少。
现将《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5月版）中有关梅贻琦阅读状况之记录按时序逐条列出，便于我们了解他读书的情形（原书录文、标点有个别疏误，迳改）。
1941年1月9日：“晚阅André Maurois's ‘Disraeli’前数章，夜半始停。”按，梅贻琦读的是法国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所著《迪斯雷利传》，迪斯雷利曾出任英国首相。此书民国间有中译本，题《维多利亚时代英宫外史》，李唯建译，中华书局1935年2月初版。梅氏所读应为英文版。
1941年1月17日：“1:30 a.m. Finished Disraeli. Felt a great sympathy and admiration for this man.”（参考译文：凌晨一时半，阅《迪斯雷利传》终卷，殊感与此公意气相投，且甚赞佩。）
1941年2月23日：“晚阅Rachel Field's ‘All This, and Heaven Too’完，此书写得颇好，情节亦颇有趣，不知能续借寄耒阳一阅否。”按，梅贻琦读的是美国小说家蕾切尔·菲尔德（1894-1942）的小说《卿何遵命》，女小说家基于自己伯祖母的真实经历创作，英文版出版于1938年，两年后被改编为电影，由贝蒂·戴维斯主演。小说主人公为一家庭女教师，在一法国公爵家执教时，与公爵似生情愫，公爵夫人嫉之。后公爵夫人被谋杀，公爵与女教师二人均有嫌疑，而她要自证清白。自20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起，梅贻琦与朱经农妻子杨净珊之间即有情愫，是时读此小说，心中不能无感，遂希望远在耒阳的杨净珊也读一读，以通款曲。书大概是从西南联大图书馆借的，故有“续借”一说。关于梅、杨情事，可参考谭苦盦文章《“还剩旧时月色在潇湘”——梅贻琦日记之“珊”》（徐俊主编《掌故》第六集，中华书局2020年7月版）。
1941年3月29日：“晚阅Anthony Hope's ‘Prisoner of Zenda’完。”按，梅贻琦读的是英国小说家安东尼·霍普（1863-1942）的历史小说《詹达堡的囚徒》。
1941年7月2日：“日间无计避暑，只在花厅与郑（天挺）、罗（常培）看书，写日记。”
1941年9月11日：“饭后阅Arnold Zweig's ‘The Case of Sergeant Grischa’…… ”按，梅贻琦读的是德国小说家阿诺德·茨威格（1887-1968）的小说《格里沙中士案件》英文版。
1941年11月8日：“……会散后阅De Gaulle's ‘The Army of the Future’终卷，书旨颇确当，惜法人未注意。 ”按，梅贻琦读的是戴高乐将军的军事著作《未来的军队》英文版。法文原著出版于1934年，题为《论职业军队的建立》。《未来的军队》是1941年的新书，梅贻琦当年就读到了，在战时昆明，可谓速矣。
1945年9月18日：“下午小睡后在寓看书未出门。”
1945年9月19日，“（午）饭后至求精中学饮茶、看书。”
1946年1月27日：“下午收拾花草。在阳台上看书，颇和暖有春意。”“晚贪看小说，至五点看完始入睡。”
1946年2月25日：“上午写信、看书颇觉闲适。”
1946年5月26日：“在床上看‘The Life of the Heart’，述George Sand身世者，至一点始睡。”按，梅贻琦读的是意裔美籍女作家弗朗西斯·温沃（Frances Winwar, 1900-1985）的传记作品《心之生命：乔治桑及其时代》英文版。此书出版于1945年，梅贻琦次年就读到了，亦难得。
《1943年度政治家年鉴》书名页钤梅贻琦印
在1941年至1946年六年间，梅贻琦在日记里记录读传记两种、社科书籍一种、小说四种（一种未记书名），凡提及书名者皆为英文书。似乎可认为，英文书在梅贻琦的阅读中占重要地位。至于梅太太后来称“未见他看过什么小说之类的东西”，可能是太太对丈夫疏于观察或懒于观察，或本来就不擅观察，不足为据。
2024年4月，我买到一册残破的英文旧书《1943年度政治家年鉴》（The Statesman's Year-book 1943），书名页钤朱文篆印“梅贻琦印”。《政治家年鉴》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政经年鉴，始创于1864年，到今天仍在持续出版。1943年度的，为该年鉴第八十次刊行。《政治家年鉴》一般在当年年初面世，而所载信息更新相当及时，如《1943年度政治家年鉴》有关中国部分，当时国民政府的部长名单，更新至1942年12月7日。全书厚达一千四百多页，能维持这样的更新速度，编纂能力是惊人的。这样一部工具书，当然是供人查阅，而非展读的。不过，梅贻琦既郑重钤印，自己留存，想来还是觉得它有用处。梅贻宝回忆，1945年赴美前曾到昆明看望兄长梅贻琦（按“大排行”，称为“五哥”），在兄嫂家住了一夜：“临睡前给我搭了张行军床，借了条被，就设在五哥书架前……”（《5月19忆“五哥”》，收入《天南地北坐春风：家人眼中的梅贻琦》，石油工业出版社2018年9月版，72页）梅贻琦家中有书架，证明藏书多少总会有一些，或许这册《1943年度政治家年鉴》即在架上，也未可知。
梅贻琦藏《1943年度政治家年鉴》书脊
1948年12月21日，梅贻琦乘接运教授的飞机离开被围的北平。清华大学1938年级校友张起钧与梅贻琦同乘此机，他在1965年的回忆文章《临难不苟的梅贻琦先生》中称，12月14日即有离平的飞机，清华大学教授敦福堂教授向梅贻琦通报消息，“先生在听到此事，并弄清这架飞机并不是接他之后，他竟无动于衷，一如平日缓和低沉的声调，说是他不预备去。虽经敦先生一再告以时局的危急，错过这架飞机，可能不会有机会，但他始终若无其事的谢绝了这建议。后来政府接梅先生和各位教授的飞机来了，他才把一切事安排妥贴后，从容不迫的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走上飞机。”（张起钧著《人海声光》，三民书局1974年4月版，53页）。关于梅贻琦离北平一幕，赵赓飏《梅贻琦传稿》写的是，送行者“目睹先生只带手提打字机一架，别无长物，神情凄怆，默然登机”，而张起钧则提到梅贻琦还“拿着两本书”。张起钧为亲历者，他的话自然更可信从。那手上的两本书，不正好体现梅校长的读书人底色吗？只是他还有更多的书，留在北平，带不走了，其中就包括《1943年度政治家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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