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元年(1909年)秋,清廷的游美学务处,招考赴美留学的学子。最终四十七人上榜,第六名为梅贻琦。当时主持留学事务的梁敦彦,惩于留日学生多习法政归国后以做官为尚,主张游美学生应着重理、工、农、商等实用科目,以裨学成报效。也许受此观念影响,梅贻琦选择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吴士脱工科大学(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现译伍斯特理工学院),就读电机工程系。1914年秋,梅贻琦毕业回国,第二年秋,到清华学校任教。浦薛凤回忆他在清华时受教于梅贻琦的情形:“梅师曾授予数学一课,讲话特别缓慢,解释非常明白,练习认真,而态度和蔼,此一印象至深,迄今犹历历如昨日事。”(《梅故校长精神永在》,收入浦薛凤著《音容宛在》,商务印书馆2015年5月版,69页) 既然梅贻琦是理工出身,一般人遂不免以为这位清华大学的校长不怎么读文艺、社科方面的书。梅贻琦之妻韩咏华写于1981年的文章《同甘共苦40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谓:“月涵(梅贻琦字——引者注,下同)担任校长后,他的生活几乎就只有做工作、办公事,连吃饭时也想着学校的问题。工作之余就是看看报纸,也未见他看过什么小说之类的东西。”(《天南地北坐春风:家人眼中的梅贻琦》,石油工业出版社2018年9月版,21页)我们只能说,这位太太怕是不怎么“了解”自己的丈夫——梅贻琦当然看过小说,而且看过不少。 现将《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5月版)中有关梅贻琦阅读状况之记录按时序逐条列出,便于我们了解他读书的情形(原书录文、标点有个别疏误,迳改)。 1941年1月9日:“晚阅André Maurois's ‘Disraeli’前数章,夜半始停。”按,梅贻琦读的是法国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所著《迪斯雷利传》,迪斯雷利曾出任英国首相。此书民国间有中译本,题《维多利亚时代英宫外史》,李唯建译,中华书局1935年2月初版。梅氏所读应为英文版。 1941年1月17日:“1:30 a.m. Finished Disraeli. Felt a great sympathy and admiration for this man.”(参考译文:凌晨一时半,阅《迪斯雷利传》终卷,殊感与此公意气相投,且甚赞佩。) 1941年2月23日:“晚阅Rachel Field's ‘All This, and Heaven Too’完,此书写得颇好,情节亦颇有趣,不知能续借寄耒阳一阅否。”按,梅贻琦读的是美国小说家蕾切尔·菲尔德(1894-1942)的小说《卿何遵命》,女小说家基于自己伯祖母的真实经历创作,英文版出版于1938年,两年后被改编为电影,由贝蒂·戴维斯主演。小说主人公为一家庭女教师,在一法国公爵家执教时,与公爵似生情愫,公爵夫人嫉之。后公爵夫人被谋杀,公爵与女教师二人均有嫌疑,而她要自证清白。自20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起,梅贻琦与朱经农妻子杨净珊之间即有情愫,是时读此小说,心中不能无感,遂希望远在耒阳的杨净珊也读一读,以通款曲。书大概是从西南联大图书馆借的,故有“续借”一说。关于梅、杨情事,可参考谭苦盦文章《“还剩旧时月色在潇湘”——梅贻琦日记之“珊”》(徐俊主编《掌故》第六集,中华书局2020年7月版)。 1941年3月29日:“晚阅Anthony Hope's ‘Prisoner of Zenda’完。”按,梅贻琦读的是英国小说家安东尼·霍普(1863-1942)的历史小说《詹达堡的囚徒》。 1941年7月2日:“日间无计避暑,只在花厅与郑(天挺)、罗(常培)看书,写日记。” 1941年9月11日:“饭后阅Arnold Zweig's ‘The Case of Sergeant Grischa’…… ”按,梅贻琦读的是德国小说家阿诺德·茨威格(1887-1968)的小说《格里沙中士案件》英文版。 1941年11月8日:“……会散后阅De Gaulle's ‘The Army of the Future’终卷,书旨颇确当,惜法人未注意。 ”按,梅贻琦读的是戴高乐将军的军事著作《未来的军队》英文版。法文原著出版于1934年,题为《论职业军队的建立》。《未来的军队》是1941年的新书,梅贻琦当年就读到了,在战时昆明,可谓速矣。 1945年9月18日:“下午小睡后在寓看书未出门。” 1945年9月19日,“(午)饭后至求精中学饮茶、看书。” 1946年1月27日:“下午收拾花草。在阳台上看书,颇和暖有春意。”“晚贪看小说,至五点看完始入睡。” 1946年2月25日:“上午写信、看书颇觉闲适。” 1946年5月26日:“在床上看‘The Life of the Heart’,述George Sand身世者,至一点始睡。”按,梅贻琦读的是意裔美籍女作家弗朗西斯·温沃(Frances Winwar, 1900-1985)的传记作品《心之生命:乔治桑及其时代》英文版。此书出版于1945年,梅贻琦次年就读到了,亦难得。 ![](/uploads/collect/202408/15/719720879868402282425.jpg) 《1943年度政治家年鉴》书名页钤梅贻琦印 在1941年至1946年六年间,梅贻琦在日记里记录读传记两种、社科书籍一种、小说四种(一种未记书名),凡提及书名者皆为英文书。似乎可认为,英文书在梅贻琦的阅读中占重要地位。至于梅太太后来称“未见他看过什么小说之类的东西”,可能是太太对丈夫疏于观察或懒于观察,或本来就不擅观察,不足为据。 2024年4月,我买到一册残破的英文旧书《1943年度政治家年鉴》(The Statesman's Year-book 1943),书名页钤朱文篆印“梅贻琦印”。《政治家年鉴》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政经年鉴,始创于1864年,到今天仍在持续出版。1943年度的,为该年鉴第八十次刊行。《政治家年鉴》一般在当年年初面世,而所载信息更新相当及时,如《1943年度政治家年鉴》有关中国部分,当时国民政府的部长名单,更新至1942年12月7日。全书厚达一千四百多页,能维持这样的更新速度,编纂能力是惊人的。这样一部工具书,当然是供人查阅,而非展读的。不过,梅贻琦既郑重钤印,自己留存,想来还是觉得它有用处。梅贻宝回忆,1945年赴美前曾到昆明看望兄长梅贻琦(按“大排行”,称为“五哥”),在兄嫂家住了一夜:“临睡前给我搭了张行军床,借了条被,就设在五哥书架前……”(《5月19忆“五哥”》,收入《天南地北坐春风:家人眼中的梅贻琦》,石油工业出版社2018年9月版,72页)梅贻琦家中有书架,证明藏书多少总会有一些,或许这册《1943年度政治家年鉴》即在架上,也未可知。 ![](/uploads/collect/202408/15/830729351706706738525.jpg) 梅贻琦藏《1943年度政治家年鉴》书脊 1948年12月21日,梅贻琦乘接运教授的飞机离开被围的北平。清华大学1938年级校友张起钧与梅贻琦同乘此机,他在1965年的回忆文章《临难不苟的梅贻琦先生》中称,12月14日即有离平的飞机,清华大学教授敦福堂教授向梅贻琦通报消息,“先生在听到此事,并弄清这架飞机并不是接他之后,他竟无动于衷,一如平日缓和低沉的声调,说是他不预备去。虽经敦先生一再告以时局的危急,错过这架飞机,可能不会有机会,但他始终若无其事的谢绝了这建议。后来政府接梅先生和各位教授的飞机来了,他才把一切事安排妥贴后,从容不迫的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走上飞机。”(张起钧著《人海声光》,三民书局1974年4月版,53页)。关于梅贻琦离北平一幕,赵赓飏《梅贻琦传稿》写的是,送行者“目睹先生只带手提打字机一架,别无长物,神情凄怆,默然登机”,而张起钧则提到梅贻琦还“拿着两本书”。张起钧为亲历者,他的话自然更可信从。那手上的两本书,不正好体现梅校长的读书人底色吗?只是他还有更多的书,留在北平,带不走了,其中就包括《1943年度政治家年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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